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内高考第一天，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在为进入他们理想的大学而做最后的努力，作为过来人我衷心祝愿他们考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今天我来与大家分享我的另类而艰难的高考求学路。

我出生在湖南郴州的一个偏僻农村，改革开放前农民们生活艰苦。当时农村里有少部分“半边户”，即丈夫在城里或矿山有国家工作（土话叫“吃国家粮”），妻子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条件明显比地道的农民好个十万八千里。若夫妻双方都在城里工作那更是被村民视为天上的星星。所以当时“吃国家粮”是所有父母对子女的最高期望。我初中毕业那年（1982年），正赶上中专学校开始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生，招生对象是当年初中升高中考试中全县排名前30的考生。因为上了中专，不但不要学费，毕业后还分配工作，正式成为“吃国家粮”的人，所以我父母不管我自己是否愿意，硬要我去参加中专复试。全县几十个成绩最好的小孩就这样被统一带到郴州市参加中专复试，其中不到一半的小孩被“不幸”录取了，我就是这“不幸”的小孩中的一员。

我说“不幸”录取，是因为当年一起去参加复试而没有被录取、继续读高中的同学后来都考取了重点大学，而这些被录取的同学绝大部分都从此与大学无缘，在本县做着乡村教师、护士或柜员之类的工作。录取我的那所学校叫郴州师范学校，那年的新生大部分还是从高考学生中录取的，从初中生中录取的只是少数。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毕业后除了少数有关系的可以留在城里，大部分被分配到乡村学校当老师。我从小的志向就是上大学当“科学家”，一直很抗拒上中专。为此我父母还特地找了好几个村干部来轮番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自然拗不过父母，最后不得不上了这所中专学校，开始了我人生的“至暗岁月”。

郴州师范学校位于郴州市苏仙岭脚下，这里是宋代诗人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所描绘的郴山和郴江的交汇处。苏仙岭是郴山最出名的景区，有风景秀丽的桃花居、白鹿洞，还有刻着秦观词、苏轼跋和米芾字的三绝碑，山顶上的苏仙观在西安事变后还短暂软禁过张学良将军。我的中专母校与苏仙岭隔着一条郴江。由于深知进了这所中专学校，自己的大学梦从此将遥不可及，我在苏仙岭脚下的这三年一直闷闷不乐。

师范学校教的都是与小学教学相关的各种教学法，与高中课程全然不同，英语更是勉强开了一学期课就不再学了。但从进入中专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出了一个将改变我人生的决定：自学高中教材，将来找机会参加高考。如今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痛定思痛，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非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独自可以承担。幸亏我当时并不知道前路的艰辛，否则也就没有苏仙岭脚下三年的自学了。

买高中教材是我遇到的最大难关。我跑遍了郴州市的新华书店都没有找到当时的高中课本。已经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课本太老，与现行教材差别太大；尚未毕业的学生自己也需要，不到考完高考不会借给我。所以我在师范学校的三年不曾识高中教材的真面目。

幸亏我有一个发现，书店里充满了各学科的高考复习资料，我每个高考科目都买了多种版本，从这些复习资料中我大致知道高中课本的内容。那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数理化》，只要看到我没读过的我就买，买到后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感谢我的师范母校，我们的语文教材好多篇目与高中语文相同。另外，师范语文课本中的古文远远多于高中课本，也无意中夯实了我的古文基础。

最大的困难在于英语，师范学校不开这门课，我所有的英语基础来自于初中三年。我除了买书店里的高考英语复习资料，还不知从哪儿得知并订阅了山西临汾中学编的《学英语》小报。我在复习资料的题海中遨游，在对照答案的过程中总结对错的原因。

苏仙岭脚下还有一所有名的高中叫郴县一中（现在已改名叫郴州市二中），白天或傍晚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身不由己地往郴县一中跑。那时候各学校的大门都没有人把守，校外人员可以随便进出，所以在郴州师范的那三年，我的身影经常能够出现在郴县一中的校园。我常常会站在一中教室外面透过窗户看着教室里面发呆，对教室里正埋头书堆的高中学生羡慕不已。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里苦读三年高中后，将走向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成为象牙塔中的幸运儿。

郴县一中校园里有几块板报，板报上的“学习园地”栏目下会定期更换一些与高考有关的各学科题目。站在板报前心算解题是我每次必作的科目，我要通过解题来检验我自学的效果。每次当我把所有的题目都解答完后，心里都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不知道学校老师是否从不把太难的题目放到板报上，反正我从没有被这些题目难住过。“战”板报时的“所向披靡”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使我能够一直坚持自学下去。1985年夏天，当年高考题目和分数线公开后，我找来高考题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自测，最保守的评分也超过了当年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这极大地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同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高中毕业考入了天津大学，我从他那儿借来了全部高中课本，总算第一次看到了庐山真面目。

1985年秋，我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师范学校本来是培养小学老师的，但推荐了一些他们认为突出的毕业生拔高使用）。在我挑着简单的行囊神情没落地到乡村中学去当老师的时候，当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中专复试却幸运地没有被录取的同学正敲锣打鼓、意气风发地奔向各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去读书。这种巨大反差给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它更加坚定了我找机会参加高考的决心。

横亘在我高考路上的有两道障碍：成绩上要达到能够与在校高中生竞争的水平，这一点看来难度不大；重要的是要争取到允许我参加高考的机会，这却是我完全没有把握的。因为我已经是教师了，整个县里都没有过在职教师参加高考的先例。在那种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我无从知道对于中专毕业生、尤其是教师，是否有明文规定他们能否参加高考，或者以怎样的途径参加高考。

由于在中专的三年我已经把所有高中知识学完了，当老师后的任务是保证不要遗忘已学的知识。即使是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十分努力。我那时负责三个班的主课，每周开课六天，每天上三节课。连续三个小时喊下来，我的嗓子都要冒烟了。原本父母给了我一幅不错的嗓子，毕业前还常常引吭高歌，两年下来嗓子损伤严重，常常连说话都嗓子疼。每天又要备课，又要批改一百六七十份作业，还要参加学校的各种教师会议，只有夜深人静以后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备考时间。为了时刻检验我自学的水平，我利用熟人在县高中当教务主任的便利（他现在还健在，被我视为再生父母），多次化名参加全县高中统考（不敢用真名），每次成绩都能名列前茅，这极大的增加了我的自信。

接下来的重点和难点是争取高考的机会了，这条争取高考机会之路充满了心酸和曲折。我所在中学的校长对我想参加高考的想法极为反感，对我百般打压。他多次到县教育局领导那里告我的状，为此教育局领导专门跑来找我，训诫我要我专心教书，不要好高骛远。有一次谈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在他们的一通大道理以后，我向他们说明了我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含着泪问他们，如果是他们自己的儿子，因生活所迫过早地承担了社会责任，他们是否会阻扰自己的儿子追求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次谈话以后，这几位领导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听说中专毕业两年以后国家允许参加高考，于是我又以假名参加了1987年高考前的摸底考试（记不清是全省还是郴州地区组织的），这次摸底考试我得了全县前几名。意识到再不豁出去我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了，于是我拿着这个成绩去找教育局领导，说服他们对我放行。事已至此，不知道是我的毅力打动了他们，还是我的成绩打动了他们，他们终于松口同意让我参加1987年的高考。

于是我第一次以真实姓名参加了一次大考，即全省的预选考试。当时高考之前先进行预选考试，只有预选过线的人才允许参加正式高考。在这次考试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考生（那时的我）与县一中的一位众望所归的学霸考了个全县理科并列第一，于是我顺利地参加了正式高考。高考成绩出来后，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考生又击败了县高中所有的考生考了个全县理科第一，一时轰动小县城。人们只知道我“轻而易举”地考出较好的分数，却没有人知道我卧薪尝胆五年为了这一切所付出的艰辛。

我“打通”中专毕业生高考之路后，随后几年每年都有一大批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中专毕业生参加高考，不少都上了大学。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从初中选拔尖子毕业生上中专的弊端，特别拔尖的初中毕业生都被要求上高中，不知有多少人才因此得到保护而能够自由追求他们心中的理想。

因我当过老师，教育局不允许我填报非师范类学校，于是我遗憾地与上了线的北大、清华失之交臂，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

虽然与我的理想还是有差距，但我总算把我的人生路从苏仙岭延伸到了北京，圆了我多年以来的大学梦。

后记

2018年7月7日（没有刻意安排却碰巧是高考首日！）我终于在告别苏仙岭三十多年后首次重登苏仙岭。站在苏仙岭脚下，回顾我在这里度过的决定我人生之路的三年时光，我百感交集。人生之路，充满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变数，但终究还是由自己的理想和为理想而付诸的行动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