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说过一些有意思的话，曾经让少不更事的我奉为奎臬。比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教导连用两个“凡是”，说的斩钉截铁，非此即彼，不留余地（无独有偶，后来的继承者也喜欢连用两个“凡是”），可以作为一个判别式在生活中来套用，帮助我们辨是非、明事理。对人对事是“反对”还是“拥护”，自己不用动脑筋，先看敌人，把敌人的态度搬过来，乘一负号，就是我们的态度。一次看电影，看到一个小镜头：一个阶级敌人一边在作恶一边拿手赶蚊子。这应该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件，却触发了我的神经——敌人不喜欢蚊子。根据教导，我们就得喜欢蚊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明明也是不喜欢蚊子的。这就是说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反对。老人家说的那话到底还管不管用？敌人见着钱就乐，我们也是。难道敌人因为拥护钱，我们就要反对钱？踩着钱“呸呸呸”？
还有一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也很浑。“高贵者”应指是有钱人读书人和官绅一类的贵族，卑贱者就是无产者了。“高贵者”要是愚蠢他就不能成为高贵者，“卑贱者”要是聪明了，他也就会脱离卑贱，而成高贵者。

老人家喜欢“卑贱者”不喜欢“高贵者”，就把话说拧了，说绝了。刚好最近看到微信群里有文章说：一个社会如果把贵族都消灭了，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群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