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之年。党中央的口号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全国各地兴建炼铁炉，各级领导亲临指挥，我当时成了一名“钢铁战士”，锤铁块，抬铁水，浇钢模铸钢锭等。在党的领导下，人人信心百倍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全国到处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找铁矿挖铁矿的热情很高，有的地方找不到铁矿，把家里炒菜的铁锅放进土高炉里炼铁，放卫星。在农业战线上也不断地放卫星，亩产稻谷万斤，二万斤，越放越不着边，广大群众背后议论说是浮夸、假话！没有一个领导敢说真话实情。事实上，广大农村农田荒芜，庄稼没法好好生长，因为很多农民抽去大炼钢铁，放卫星去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又搞人民公社是天堂，城镇乡村都建人民公社，人人进公社食堂吃集体伙食，不久缺粮揭不开锅，停止了食堂回家各搞各的“小灶”。搞小灶没有粮油，无法开锅，有的地方群众挖野菜，有的地方找代用品充饥。领导每次作报告时都说苏联“老大哥”逼债还钱，还在一九五零年期间抗美援朝时中国用了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等统统还要还给他们，这样换成卢布、美金是个天文数字。中国用啥东西还？只有用粮食、副食品还债。这时国家在放高产卫星的省区征粮、购粮，浮夸的官爷们到农村翻箱倒柜强行征粮，讨好上级。有的地方百姓没有吃的，到外地讨饭；也听说中原和山东一带大量难民闯关东，逃往北大荒求生。

这时我在贵阳，虽然有定量供应，但在1960年每月29斤减至24斤。在机关食堂搭伙吃不饱、菜也没有油水。有时饿的肚皮空叫，只好喝水充饥，越喝越饿，我已有浮肿但还在上班工作。在这饥饿的形势下，想到我的父母怎么样，有饭吃吗？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回家看望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活下去。可是我每月只有44.50元的工资，除自己吃饭生活外所剩不多。无可奈何只好将自己的手表卖掉换成人民币。有了这笔钱后，在贵阳买了定量供应的食品，但数量太少。这次我又去交际处找到我的好朋友刘清瑞，刘说：“交际处有些副食品，但是供应高级领导的，控制很严，很难买到的。现在你要去老家探望父母，我无能为力，帮不上大忙。前两天我有个老朋友从新西兰回来，给了我两块黄油，你把它带回去，表示心意吧！”这时能得到两块黄油（约半斤），求之不得的好东西，真是莫大的恩典啊。千里送厚礼情意深重啊！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很温暖啊！

我在回家的路上，见到坐在火车上的人们，多数面黄肌瘦，好像没吃饭似的，没精打采，说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但讲不完的同一类话题，有的地方饿死人了，有的地方灾民抢粮库的粮米，多个地方灾民结伙讨饭等，但没听到有造反的。我听了这些新闻，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未加理睬。到了北京见到表兄刘明吉，他说外出去北京郊区的时候，见街上没有卖吃的东西，大街上乞讨的人们较多，听说辽宁家乡灾情更要严重……。表兄工作在保密单位，副食供应比较充足一些。他在机关食堂用他的定量买了二十斤挂面，及出口转内销的鱼、肉罐头五筒。这时市场上供应的鱼、肉罐头只能在外汇商店用侨汇券才能买到的，我能买到这种稀有食品，是托了表兄的福！

我在北京排队买了些糕点，排队买东西有限量的，最后又到高价商店买了八元一斤的糕点，那时平价糕点每斤才二元钱。我买的高价糕点里面也有杂粮或代用品，只要能吃、充饥我就买。这次探亲买回去的食品总计有八十多斤。进家门见到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没精打采，又看到父亲拿着小板凳走进院里，母亲对我诉说父亲饿了就喝水，太累了就坐下休息，不然浮肿病就会发大了。

父亲说带来的这些食品，是救命的，不能吃多，吃多了会撑着得病的，也不能吃快，吃快了不消化，我们要细水长流，够吃一个多月了。现在人心隔肚皮，知道你有吃的了，有人会来偷你的，抢你的。我们要防范的，把这些吃的东西藏好、保护好。

在这次探亲期间，有些亲朋好友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