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还是欢乐的。

那时候，我们读书不是很忙，功课没有现在多。课堂上留的家庭作业量很少，学习好的同学在课间就做完了，学习中等的同学抄学习好的，学习差的索性就不做。以至于回到家里大家都无事可做，大伙儿流浪在街头巷尾，啸聚斗殴，远远看见街对面女生走过，朝着那边吹口哨。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学习成绩和升留没有关系，和升去哪个学校没有关系，和以后的工作去向也没有关系。临到升学，整个班定点进往指定的学校。

每个学期四分之一时间在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四分之一时间在开全校大会，听校领导工宣队做政治思想报告，听荣军疗养院的老红军做传统教育，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排练文艺汇演，春游秋游，祭扫革命烈士，或者坐在教室里听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的实况转播。这样，上课读书的时间剩下不足一半。对于我们来说，恨不得这剩下的时间也来点什么事，最好是什么课都没有。上课不如开大会，但真正坐在大礼堂里开大会，又盼望大会快快结束。大会结束不了，心里就假想着朝台上那位讲不完废话的校领导嘴里弹一截粉笔头进去。

我们学农跑的最远的地方是去太湖中间的马山岛，来去坐船，快乐得要命。

那时我们的日子阳光灿烂，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其乐无穷。

但也不是都好，我上学的时候，一周要上六天课。家里的日历挂在墙上，每过一天撕去一页，撕到周六，日历颜色由黑变成了绿色，绿色后面是红色。红色是星期天。

每次熬到日历变绿的时候我就有点激动，到了星期天，上午基本是睡懒觉，蜷在床上看小说。

上小学时，我们常会碰见这样的好事，早晨去学校，门口围一群人进不去，校门外面贴一张通知：本校教职工今天去总部开重要会议，全校临时放假一天。于是大家奔走相告，欢天喜地的打牌下棋，遛大街。

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周六只上半天课，下午放假。到了周六下午，我们学校附近的街头巷尾到处是学生，男生女生，三五成群，跟一群水族馆里的鱼一样毫无目的的漫游。我和班里的周一农住在同一个大院，又是发小。周六下午没有课，我们去新华书店、手工业商场瞎逛，从副食品店这道门进，那道门出。那时的崇安寺里总是摩肩继踵的人,三凤桥的酱排骨离着老远都能闻到诱人的肉香味。有时我们坐在城中公园的池水边石头上看红鲤鱼，有时一直走到锡惠公园。有时我俩走到周山浜，爬上天桥，摸着铁栏低头看脚下火车调头，机车排出的蒸汽透过天桥铁板的缝隙往上喷，我们罩在一片湿热的白雾中。

到了高二，一农参军去了，周六下午剩我一人，我有了新的去处。那时，市图书馆阅览室开始运营，有一间专门对中学生开放。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没有课的时候我常跑去一泡半天。

阅览室在一个大厅里面，左右两边的书排列在玻璃柜里，人在外面可以看到书脊上的书名和编号。

大厅里坐满了看书的人，许多人坐在外面走廊的石条台阶上，谁也不认识谁。

在这里读书感觉真不错，共同的爱好让不认识的人聚在这里，大概都是各个学校的好学生。阅览室的环境有一种无形的气场，高雅脱俗，与外面的社会形成了迥然的差异。每个人在这里都变得温文儒雅，即使是装的。这里吸引我，不仅是书籍，还有这种氛围。

借书的顺序很简单，在玻璃柜面前看好要借阅的书，把号码写在卡片上提交给里面的服务员，然后用学生证抵押取书。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总怀疑当时这样一个不算大的阅览室如何可以对全市高中生提供服务？光我读的二十五中学，我这一级的学生就有三百多。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样的条件了。因着某些特殊的条件，限制了大多数人去阅览，而我显然是获得这种权限的，这更加的让我感到能坐在那里读书其实也是一种荣誉。

我在这个阅览室看的书都是科普方面的，像《十万个为什么》《你知道吗》一类。主要看的都是破除迷信、揭开算命骗局的猎奇内容，跟鬼怪沾边，比如说“鬼打墙”“鬼压身” “鬼火”等等惊悚的话题。在这里我没有耐心读小说，因为时间一到就要还书，小说往往看不完。

高中临毕业之前，我的中学也开始筹建了图书馆。那时刚刚起步，图书馆的规模很小，设在一幢二层灰砖旧楼的楼上，书不多，都是新版的。我上去看过，但没有在那个图书馆借过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