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维的应濯发了一篇文章谈“为何香港人心仍未回归”的问题。

紧接着华时的香椿树也发了文章谈同样的问题。

我看了二位作者的文章观点后也想撰文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在谈“香港人心回归”这个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并统一这个议题里的“香港人心回归”指的是什么？这里的“人心回归”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否则，谈这个议题就变成每个人在自说自话了。

从语言学上讲，“人心”指的是人们内心的思想观点看法，“回归”在这里的大背景下应该指的是97年香港主权回归大陆以及与主权回归相关的事。 1997年的主权回归是由国际协议绑定的而且至今也没人（包括港人）对此有任何异议，那么从语言学看这里的“回归”就应该指的是“与主权回归相关的事”。而与主权回归相关的事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马克思的话语叫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次要的事可以包括文化，人文，生活方式习惯等。

所以，从语言学上看“香港人心回归”这句话的内涵就应该是：香港人内心对（主权回归给）大陆的政府和社会制度的认同和欣赏。外延就应该是：香港人内心对大陆的文化，人文，生活方式等的认同和欣赏。 如果对这个内涵和外延有一致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下面就可以围绕着“香港人心回归”这个议题来讨论了。

先说下我的主要看法：根据上述内涵的定义，“为何香港人心仍未回归”这个问题就是个愚蠢且混淆和偷换内涵和外延的伪命题！

众所周知，当初邓小平之所以提出来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来收回香港，就是很清楚地知道香港人内心根本就不认同大陆的政府治理和社会制度，邓是为了保证收回香港后其社会的稳定繁荣才提出“一国两制”。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根本定义就是：在主权上回归大陆这个一国，而在政府治理和社会制度上保持大陆和香港各自原来的制度不变，分别实行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也就是只在主权上回归而在政治上（包括制度，观念和思想等）不回归！

所以说结论是：

1. 当主权回归后，“一国”的使命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做好“两制”，即如何保持香港人继续享有原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的种种好处并不受大陆社会制度的影响。

2. 只要大陆的社会制度还是和香港的社会制度有本质的巨大差别，香港人心就不可能也无法回归。“香港人心不回归”=“港人不认同大陆的社会制度”这既是众所周知且符合逻辑的基本事实，也是邓小平认识到且用“一国两制”给予承认许诺的，根本逻辑就在于香港人在回归前享受的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的拥有自由和法治的社会制度，而大陆的社会制度恰恰是与之相反的使得港人无法接受。

3. 正因为港人对大陆社会制度的不认同，加上特区和海关的存在造成了香港与大陆在地理上的物理隔离，再加上各自在教育，社会文明和人文与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才导致了港人对大陆人确实有人文方面的不认同，比如一些港人瞧不起大陆人，排斥大陆人等。这些人文方面的不认同本来属于地域歧视或地域文化差距范畴，类似于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南方人不认同北方人等大陆内部也有的情况，遗憾的是中央的一些错误政策大大地加剧和强化了港人的这种不认同，比如无节制地用“单非”和“双非”向香港大肆移民，放纵大陆人去香港生孩子，抢购婴儿奶粉等侵占香港社会福利资源，这些都激起了港人对大陆人越来越多的不满。所以“香港人心对大陆文化和人文等外延方面的仍未回归”中央和其控制的港府也要负很大责任。

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不回归主要在于港人对大陆社会制度这个内涵的不认同，对人文方面的不认同是次要的，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下面来说应濯文章的观点和我对应的观点：

第一，应濯的文章说：“许多港人不熟悉国情，缺乏国族认同，香港本土主义兴起，使得年轻人被港独思潮俘获，十分抗拒“中国人”身份”。

我的观点。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首先从语义上说，国族=国家和民族。但国家和民族是两个完全不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把这两个概念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泛政治化的模糊概念是典型的驯化个人为政权服务的洗脑做法，历史上希特勒是这样做的典型，希特勒正是用所谓“日耳曼人要一起使日耳曼族裔的国家（即德意志帝国）强大”的这样把民族和国家绑定在一起的洗脑概念和口号把德国人都绑架在了法西斯的战车上。

其次，国家是个包含了领土，政权，社会制度，公民等多个组成要素的大概念。同理，“中国人身份”也是包含了中国领土上的人，中国政府治下的人，具有中国社会政治地位的人，具有中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具有中国文化思想特征的人等多个要素的大概念。前面已经说过，绝大多数香港人不认同的是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制度（而且这种不认同恰恰是因他们太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而不是不认同香港属于中国领土，即便极少数“港独”份子对“香港属于中国”有异议也仅仅是要求自治而已。这种对国家要素中最主要部分的不认同既是被“一国两制”所承认和允许的，也是他们抗拒“中国人身份”的主要根源。试问有哪个港人愿意成为在专制政权下，做缺少人权和自由，既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权利，只能成为听话韭菜的中国人呢？连在网上发个言都要被“喝茶”和写悔过书的中国人有参政议政权利吗？连房子被强拆，投资被暴雷，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都维权无路，上访被抓的中国人有自己的经济权利吗？“中国人”这个身份有什么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能让港人认为应该去认同的呢？

如此看，享有自由法治的香港人对中国政权制度和对“中国人身份”缺乏认同是不是合乎常理且符合“一国两制”的呢？事实上，只要看看大陆人除了多数人都认同国家领土完整以外，有几个人是认同这个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有几个人不是能移民的就赶紧走人的？有几个人不是削尖了脑袋找门路利用“单非”或“双非”政策往香港跑的。其中道理不是一目了然吗？

所以，简单说“香港人缺乏国家认同”是把“国家认同”等同于“国家政权制度认同”的混淆偷换概念说法，是污名化多数港人的不实之词。另外，说“香港人缺乏民族认同”就更是胡说八道了，据我所知，香港人既没有要摈弃汉语言也没有要远离汉文化，相反香港人从各方面都坚持自己是中国南方岭南人的后裔和族裔认同，这可以从香港人的吃，穿，用以及民俗传统等方方面面得以证实。

最后说说“港独思潮”。众所周知我从开始写关于香港的文章就是一直反对“港独”的。“港独”是“一国两制”所不允许的，这一点也许有部分香港青少年对此认识不清，但绝大多数香港成年人都清楚知道“一国两制”允许他们反对中国制度但绝不允许“港独”。

应濯的上述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因为“一国两制”允许港人反对中国制度才导致了香港本土主义兴起和“港独”思潮。这种说法和印象是不从历史发展看而只是孤立地看“港独”所得出的错误结果。

我曾在《从国安法草案看香港未来--兼答小粉红》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勇武和“港独”是如何一步步被2012年上台的某人用一意孤行地持续践踏一国两制的恶行制造（逼）出来的，在此就不重复了。事实上，2012年以前的历年香港大游行包括2003年反23条立法的游行都看不到勇武和“港独”的影子，至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基本是以“和理非”为主流，正是中央一面歪曲和破坏“一国两制”，一面无视并拒绝“和理非”的民意表达，并且用暴力和黑社会压制和平游行才导致年轻人从“和理非”向勇武的转化，才导致“港独”思潮俘获了年轻人。

下面是一个“和理非”诉说自己是如何转变为勇武的，供参考。

另一个需要看到的事实是，“港独”并非香港的主流民意，也是为主导香港政局的建制派和司法体系所不容的，“宣誓风波”中有“港独”嫌疑议员的上诉被香港司法驳回就是明证。

第二，应濯的文章引用郑永年的话说：“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所以要完成认同上的二次回归”。

我的观点。这说法更是混乱的离谱！老一辈香港人是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最没有认同感的，他们正是因为不愿被共产专制所奴役才逃离大陆跑到香港寻求自由的，89六四的屠杀更是让他们对中国政权心有余悸，反23条立法他们成为主力就是明证。他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认同过中国政府和中国制度，在“反送中运动”中有许多上街保护年轻人的老年志愿者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再次强调：香港人打心眼里不认同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特别是不认同政治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既成事实，也是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香港人对大陆政治上的不认同既是现实和事实也是受“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所承认和保护的，任何要港人“政治认同”和“二次回归”的说法和行为都是在破坏和否定“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港人“政治认同”就等于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一制”。

世人都知道，“一国两制”的核心就是要保持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分别独立运行，而不仅仅说的是经济制度里的“马照跑，舞照跳”。

可以说，张晓明为之站台的《港区国安法》恰恰就是以“政治认同”和“二次回归”为理论基础和目标的东西，其本质是党中央要实现“党管治香港”的重要抓手。

这里顺便介绍下郑永年。早年郑永年曾作为北大的青年教师参与了“六四”学生占领天安门运动，后赴美留学，之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其政治立场被认为是属于“新左派”，比如：崇尚一党主导的威权统治，认为由“普世价值”而来的民主制度远不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党集权的权威制度更有效。郑作为被采访专家参与了央视的《大国崛起》拍摄，也是“中国梦”的推崇者，其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成为中央党校的指定教材。

第三，应濯的文章对“为何香港人心尚未回归”的原因总结了四条：

1. 港人经历了多年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耳濡目染，与此同时又对大陆的大跃进，文革，六四等记忆犹新，故而有“抗共”的集体意识，对内地有抗拒心理。

2. 归咎于香港的中小学教育没有进行国家观念和强调国民身份认同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抹黑国家，污名化“一国两制”的现象。

3. 自97年后，中方继续港英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使得经济利益过度向资本倾斜，各项惠港政策也是资本受益，结果是房价高企，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经济民生问题丛生，中下阶层利益无人理睬自生自灭，从而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

4. 承认国家治理存在“短板”，即在保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上存在明显短板，时常发生侵犯人权案件，在大陆都引起民众不满。港人每每看到大陆的那些问题疫苗，毒奶粉，李旺阳被自杀，铜锣湾书商被越境抓捕和被认罪等，怎么可能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感到恐惧和抗拒？港人如何能对国家产生向心力？

我对这四个原因的评价。应濯总结的这四条原因其实只有第四条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和根本原因，属于整篇文章里唯一值得看的亮点。当然不排除应濯是为了既说出第四条又能使文章得以通过多维的审查才刻意把其核心论点放在最后的第四条。另外，第一条也算是说出了一个对事实的认知，即港人不认同中国社会制度的集体意识是个既成的历史事实。

下面我只对第二，三条进行评论。

应濯的第二条说香港的中小学没有履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这是个价值观问题。我没研究过香港中小学课本，不知道其课本是如何“抹黑”中国的，但我见过美国的中小学历史课本对本国历史的描述基本是站在客观中性立场做事实描述的。我估计香港的课本对大跃进，文革，六四，或李旺阳，铜锣湾书商等事件也大概是做事实描述，如果这属于“抹黑”国家，那我还真找不出大陆有什么事件可以让人去“抹白”国家的，是东方出了个红太阳吗？还是以牺牲农民工利益和人权，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双位数增长呢？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源自英国人信奉的自由，平等之普世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据我对美国的观察）除了例常的升国旗唱国歌以外，更注重的是强调宪法赋予人民的种种个人权利，而不是（象北朝鲜和中国那样）强调人人要爱国爱党爱领袖，更多的是公民教育而不是爱国教育。美国人也崇拜军人包括牺牲的英雄，但基本限于独立战争和二战，很少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种有一定政治争议的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另一个区别是美国官方几乎不宣传更不强制个人爱国，爱国被认为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义务。所以很难想象香港课本会象大陆教材那样宣扬董存瑞和黄继光，或是宣扬港人本就不认同的那个党和社会制度。当然这样正常的（也是被“一国两制”允许的）香港课本肯定会被看惯了大陆课本的人认定为不合格甚至是“反动”的。

应濯的第三条说的不够准确也不完全符合事实。港英时期实行的是“亲商”政策而不是“官商共治”。正因为港英政府对英商和港商一视同仁，打造的商业环境公平，才会出现众多香港平民白手起家的富豪，这说明了港英时期的中下阶层是可以向上层流动的，而且1997年之前的香港房价并不很高。反倒是97年后中央和港府出于政治需要（想要笼络占立法会多数的功能组别和商界的建制派），有意控制批地且少建公屋（同时又大量移民），才造成香港房价高企的，这种官商相护并相助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官商共治”。另外说是因为“香港的中下层利益无人理睬自生自灭”才把港人推向反对派这个说法很难令人信服，据我所知，香港的各种社会福利远远好于大陆，甚至好于新加坡（除了住房）。香港人绝不是因为经济民生上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了才倒向反对派的！香港人是因为价值观与大陆不同也不认同大陆的社会制度，加上中央又要推翻“一国两制”强行要港人“政治认同”才倒向反对派的。只要你去香港街头随便问个非大陆移民的当地人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最后说说香椿树的文章观点和我的看法

华人时空网香椿树的文章观点是：由于中央给港人的惠港政策太多，送钱太多，把港人给宠坏了才上房揭瓦的。中央应该让香港彻底自治，什么政策也不给让它自生自灭，等它变成个穷困潦倒的小渔村，那时中央再略施恩惠就能让香港人心回归了。

我的看法：我估计香椿树的观点很多人看了都会发笑，属于不值一驳的观点。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香港是四龙之一）的经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起开始起飞的，到2000年回归不久时香港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5000美元左右，而且增长已经开始回落并稳定了，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经成型了。见下图。

                             从1960年--2000年四小龙的GDP增速对比

就算回归后中央没有给香港任何惠港政策，香港凭着既成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国地位，只要和台湾，新加坡享有同样的商业待遇（假定大陆不会把香港当敌国对待），就可以自己发展成至少不逊于台湾和新加坡的富裕地区，绝不可能变回什么小渔村的。

不过我倒是非常赞同香椿树主张“中央应该让香港彻底自治”的观点，我认为甚至可以肯定：如果中央早落实香椿树的主张，就不会有什么勇武和港独了，23条立法也完成了，香港人心虽然还是会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但也绝不会反共和抗共了。香港人心里想要的本来就是那个承诺的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国两制”好让他们既能安心赚钱又能享受自由和法治。

结束语：

当初1984年香港人（包括英国人）之所以欣然接受了以邓这个“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是基于：第一，相信邓小平领导中共党的承诺：保持香港的那个能保障人权，自由和法治的社会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也承认和允许香港的人心政治上不回归，包括不认同大陆的社会制度。第二，看到当时大陆的经济制度在向着香港的经济制度慢慢转变（改革开放），政治制度也开始要改革，而且邓小平还说：“五十年后也不用变了”。世人的理解都是：五十年后大陆的政治制度改革也改的和香港差不多了，香港自然不用变了。

谁成想，二十多年后邓老爷子的旨意在中共党内成了擦屁股纸，党的新路线方针成了“能不改的坚决不改”，成了全国（包括香港）都要定于一尊，成了“东西南北中发白，党政军民学工农（也包括香港）都要听党的领导”。。。中国向后方“前进”了！

老一辈港人都说了：谁让你们当初又去相信它了？

10^th Jul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