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

曹炳建

    内容摘要：世德堂本并非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其初刻本可能是盛于斯《休庵影语》中提到的周府刻本。世本之前的版本流变应该是：吴承恩稿本——荆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世德堂和荣寿堂共同出资刊刻并印刷了百回本。后板片归熊云滨，又经多次印刷。其中台湾世本是熊云滨的补刻重印本，天理世本是熊云滨的补修重印本。熊云滨亦曾单独刊刻过百回本《西游记》。

    关键词：《西游记》；周府本；世德堂本；荣寿堂；熊云滨

世德堂本《西游记》（下简称世本）无疑是现存《西游记》诸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但是对这样一种版本，学术界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本文就其中两个问题略加分析，以就教于学界诸贤。

一、世德堂本是《西游记》的初刻本还是翻刻本

就今所知，世德堂本保存下来的有四套：（一）台湾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藏本，我们将其简称为台湾世本。此本二十年代发现于日本村口书店，三十年代初被北平图书馆购得，后辗转流落于台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的缩微胶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本小说集成》据以影印出版。（二）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本，可简称为日光世本。（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我们简称其为天理世本。此本某些卷有残缺。（四）日本浅野图书馆藏本，可简称为浅野世本。此本缺前五十回。

台湾世本卷首有《刊西游记序》一篇，题“秣陵陈元之撰”。《序》末题“壬辰夏端四日”，学者们据此认为世本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序》后为目录，二十卷一百回，每卷五回。卷次排列以宋代邵雍《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这二十个字为次序。正文第一卷卷首题“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月字卷之一”；第二行下题“华阳洞天主人校”；第三行下题“金陵世德堂梓行”。其中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则题“书林熊云滨重锲”。 版心上题“出像西游记”，偶题“西游记”。 每回有两幅插图，颇古雅精细。字刻写端正可观，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那么，世德堂本究竟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初刻本还是翻刻本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世德堂本的全称为“新刻官板大字西游记”。因此有学者认为：“世德堂本标明‘新刻’，或许是相对旧刻而言，所谓‘官本’，也透露出原本的性质。”[1]¹⁶⁹“世德堂本前之‘旧本’，或旧本所依之本（很可能是初刻本）出自藩刻。”[2]²⁰⁸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刻”也可以理解为第一次刊刻。按照古典小说的出版通例，一部小说从成书到刊刻，大都要经历“一个抄本流行的漫长阶段”。吴承恩逝世大约十年后即刊刻这部世本，已经是特殊的了。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书名中所谓“新刻”，很可能是针对平话本《西游记》或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而言，“世德堂本西游记，极有可能是吴本的初刻本”[3] ³¹⁶。而世德堂本“之所以要标上‘官板’、‘新刻’云云，无非是为了装潢门面，自行标榜以招徕读者” [1] ¹⁸⁷。

但是，我们认为，这后一种说法并不符合《西游记》版本流变的客观实际。我们有三点证据可以说明世德堂本并不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初刻本。

其一，世德堂本的全称不仅有“新刻”字样，还有“官板”字样。从中国古代典籍的出版情况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版本：一是官刻本，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各个王府所刻本；二是坊刻本，即民间书坊的商业刻本；三是家刻本，即由个人出资雕刻的古籍版本。世德堂是明代金陵有名的书坊之一，其所雕刻的书应该称为坊刻本才对。可是，世德堂却直接题名为“官板”，可见名不符实。因此，这里的“官板”，当指它的旧刻是由政府或王府所刻的版本。

其二，明代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说：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4]³¹⁶

盛于斯的这一段文字，至少透露了《西游记》三种版本的信息：

第一种版本，即盛于斯所读本。从盛于斯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这是一种百回本，基本情况和现在的世德堂本差不多，但也有所不同。盛于斯所提到的《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这一回，在世德堂本中为第六十四回，回目为《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其中“清风岭”既不见于流传的西游故事，也不见于世德堂本。“木棉庵”也和“木仙庵”不同。另外，盛氏所读本的末回为《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这大致同于世德堂本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①]，三三行满道归根》，但和世本九十八回回目“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也有相同之处。相互对读之下，倒是世德堂本第九十八回的“行满见真如”与九十九回的“行满道归根”，两个“行满”重复。由此可见，盛于斯所读本和世德堂本既有不同，但二者在基本用语上又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第二种版本，即周邸九十九回抄本。所谓周邸，显然指的是明代周王府。透露这个抄本的周如山本身就是一个书商，对有关图书的信息比较敏感；同时他又是大梁人，周王府又建藩国于大梁，可见周如山提供的这个抄本的信息还是可信的。从周如山的话里可以看出，除了九十九回与一百回的区别外，周邸抄本和流行的百回本并无太大的差别，否则，在和盛于斯的讨论中，周如山不会不有所透露。所以，这个抄本应是比较接近于世德堂本系统的一种版本。这充分说明，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后，也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经历了一个抄本流传的阶段。只是抄本的详细面貌，我们已经无从确知。

第三种版本，即周邸百回刊本。刊本与抄本的最大区别，当然是增加了一回。但是，究竟是增加了哪一回，周如山的话却是不肯定的，或者说，他对盛于斯所怀疑的《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这一回是否“后人之伪笔”的问题，并无给予肯定的正面回答，而只是用“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这样模棱两可的话来回答。这个周邸刊本，完全可以称得上“官板”二字。所以，吴承恩《西游记》的初刻本很可能就是周邸百回刻本。这样，世德堂本在刊刻的时候，才题上了“新刻官板”等字样。

其三，世德堂本卷首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谈到作者时说：“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里的三个“或曰”，共同的指向都是王府，可见《西游记》的作者和王府有一定关系。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记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补”；吴承恩的棺材板上，也写有“荆府纪善”等字，如今还保存在淮安的吴承恩纪念馆内。所谓荆府，即湖北蕲州的荆宪王府。因此笔者怀疑，吴承恩在荆府写完自己的《西游记》后，至少在荆宪王府留下了一个抄本。大梁周王府的抄本《西游记》很可能就来自于荆宪王府。

如果以上推证不错的话，那么世本之前的版本流变就应该是：吴承恩稿本——荆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据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记载，山东鲁府和登州府都曾经刊刻过《西游记》。有学者据以认为，鲁府本便是“《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登州府本“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西游记》很可能是嘉靖年间的刻本[5]^卷首。但是，吴圣昔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古今书刻》所载的鲁府本和登州府本“极有可能并不是被称为神话小说的《西游记》”[6]，而是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代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在历叙丘处机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7]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丘真人”条亦记载了丘处机的言行事迹，并说：“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8]¹²²可见，秦志安和陶宗仪都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丘处机名下，并直接称为《西游记》。特别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老家就在“登州栖霞”，因此，登州府出于对乡邦文献的宣传，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是极有可能的；而鲁府本《西游记》只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

当然，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还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杨景贤的六本二十四折杂剧本《西游记》。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杂剧本《西游记》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刻的。在这部杂剧剧末，有弥伽弟子于万历甲寅年（1614）所写的《西游记小引》，其中并未说明有鲁府本和登州府本的杂剧本《西游记》。其他公私著述也均未见到有关记载。因此，所谓鲁府本和登州府本是杂剧本《西游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百回本《西游记》一个重要的思想内涵，便是将不少国君写成昏君，将不少道士写成妖道，明显地表现出反道教的思想倾向。而明世宗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当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就因献房中术而得宠，位至一品。影响所及，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缙绅文士甚至太监之流，也都沉溺于房中术的修炼之中，闹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鲁王府和登州府是不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刊刻具有反道教内容的百回本《西游记》的。因此，所谓的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并不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而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或者杂剧本《西游记》。

二、“金陵荣寿堂”、“书林熊云滨”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关系

当今大陆学者谈到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一般说来指的都是台湾世本。这个版本的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其它各卷则均题“金陵世德堂梓行”。这种情况隐藏着什么样的版本信息呢？

方彦寿先生认为，这种情况说明，“现存被称为‘世德堂本’的《西游记》，实际上应为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9]。但苏兴先生不同意方彦寿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可能性：一、世德堂本、荣寿堂本和熊云滨本“三家各自存在，互不关涉，只是荣寿堂与书林熊云滨照样翻刻过世德堂本《西游记》。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西游记》是某时某人把几个残本（以世本为主体）拼配起来的三配本。”二、“原世德堂本的板片归荣寿堂，荣寿堂修补后重印有残缺，书林熊云滨照样翻刻过世德堂本，故某时某人把荣寿堂重印修配本的偶缺第十六卷，配以书林熊氏重锲本。”三、“不完全排除建阳的熊云滨到金陵开荣寿堂书坊”，“但须排除书林熊云滨翻刻世德堂原本如方彦寿所论断”。其原因就在于，“据黄肃秋说阿英藏有熊云滨残本，为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前缺六页，自七页起至五十九页止，附图八幅”。“阿英所藏的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应是第十七卷，而今存台湾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其第十七卷乃是世德堂梓行本，这就否定了方彦寿的论断”[10]。

就目前情况看，方彦寿和苏兴先生的认识都有其片面性。其原因就在于，现存的世德堂本如前所述共有四种，而方、苏二先生所据以讨论的版本，都是台湾世本，而没有能够看到日本所藏的其它本子。日本著名学者矶部彰先生曾经对读了台湾世本与天理世本，并列表如下[11]^394[②]：

从上表不难看出，不仅台湾世本卷九、十、十九、二十为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为书林熊云滨重锲，即天理世本也和台湾世本一模一样。这就推翻了苏兴先生的台湾世本为“三配本”的假设。因为如果台湾世本是三配本，不可能这样巧合，天理世本竟然也一模一样地残缺，一模一样地用三种版本配成一种版本。同时，这也推翻了方彦寿先生认为台湾世本是“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的结论，因为如果台湾世本真的是熊云滨重刻，他应该将各卷都改为“书林熊云滨重锲”，而不会只将其中第十六卷改为“书林熊云滨重锲”，而其它各卷都还题为“金陵世德堂梓行”、“金陵荣寿堂梓行”。至于苏兴先生的第三点假设，因为笔者没有见到阿英先生所藏熊云滨本，所以难下结论。因此，我们不妨这样假设：金陵世德堂和荣寿堂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的板片，很可能在某一时期被建阳书林熊云滨得到，但其中第十六卷却因为损坏无法利用，于是熊云滨便按原书的版式重刻了其中第十六卷，然后一并出版发行。但是，由于熊云滨仅仅刊刻了其中一卷，所以还不能如方彦寿先生所说，熊云滨本是“重刻”了世德堂本，而只能说熊云滨“重印”了世德堂本。也正因此，现存的世本便只能称为“世德堂本”，而不应该称为“熊云滨重刻”本。

同时，从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台湾世本和天理世本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也并不完全一致。矶部彰先生列表中所举的有关台湾世本和天理世本“字形相违”的例证，都是很具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台湾世本卷二十第四十三页正面“吃水遭□”，到了天理世本的相应位置却为“吃水遭愆”，很明显是因为原版印刷过多，造成严重磨损，而天理世本却进行了“埋木补刻”。这说明，世德堂和荣寿堂的板片到了熊云滨手中后，曾经不止一次印刷。在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原板磨损严重，因此，熊云滨不得不将原板进行个别的修补。所以，我们可以称天理世本为世德堂本的“补修重印本”。

当然，以上的结论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矶部彰先生的高见。他认为，现存世德堂本经历了三次变化：

1初印本  金陵·唐氏世德堂荣寿堂刊（佚？！）

2重印本  建阳·熊云滨用世德堂版重印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本

3补修本  建阳·熊云滨用世德堂版补修重印  天理图书馆本[11]³⁹⁸

对矶部彰先生的结论，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从台湾世本第十六卷已经题“熊云滨重锲”来看，台湾世本应该是能云滨的补刻重印本，而天理世本可称为补修重印本。

那么，熊云滨是不是单独刊刻过《西游记》呢？事实证明是很有可能的。阿英先生所藏的熊云滨重锲本的第十七卷就说明了这一点。黄肃秋先生说过，自己曾亲自见过这个本子，并用这个本子“和世本对校”过[12]，证明这个本子是确实存在的。很可能在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原来的世德堂和荣寿堂的板片彻底不能再用，但《西游记》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所以熊云滨在无奈之下，才按照世德堂本的版式，重新刊刻了《西游记》。于是这个本子的残本第十七卷，被阿英所收藏。

解决了世本中“书林熊云滨重锲”的问题，我们再看“金陵荣寿堂梓行”的问题。

从苏兴的观点看来，他认为有可能“原世德堂本的板片归荣寿堂，经过荣寿堂修补后重印”。侯会先生也这样认为：世德堂刊刻《西游记》后，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面世，或所印不多”。“若干时日之后（那也许会是长达数年的一段时间），这副书板易手为荣寿堂所有”[13]，于是荣寿堂补刻了其中四卷。

但是，我们查阅了不少典籍，其中记载了世德堂和熊云滨所刻诸多书籍，但金陵荣寿堂除世本《西游记》之外，却未见有其它刻书的记录，证明荣寿堂并非当时著名书坊。因此，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世德堂本是由世德堂和荣寿堂两家共同刊刻的。其中世德堂财大气粗，刊刻了其中大部分卷目；荣寿堂可能经济基础不如世德堂，仅投入了百分之二十的资金，故仅刻了其中四卷二十回。明代金陵书坊联合刻书并不少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在“集部·曲类”著录《绣刻演剧》说：“明金陵唐氏富春堂辑刻。按卷内除题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尚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阁等名。……是编显系两家或数家书林所刻，后其书版殆均归唐氏，始汇印为是编。”[14]⁶⁸⁹这种出版方式，当然也适合《西游记》。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即世德堂和荣寿堂都曾经单独刊刻过《西游记》，后来世德堂和荣寿堂的有关板片全部为熊云滨所有，最后由熊云滨重印。不过，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比较微小的。一是因为荣寿堂毕竟财力有限，要它单独刊刻二十卷的全本《西游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要同时购买世德堂和荣寿堂的全部板片，恐怕熊云滨也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因此，就以上三种可能性来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即世德堂和荣寿堂共同出资，共同刊刻《西游记》。

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世德堂在刻成《西游记》板片之后，究竟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始终未能面世，或所印不多”。我们认为，世德堂刊刻《西游记》之后印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并且印数还不会太少。一般情况下一个书坊刻出书板之后，如果不遇到突发事件，是不会不去印刷的。今查世德堂刊刻的典籍，于《西游记》刊刻的万历二十年（1592）之前，曾于万历十七年（1589）刊刻过《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二卷；于《西游记》刊刻的次年，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曾刊刻了《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曾刊刻过《新刻耳谈》五卷。这些当然还都是世德堂刊刻的有比较确切纪年的典籍，至于没有纪年的典籍当亦不在少数。这说明在世德堂本《西游记》刊刻前后，世德堂并未遇到什么突发事件而不能印刷已经刻好的《西游记》。再从天理世本磨损补修的情况看，也说明世德堂版经过了多次大量印刷。所以说世德堂本《西游记》“始终未能面世，或所印不多”的说法，只是一种猜测，而并非事实。因此，世德堂本刊刻流变过程似当如下：世德堂本（世德堂、荣寿堂共同刊刻，佚）——熊云滨补刻重印世本（台湾世本）——熊云滨补修重印世本（天理世本）——熊云滨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