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蔑诋毁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



走资派篡权以来，诬蔑诋毁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就在邓说谎造假的《决议》里 。首先，《决议》给一切和毛泽东有个人恩仇的人、学术骗子以及美国势力为代表的“和平演变”推销员们，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激发了他们共同一致的行为：从毛泽东的公共政治生活到毛泽东纯个人的家庭情感生活各个层面对毛泽东进行诋毁诬蔑，目标是从打破毛泽东这个偶像入手，颠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次，《决议》划定了一条红线，党内、体制内任何人不得为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辩护，否则不换思想就换人。曾是副总理的陈永贵的遭遇可以说明一切。1979年，《决议》尚未形成，大寨就受到胡耀邦们的公开批判，陈永贵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他特别地回昔阳主持了昔阳县第七次党代会（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两个多月）。面对1100多位代表，陈永贵先是例行公事的祝贺大会圆满成功，之后，他拿讲稿的手就颤动起来，脸色也凝重起来，随后他摘下帽子，沉静的注视会场，脱离会议议程，提议“为已经逝去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默哀完毕，代表们抬头看时，陈永贵在主席台上老泪纵横。他忍着悲痛说：“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头。陈永贵自此以后，再没有回过大寨（资料来源，光碟：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人生沉浮录）。跟随他起家的所有干部（有的已是部级省级干部），除了极少数与时俱进，换了思想者之外，其他人全部遭受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清除，有的还进了监狱。有了陈永贵的这个遭遇，谁还敢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辩护？体制内和党内又会有几个人会去对诋毁诬蔑毛泽东的言论进行反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权利，一些人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放纵对毛泽东的诋毁诬蔑。历史地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决议》都没有从任何意义上，起到维护毛泽东威信和尊严的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一方面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尊严，一方面又要守着《决议》的底线，能两全其美吗？显然不能。只要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其义正词严反击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罪”，煞有介事说“错误”和“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其慷慨激昂驳斥说毛泽东私人生活并非如谣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毛泽东没有得淋病，又有什么价值呢？有哪一个这样的严肃的思考者会相信这类垃圾，需要走资派能来帮助清理？严肃的思考者只是真诚的期待又能够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人，敢于站出来直面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抛开政治偏见，本着“独立之精神”，给毛泽东晚年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去给年轻的、求知的、代表中国未来的大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些“无知的”青年大学生所需要的，绝对不是避重就轻的垃圾清理工作！而那些本来就别有用心的人又怎么会接受走资派的所谓垃圾清理呢？更加荒唐的是，走资派把改革以来“亲爱的妈妈”因为政治偏见，主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控，治国方略上犯下了大本大源的错误，从而造成青年人对于革命史的淡漠，对于革命史的文化传统置若罔闻，轻描淡写归结于党史工作者和大学党史教育老师们“文风问题”。这是在为谁开脱罪责呢？为了纠正“文风”，开展别开生面的革命史教育，走资派们甚至提议用动漫搞党史宣传，用网络游戏搞革命史知识的普及推广！这正是拉出的屎臭却毫无道理怪罪蹲茅坑的方法错了。“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不是修正主义者，不是走资派。但毛主席当时就是这么认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这样的评论，拿到现实里对照起来看，有一文钱的价值吗？有一毫克的真理性吗？这是在为毛泽东辩护还是在为刘少奇辩护，为什么样的路线充当卫道士，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换句话说，这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在维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人的利益，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还真以为中国现在人人都和走资派们一样富有，真的没有童工，没有资本家和讨饭的严重贫富差距吗？
     
 “大跃进”就算是个错误，那么为什么错误要由二线的毛泽东付全责，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整个经济内阁谁都没有错误？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许多人已经清楚了刘少奇在彭德怀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的作用，知道了整个庐山会议的大致过程，甚至也知道了在1962年7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样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毛彭之间有无个人恩怨上下功夫，说什么“不是因为毛岸英的死造成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私恨，才导致毛泽东打到彭德怀，而是因为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才要打到彭德怀”。这弹出的依然是臭名昭著的老调，是把庐山会议的真相隐瞒起来，用他的“正确的方式”，告诉大家的确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要打倒彭德怀（彭德怀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彭德怀是否牵扯到其他问题，暂且不论）这是为哪个尊者讳言呢？当然是为刘少奇这个尊者和他后来的代理人。更为暧昧的是，关于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左翼人士甚至都能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出发，对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切人的错误，宽宏大量加以原谅，质疑的并非是有无饿死人，而是有无“饿死3千万人”。关于这一事件的最真实的具体材料，完全有能力有数据在不经意中告诉大家真相，可是走资派们只强调了“饿死很多人”，就是不告诉大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继续给听众留下，甚至故意给听众制造“饿死3千万人”的想象空间。这是为毛泽东“有错而不是有罪”做辩护而该作的分说么？不是。这只会引发更深的认识混乱，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还从“毛泽东犯错动机是好的”这个幼儿园和小学生的“方法论”（“好人还是坏人的二分法”）着手，为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作辩护，试图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他归纳的毛泽东的“五大成就”完全割裂开来，仿佛它们是两个独立系统里独自发生的事，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当实在割裂不开的时候，就说成就是“亲爱的妈妈”集体抵制和克服了毛泽东的错误的干扰的结果。这是在搞历史评说吗？一个国家领袖在犯有被人确立为“罪”的所谓全局性“错误”的时候，却能成就使一个百年积弱积贫的国家，彻底摆脱列强奴役成为现代世界强国之一的“五大成就”，这说得通么？真心实意的期盼现在有人也能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建立类似的“五大成就”，或者直接把台湾拿回来了，把美国打趴下了，把三农问题解决了，把两极分化，把腐败，把黑社会都铲除了。有谁敢拍这个胸脯吗？所以说，这个“晚年错误说”，正可以用孔庆东的“三妈”来骂一骂的。

毛泽东在建国不久就确立了“打扫房子后再请客”（先巩固政权再谋求打破美国集团的封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无非是他心系中华民族安危，心系中国黎民百姓前途，想让中国早点强大起来，想让中国老百姓别再受内外反动派的欺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执”太过强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拼了老命来打扫房子，来请客。老人家辞世的时候，房子打扫了，客也请过来了。这里有什么错误？如果毛泽东的“错误”正在1959年被彭德怀纠正，或者1962年被刘少奇们“纠正”而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么概括的“五大成就”立马就化为乌有。莫说“五大成就”失去，就是国防方面的这一项成就不存在，中国早在20年前，就已经再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绝对不只是一个内部“新三座大山”、黄赌毒、贪污腐化这些事情祸乱中华这么简单的问题——虽然这一切也必然同时降临；也就没有今天这帮酒囊饭袋的庙堂人士，到处喷粪，为毛泽东“评功论错”。当今中国，除了底层老百姓还有基本的智力和良知，因而有权利给毛泽东评功论错之外，其他人谁还有这样的智力、良知和权利？黑天鹅开会，讨论起白天鹅的错误，说白天鹅的错误就在于其羽毛是白的而不是黑的，这不荒唐吗？燕雀们给鲲鹏开会论错，一开口就说鲲鹏的错误就在于其宏伟巨大，一展翅就是9万里，燕雀们终生也飞不到那么高那么远，这种错误不可饶恕，这难道不是燕雀们的没有自知之明吗？
       
文化大革命是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焦点，这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新运动，被以上的燕雀们和黑天鹅们，标记为一场造成浩劫的政治闹剧，其思想史意义被轻易的否定了。政治在这里被确立为学术标杆，政治定性取代了学术裁判，具体表现为《决议》成为学术尺度。毛泽东一贯倡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革新运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过程又受到来自党内外的各种干扰，在当时造成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混乱，例如在北京高级干部子弟知道他们的老爹们有下台的危险的时候，就组成“联动”为非作歹，大肆杀人放火，犯下了滔天罪恶。这些在某些人授意下干扰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掩盖了文革本身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充分表达，给后来的政治斗争的胜出者（他们正是当时打着红旗反红旗，干扰文革进程的人）贬损文化大革命，诬蔑其为一场政治浩劫提供了口实。这些人其实是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所以，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迫不及待搞出一个政治上的《决议》，来统帅一切。
     
 然而，浩劫标签是否正确，要看其标示货物到底是什么。打开包装，货物与标签不符，是修改标签还是抛弃货物？这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走资派们却把它搞成了一个复杂问题。可以说改革40年是一个启封包装，验明文化大革命这一货物实质内容的过程。现在已经验明了。走资派做的不是抛弃标签，或者修改标签，而是坚持认为货物不对。可惜文革这件货物属于历史，货物是不能更换的，只能更换标签。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标签，文革是浩劫的标签，已经被改革开放证伪，必须更换为“毛泽东晚年正确”，“文革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政治层面而言，毛泽东为文革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就隐藏在党内，党的中央也有。文革后，否定文革者出示的最大的证据就是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不幸的是，无论特色政府怎样强调“刘少奇不是走资派”，但其衣钵继承人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刘少奇就是走资派，以他为总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仅当时就存在着，现在也还盘踞在党内的各级关键位置。
       
文化大革命到底何以发生是许多人试图回答的。就主观动机起源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就其思想动力源而言，有外因说，有内因说。外因说认为是受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孙子。反动文人关于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的故事新编，是要通过清算法国大革命来清算文化大革命。一切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坚持文化大革命浩劫说的，与这些反动文人是一丘之貉。坚持内因说，认为文革是源自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无关。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以来世界具有其他任何革命所不及的特殊影响。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受到它一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影响主要是吸收其某些思想元素，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革命受外界的影响往往较强，而思想文化的革命，因为本土的原因要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原因。
       
追索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动天下人之心，是毛泽东因救亡（反帝而争民族独立）而押后数十年的“动天下人之心”的伟大构想的全面实施。中国历史自1840年以来，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如何因应外部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侵入，无人能解决，是毛泽东解决了。文革从一个方面讲显然是源于自身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动，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后，在社会主义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冲击，也不可能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是在传统和外部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获得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革正是毛泽东为此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动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又不失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文革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概念，“洋为中用”还可以肤浅的解释为借鉴人家的科学技术，重弹“西学为用”的老调，但是“古为今用”则是只能是从传统文化层面来解释，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毛泽东的应对具有超时代性。文革的思想文化价值，却掩埋在“反修防修”这样的政治口号中，人们庸俗的解释了“反修防修”，而又完全把文革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意义置之不理。今天，政权因为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得到了实惠，苏联和东欧的事变没有发生在中国，显然是得益于文革在政治层面的防范。几年前，当不会有人敢于正面肯定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现在政权因为否定毛泽东晚年后造成的合法性危机，高强度显示出来，体制内的个别官员和学者，就敢于做出有限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一个进步。可是，不能满足于从此一个角度实用主义地阐释文革。

文革文化方面的辐射力，可以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看到一些影子。文化体制改革当然不是文革的再现——虽然有些人有此联想。但是，它暗示了一个问题，由于毛泽东的超前的预防，搞出了以原子武器为轴心的现代国防体系，使西方的军事霸权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西方改变了战略，让文化霸权代替军事霸权，代为攻城略地，在各国内部引发事变，促成政权更迭。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高瞻远瞩。有人说毛泽东比他们多看了50年，这实在是他们太过自我高看而贬损了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多看的是5千年，五万年，怎么是50年？毛泽东看到西方军事霸权难以为继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从文化上入手，于是加以防范，为中国建设文化高点。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输出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治下一个贫穷的中国，可以输出革命，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取攻势？而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即使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足，却只能接受被输出革命？面对同样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只能取守势？还应对失措？显然，毛泽东输出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革命或者军事革命，而是寓含在政治革命中重建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的国家意识。这是毛泽东输出的革命的实质！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正确和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今天，提出文化制度改革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些表象，想模仿一点毛泽东的东西，但他们终归看不到本质，也就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公然举起革命的大旗。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说邓子诙裹足不前，不敢顺应农民要求，大搞合作化，是“小脚女人”，现在这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何尝又不是小脚女人呢？且看他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拯救中国的文化，如何应对西方的文化打击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三年说”和“十年说”。对文革内容的解读，决定了对文革起止时间的界定。三年说，依据的是疾风暴雨的动荡为依据：从《五一六通知》，到《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运动，上海一月风暴，武斗，夺权，军管，最后大乱到大治，九大刘少奇靠边，“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文革结束。这一思路无形之中肯定了文革是一场权斗，突出的是其表面状态的政治色彩，忽视了其文化和思想史意义。十年说，则是以《决议》为依据，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粉碎四人帮，确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文革时间段。这一判定，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中的核心指导作用，但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结于这一理论的错误，这显然掩盖了许多东西。
     
从1957年到1964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拒绝工农兵大众，这为毛泽东酝酿文革确立了近时间段的思想基础（远时间段的思想基础如上文所说是在五四时期）。毛泽东虽然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是早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起冲突，就想拿下刘少奇，但是1966年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参与做出的，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本人主持文革，这明显是给他一个改正以前“路线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的举措，刘少奇显然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自己过度自信，于是就有之后的文革的全面发动。这正如淮海战役源自一个局部的济南会战，越打越大，就打成了淮海战役，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关键性战役。就解决人事问题或者组织路线问题而言，文革本来也是小范围的，目标是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头指向己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和基层的干部群众，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的信任。于是，在刘少奇的干扰和毛泽东的反干扰的对抗性互动中，文革就从局部性演变出全面性。毛泽东是顺势而动，把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设计，在这个运动中加以了实践。在“干扰”和“反干扰”问题上，显然刘是干扰者。毛泽东是反干扰者。文革的头两个多月，是刘以文革主导者的身份，用向各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矛头指向学生和普通教师，方便地干扰了文革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之后，反对他的做法，试图拨正文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之后，刘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干扰了，于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干扰。

刘少奇被彻底罢官之前还是参与最高层的会议的，中央最高层的决议刚一形成，高干子弟云集的北大清华和一些中学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学生就知道了决议内容，高干子弟们会有针对性做出应对，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联动”组织，该组织大肆打砸抢，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制造社会动荡，以至于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许多学生和群众也参与对他们的围剿。当他们最终被制服的时候，一些成员四处散发传单，“联动永存”，“联动打不倒”，“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部”等标语就见于很多学校，一些“联动分子”还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上高喊：“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这些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这些高干子弟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明显的是那时失去权力的走资派的内心写照，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那时以后很可能活不过十年了。十年后，毛泽东死了，果然就被定性为不正确，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联动”的公开资料直到现在还十分有限，见诸网络的也都有美化联动或者避重就轻的痕迹。这明显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当时走资的当权派后来的改革当权派——“改革就是走资”，在这里二者合流了，以此为认识基础，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当时只要刘少奇不从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整个社会就不能安定！而刘少奇本人即使被打倒，他的整个班子还在，问题也不见得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刘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经以退为进请求辞职，以保护其整个组织体系和成员，以图东山再起。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辞职，而把他的问题交给全社会来批判解决，以此教育全民，达到了动天下人之心的目标。这又显示毛泽东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次让刘作为现实的反面教材，文革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的重大事件，人民关于文革的认识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程度。这里没有什么毛泽东的阴谋，只有毛泽东教育人民的阳谋。说“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而过度的使用了群众运动”，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今天，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些解释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却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批判，由这些人来做，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被念歪。带着心理的抵触，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再带上政治偏见的哈哈镜，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就只有大粪了。由谁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走资派学者们吗？由告别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们吗？由仇恨毛泽东的茅于轼袁腾飞们吗？由刻苦研读中国历史为试图再度奴役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国学者吗？靠空喊口号一类的自诩代表工农大众的半吊子吗？靠工农兵自己吗？ 对所有这些人保持警惕，对于工人阶级的警惕不是来自阶级立场的对立，而是来自对他们能力的怀疑，工农兵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洞察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理解力和哲学武器。工人出身的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决裂就是一个缩影。对于非工人阶级的一切人，警惕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站立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主观的动机。站错了阶级立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毫无疑问的。

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是秦始皇的历史，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之后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立，中国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为秦始皇跑龙套，最多也只是秦始皇的解释者或者完善者。毛泽东之后，无论谁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登场退场，都将是以各自的表演从正面或者反面阐释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确性的历史。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泽东的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泽东这一中正之位。文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的这样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归文革中的毛泽东意识，挑战周期律。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历史无论思想史上出现什么巨匠，其最终也只是柏拉图的阐释者。毛泽东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之力和养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度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所以，西方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也都无法回避毛泽东。
       
总而言之，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而不是什么晚年错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失落在否定晚年毛泽东之中，中国共产党要重建合法性，就必须肯定晚年毛泽东的正确性，否则，人民有权以革命的方式收回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