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回眸与未来展望

曹炳建

纵观《西游记》研究的历史，大概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代，确立了《西游记》四大奇书的文坛地位；第二次是五四以后到建国之前，鲁迅、胡适、孙楷弟、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确立了《西游记》的现代学术模式。第三次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称之为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主要历程

    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大致又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２年。这一阶段的《西游记》研究同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一样，主要也是处于拨乱反正阶段。由于《西游记》的主人公就是孙悟空，因此，《西游记》研究的拨乱反正就是从研究孙悟空开始的。早在１９７８年，《安徽师院学报》、《开封师院学报》、《南开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山东师院学报》就先后发表了朱彤、赵明政、邢治平、简茂森、郝世峰、刘烈茂、朱式平等的一批论述孙悟空形象的学术论文。同时，文革十年积压下来的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得以面世，代表作就是苏兴的《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吴承恩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和胡光舟的《吴承恩与〈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朱一玄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版）虽然出版稍晚，但就主要内容的撰写时间来说，也应该归于这一时期。

    第二阶段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８年。这是新时期《西游记》研究最为兴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先后召开了三次规模大、规格高的《西游记》研讨会。

    第一次盛会于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召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起单位是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淮安县人民政府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会议于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５日在淮安召开，１１日移师连云港，前后共十天时间。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100余人，收到论文60余篇。会后，主要论文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第二次盛会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３日至５日在浙江普陀山召开。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市高等院校、出版社、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１０４名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这次会议除了正常的研讨外，还决定申请成立全国性的《西游记》学会，由胡小伟、吴圣昔、钟婴、苏兴、胡光舟、林辰、刘怀玉7人组成全国《西游记》学会筹备组。但可惜的是这次会议没有能出版论文集，所以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次盛会于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６０余人，收到论文近３０篇。会议中代表们考察了火焰山、高昌古城等与《西游记》有关的名胜古迹。会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书名《西游记研究论文选》。

    以上三次《西游记》学术研讨会，是新时期最为重要的三次《西游记》学术会议。此后，虽然各地相继召开了不少研讨会，但规模和规格都未能超过这三届。其中第二次普陀山会议虽然成立了学会筹备组，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第三次会议召开，亦未能就申请成立学会作出突破性进展。而89年以后，申请成立学会更加困难，所以造成了四大名著其它三大名著都有学会而唯独《西游记》没有全国性学会的局面。

    虽然未能成立全国性的学会，但是由于三次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推动《西游记》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游记》的现代研究模式虽说是由鲁迅、胡适等人确立的，但是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却是这三次学术会议前后的学者们。这三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以及在此前后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论文，以及学者们的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１９８２年，何满子就连续发表了《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号）和《〈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收入首届《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两篇文章，对《西游记》研究中的某些带有极左倾向的观点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展示了未来《西游记》研究的正确道路。这一时期，苏兴进行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研究、陈新重新开启的有关《西游记》版本的论争、章培恒开启的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论争等，都成为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个时期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刘毓忱的《论〈西游记〉及其它》（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苏兴的《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吴圣昔的《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林庚的《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王国光的《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李时人的《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刘怀玉的《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等。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出版于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但就主要写作时间来说，都应该是在这一阶段。此外，如李希凡、袁世硕、刘毓忱、张锦池、钟婴、刘荫柏、陈辽、萧兵、黄永年、孙逊、萧相恺、石钟扬、胡金望、蔡铁鹰、周中明、霍有明、王齐洲、陈澉、蔡国梁、赵国华、刘耿大等，都就《西游记》研究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刘怀玉为主的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曾编辑了两集《西游记研究》，虽是内部出版，但其中不少文章却被学界反复引用，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阶段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６年。这一阶段，《西游记》研究乘前段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学术活动来看，以连云港市为主，这几年连续召开了数次《西游记》研讨会，虽然参加会议的代表并不多，但亦支撑着《西游记》研究的局面。同时，在１９８８年，由中国未来学会和淮安市人民政府合作，在淮安召开一次全国《西游记》超前意识未来观学术讨论会。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吴圣昔的《西游新证》（新疆大学出版社）、张锦池的《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刘耿大的《西游记迷境探幽》（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刘勇强的《奇特的精神漫游》（三联书店1992年版）、钟婴的《西游记新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马旷源的《西游记考证》（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董国炎的《西游东走——〈西游记〉文化探索》（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屈小强的《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刘怀玉的《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宁稼雨的《西游记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蔡铁鹰的《西游记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何锡章的《神魔佛怪话西游》（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同时，这一时期出版的刘荫柏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是迄今为止收集资料最富的一部研究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几种不同的《西游记》版本的点校本问世，如项纯文、赵国华校点的《西游记》（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的校点本，黄山书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陈先行、包于飞校点的《李卓吾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黄永年、黄寿成点校的《西游记》（汪象旭《西游记证道书》的校点本）虽然直到１９９８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根据书中黄永年所撰《前言》，可知书成于１９９０年之前。此外，曾上炎还编写了《西游记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等。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者除前面提到的研究者，还有田同旭、朱恒夫、陈洪、竺洪波、刘振农、王平、侯会等等。

    第四阶段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这一阶段，《西游记》研究呈现多头发展的趋势。除连云港仍然在不断地召开小型的《西游记》研讨会外，经山西运城学院的李安纲牵头联络，分别于１９９６年在山西太原、１９９９年在甘肃天水、２０００年在山西运城、２００２年在北京，召开了四次《西游记》文化研讨会。以杨兆清为主的江苏淮安吴承恩《西游记》研究会（和前所述刘怀玉为主的《西游记》研究会不是同一组织），于2002年召开了一次《西游记》研讨会。新疆师范大学于2002年8月召开了“《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这些会议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是对推动《西游记》研究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时期的专著，有冯雅静的《漫话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论西游记宗教思想的世俗化倾向》（1997年内部印刷，笔者未见到）、萧相恺的《〈西游记〉导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版）、吴微的《风光无限话西游》（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于学彬的《说西游　话磨难》（长虹出版公司2001年版）、刘戈的《西游记新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余世谦的《西游记作者对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刘永强的《西游记论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等。此外，这一时期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的，是李安纲关于《西游记》道教文化的研究。其实，李安纲早在1992年就发表了有关《西游记》的研究文章，1995年出版《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唐三藏的磨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四部著作。但李安纲的研究一是重复清人《西游记》讲道说的老路，把小说《西游记》说成是一部宣扬道教金丹大道的道书；二是天马行空，随意解释，因此也受到学界不少人的质疑。

    第五阶段从２００３年至今。这一阶段的《西游记》研讨活动，主要有2003年的开封会议、2006年的连云港会议、2007年的江苏盱眙会议，以及由杨兆清联系召开的2004年淮安会议、2006年太原会议、2007年的河北会议。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则有胡胜、周左盾的《西游记诠释与解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陈文新、阎东平的《佛门俗影：〈西游记〉与民俗文化》、刘荫柏的《刘荫柏说西游》（中华书局2005年版）、傅光明主编的《话说西游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竺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苗怀明的《梦断灵山——妙语说西游》（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蔡铁鹰的《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

    2003的开封会议，是由河南大学联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明清小说研究》三大文学专业期刊召开的。早在这次会议的筹备会上，学者们就提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口号，其目的就是希望整合全国分散的《西游记》研究力量，促进《西游记》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全国性的学会为支撑，这次会议虽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6年连云港会议上，酝酿成立了“全国《西游记》论坛”筹备组。2007年7月，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打破了《西游记》长期以来没有学会组织的局面。同时，经过协商，西游记论坛作为《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的团体会员，成为学会的二级组织，并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召开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暨西游记论坛成立大会。

二、新时期主要学术观点与学术论争

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既是对前代研究的继承，也是研究向纵深处的发展。就其争论的主要问题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西游记》三大疑案的研究：

一、作者问题。

明清时期的作者问题研究，主要是在作者是丘处机还是吴承恩之间的选择。自鲁迅、胡适确定作者为吴承恩后，学界基本上认同了吴承恩说。因此，新时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吴承恩是否《西游记》的作者问题而展开。概括说来，有三种说法：

１、疑吴说。对吴承恩著作权的怀疑，俞平伯于1933年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就提出了。此后，海外的部分学者亦不同程度对吴承恩说提出怀疑。新时期大陆学者对吴承恩著作权的怀疑，由章培恒先生首先发难，续有杨秉祺、陈君谋、金有景、张锦池、刘勇强、黄永年、黄霖等从不同角度深加探讨。过去，不少学者概括这一派观点为否吴说，其实是不准确的。章培恒的有关作者问题的论文题目就是《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可见只是怀疑而已，也足见章先生治学之严谨。

２、否吴说。否吴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李安纲。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道书，是讲道教金丹大道的；而吴承恩不是道士，对道教理论没有精深研究，所以便断然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仅根据推测便下结论，显然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３、拥吴说。就笔者所知，这些学者主要有：苏兴、彭海、张宏梁、谢巍、刘怀玉、颜景常、杨子坚、钟扬、陈澉、蔡铁鹰、廉旭、张乘健、宋克夫、刘振农、曹炳建、杨俊等。

以上三派的主要观点，请参看拙作《回眸〈西游记〉作者及我见》及杨俊的《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回顾及我见》。就目前来看，不论是拥吴者还是疑吴者，都拿不出铁证来说服对方。其中疑吴者提出了《西游记》作者的其他种种假想，如许白云说、华阳洞天主人说、陈元之说、李春芳说、唐新庵说等，也有人仍坚持邱处机（或邱处机门人、史真人弟子）说，但这些说法都不被学界所认同。

关于吴承恩生平及著作的研究，新时期学界用力最勤的有两人：一是苏兴在赵景深、刘修业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小传》；二是刘怀玉撰写出版了《吴承恩诗文集笺校》。

二、版本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西游记》版本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四人：一、陈新自1983年起，连续发表四篇讨论《西游记》版本问题的文章，重新提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开启了新时期的《西游记》版本研究。特别是陈新整理出版了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简称朱本）和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简称杨本）的合订本，使这些稀有的版本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后人们研究朱本和杨本，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陈新的整理本。二、李时人的《西游记》版本研究，见于其所著《西游记考论》。其中对《西游记》现存版本系统进行了详细的罗列论述，并对其中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斟别。三、吴圣昔（原名吴圣燮，笔名方胜）是新时期在版本研究方面持续时间最长、用力最勤、取得成果最为可观的学者。其版本研究主要见于所著《西游新解》、《西游新证》和《西游新考》（后者只能于“西游记宫”网站阅读）。他系统地著述了明清十二种《西游记》版本，描述了其演变的轨迹，并就有关《西游记》版本争论的问题如祖本问题、唐僧小传问题、佚本问题、版本源流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重要见解。四、黄永年的观点主要见于所撰《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考证了《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就《西游记》版本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虽然其中某些观点似可商榷，但却系统地表述了其对《西游记》版本的意见而自成一家，非如一般论文泛泛而言。除了以上四位之外，版本研究方面富有贡献的学者还有：黄肃秋、苏兴、蔡铁鹰、程弘、朱德慈、陈君谋、姚政、邢治平、曹炳建、张彩丽、陈澉、陈辽、金有景、徐朔方、李金泉、王辉斌、刘振农、侯会、张锦池、陈洪、程毅中、程有庆等。

关于《西游记》版本的论争，最集中地体现在《西游记》的平话本、朱本、杨本和世本的关系上，实质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论争：一是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问题；二是朱本和杨本的关系问题。

关于《西游记》的祖本，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平话本（大典本、谚解本、销释本）说。持此观点者除郑振铎、赵景深外，还有邢治平、曹炳建、黄永年、程毅中、程有庆等。不同意此一观点的主要有陈新和吴圣昔。

（二）杨本说。最早提出此说的为鲁迅，后陈新重提此说。反对此种说法的主要有邢治平、曹炳建、吴圣昔、陈澉、陈洪等。

（三）朱本说。持此说者有朱德慈、陈君谋、刘振农等。反对此种说法的主要有吴圣昔、李时人、邢治平、曹炳建、陈澉等。

（四）新本说。吴圣昔认为：“从永乐本、谚解本发展到吴本、朱本、杨本之间，还有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存在”。这个新本“就是吴本（或包括朱本、杨本）的祖本。”程毅中、程有庆认为：“在《永乐大典》之后还有一个古本，即朱鼎臣据以删节的底本”，“也可能另有一本《西游记词话》”。姚政认为，朱本出自一“古本”，世本出自一“俗本”，二者同出一“西游祖本”。

（五）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说。王辉斌持此观点，吴圣昔反对此说。

（六）《西游原旨》白文说。金有景持此观点，吴圣昔反对此说。

关于朱、杨二本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朱本袭取杨本说。持此说者主要有陈新、李时人、黄永年、张锦池等，

（二）杨本袭取朱本说。持此说者主要有郑振铎、柳存仁、陈君谋、朱德慈、曹炳建、张彩丽等。

（三）朱、杨二本无关系说。张颖、陈速持此观点。

版本研究再一个重要问题，集中在对清初《西游证道书》的认识上。《西游证道书》是除了世德堂本外最复杂的本子。这个版本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卷首署名虞集的《原序》是虞集原作还是后人伪序。二、《原序》中所称丘处机作“数十万言”的《西游记》的问题。三、《证道书》自称所用的《西游记》版本为“大略堂《西游》古本”。王辉斌认为这个所谓的“大略堂”本，就是世德堂的祖本。但吴圣昔等学者认为这个所谓的大略堂古本是汪象旭删节世本而成。四、证道本中有完整的唐僧出身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何处？五、证道本中有不少评语，过去一般都认为这些评语并无价值。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其评语虽然有宣扬道教金丹大道的一面，但也有不少评语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六、证道本评语的作者问题。一般人认为这些评语的作者为汪象旭，但黄永年认为是黄周星所作。笔者经过考察，认为是汪象旭和黄周星共同点评。七、关于世本与证道本的文字优劣问题。黄永年和竺洪波认为，证道本“是文字上更优于明百回本的新本子”。但笔者认为，证道本固然有优秀的一面，但其对明百回本的删节所造成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也是巨大的。

三、孙悟空形象来源问题。对这个问题主要有四种意见：

1、进口说。进口说的提出者是胡适，郑振铎、陈寅恪、季羡林、陈连群、连文光、赵国华等表示支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源自于印度神猴哈奴曼。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材料能够证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故事的确传入中国。虽然学者们从各种材料中找到了一些十分简略的故事记载，但仍然不能说明问题。

2、国产说。这种观点是由鲁迅提出的，表示支持的有：叶德均、冯元君、吴晓铃、胡士莹、钱锺书、金克木、刘毓忱、龚淮英、萧相恺、杨桂森、贾锡信、吴全韬、张锦池、史双元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汉译佛经中没有提到哈奴曼和他大闹魔宫的故事。史诗《罗摩衍那》中哈奴曼大闹魔宫的故事又晚出，所以不能证明两个神猴有什么关系。因此，鲁迅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为中国神猴无支祁。后来的学者则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认为孙悟空是杂取了种种中华民族的文化因子，如夏启和刑天故事、宋代高僧悟空的故事等，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但这种说法的缺陷在于，常常拿无支祁直接对比孙悟空。实际情况在于，孙悟空的最早的成型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拿无支祁、夏启等故事和猴行者相比，二者就具有一定的差距。

３、混血说。这种观点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既吸收了印度哈奴曼的影响，又加进了包括无支祈在内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相关的猴子故事。袁珂、萧兵、蔡国梁、李谷鸣等持此种观点。这种说法实际上吸取以上两种说法，再加以新的考察相合而成。但其中究竟哪种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却未能予以解答。

４、佛典说。实际上，不少持外来说观点的学者在探讨哈奴曼对孙悟空形象影响时，便充分注意了佛典中有关神猴故事，如季羡林、赵国华等。的确，创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者无疑应是唐代寺院的俗讲僧人。他们纵然不知道哈奴曼的故事，但对佛典中大量的神猴故事，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除了以上三大疑案外，《西游记》研究争论的重点还有以下内容：

四、关于主题的观点。从大的方面来说，《西游记》主题的研究，有三种类型的观点：

１、宗教性主题说。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讲道说。这种观点开始于明代，成熟于清代。他们认为，《西游记》就是敷演道教主要是全真教的“金丹大道”的，是一部道书。自鲁迅、胡适等对此说加以批判后，已很少有人坚持此种观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李安纲等力主此说。

２、政治性主题说。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１）天宫革命说（胡适）。（２）主题转化说（文革前的文学史）。（３）主题矛盾说（张天翼等）。（４）宣扬投降说（此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前期。刘远达、储大泓、傅继俊等持此说）。新时期以来，又有以下几种观点：（５）安天医国说，认为作品表现了作者为封建阶级医国的思想（朱式平）。（６）诛奸尚贤说，即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主要是反对轻贤，西天路上斩妖除怪是为君除害（罗东升）。（７）“经国宁民说”（朱其铠）、（８）反映人民斗争说，即认为作品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智慧和斗争经验”（朱继琢）。（９）歌颂反抗、光明与正义说，即认为作品写的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胡光舟）。（１０）歌颂新兴市民说。即认为作品反映了新兴市民的政治思想要求（朱彤）。（１１）仁政治国说，即认为作品表现了仁政思想（陈民牛）。（１２）追求正统与正义统一说（王齐洲）。（１３）“反贪“之作，即认为作品既反对人们的贪欲，又反对如妖魔鬼怪之类的贪官（刘戈）等。

（３）哲理性主题说。这种意见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但是，在说明什么哲理方面，各家观点又不相同。其主要观点有：（１）人生阶段说，即认为孙悟空的前后形象不同，恰恰表现了人生的两个阶段：青年时期的不成熟与中年之后努力于事业的奋斗（彭力一）。（２）决心和本事说，即认为作品主要表现了苦练本领，百折不挠，历尽艰险，取得真经的思想（霍雨佳）。（３）追求理想说，即认为作品就是表现唐僧师徒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艰苦历程（吴圣昔、陈民牛）。（４）追求真理说（冷铨清）。（５）情缘悟空说（陈立君）。（６）表现理想英雄说（钟婴）等。

除了以上三大类之外，还有主题模糊和无主题说。这主要是说《西游记》的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在这部内涵极为丰富、包罗万象的文学名著中，硬要确定一个主题是徒劳的。

五、关于人物形象的论争。

１、孙悟空。孙悟空形象的实质，是历来论争最为激烈的，主要观点有：（１）虽败犹荣的英雄（胡适）。（２）封建社会中人民反抗斗争的英雄（五六十年代的普遍观点）。（３）地主阶级改革派理想的英雄豪杰、安天医国的英雄（简茂森、朱式平、刘茂烈、赦世峰等）。（４）代表劳动人民的神话英雄（严云受、邢治平等）。（５）新兴市民的化身（朱彤）。（６）闯荡江湖的英雄（林庚、何思玉）。（７）投降变节者（刘远达、傅继俊）等。

２、猪八戒。主要观点有：（１）向封建统治阶级“悔过自新”、“改邪归正”的艺术形象（刘远达）。（２）“小生产者”或“由阔而穷”的艺术典型（胡光舟、苏兴）。（3）具有个性解放的世俗型素质的典型（钟婴）。（4）“肉”的象征（杨江柱）。（5）求生存的典型（陈荣林、周应堂）。（6）取经路上的凡夫俗子、世俗型的艺术典型（侯光复、吴圣昔、曹炳建等）。（7）新兴市民、商人和农民的综合体形象（杨俊）等。

3、沙僧。主要观点有：（1）苦行僧的典型（张静二）。（2）更接近社会现实的人物，安份守己的和尚（刘士昀）。（3）苦行僧、循吏的典型（张锦池）。（4）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曹炳建）等。

此外，关于《西游记》性质的研究，有神话（神魔、仙话、神怪）小说、游戏之作、哲理（象征主义）小说、童话小说、科学小说、寓言小说、宗教著作等多种说法。

三、《西游记》研究的未来展望

虽然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比较于其它三大名著来说，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和这部世界名著的地位很不相称。特别《西游记》本身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又不是其他三部名著所能替代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深刻挖掘《西游记》深厚的文化内涵，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去作。

一、《西游记》研究的组织工作。

过去，由于没有学会，所以《西游记》研究的组织工作一直跟不上去。多头发展虽然对《西游记》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毕竟形不成合力。去年7月，在京城成立了《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由丁振海先生牵头成立的。但是研究会下面如何活动还不很清楚。但是，《西游记》论坛会仍然活动。就目前来看，笔者拙见认为，组织工作应该努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１、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全国性乃至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发展研究会会员，整合各地的《西游记》研究力量，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考虑到召开纯学术的会议经济上会有一定问题，可以考虑和旅游经济挂钩，和各高校、各地方政府及企业联合召开有关会议。连云港、淮安、福建、西安、新疆等地方，应该会有这方面的热情。今年６月于江苏盱眙召开的小型《西游记》研讨会，就和地方旅游经济挂钩，取得了经济和学术发展双赢的局面。

２、申请出版《西游记》研究的专门性杂志。这种杂志最好当然是能办成纯学术性的。但如果纯学术性的杂志经济运转比较困难，可以考虑揉合学术性与通俗性两方面的内容，扩大发行量。

３、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体，建立《西游记》网站，扩大研究的影响。目前，淮安刘怀玉先生就办有“西游记宫”网站。但由于这个网站是非盈利性质的，再加上以个人力量办网站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故运转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西游记论坛筹备组成立之后，亦曾设想开办网站事宜。

４、建立《西游记》资料中心或博物馆，搜集各种与《西游记》有关的文献和文物资料。这种资料不仅应该是学术性的，也应该是趣味性的。

二、《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这种学术性研究，不应该把目光单单注视在《西游记》本身，而应该和现代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早在２００３年的开封会议上，专家们就提出了建立“大西游文化圈”研究框架的构想。要求将《西游记》研究放置到建构具有多元开放特质的现代文化体系的系统工程中，发掘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彰显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品格，逐步扩大“大西游文化圈”的视野和疆界。这里所谓的大西游文化圈，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

１、《西游记》文本本身的研究。这是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目前来说，《西游记》的文本研究似乎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似乎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尽。事实却远非如此。《西游记》的文本研究，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概括来说，《西游记》的文本研究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１）传统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去简单地重复前人，而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去重新解读文本，比如从哲学、政治、社会、民俗、文体等角度来观照作品。

（２）艺术方面的研究急待深入。过去，人们多将眼光注视到《西游记》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形象方面，但对于《西游记》艺术思想和艺术手法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实际上《西游记》的成功固然与其思想上的成就有关，但似乎艺术上的成就也十分重要。如《西游记》的幻想笔墨，同样是幻想，为什么《封神演义》却赶不上《西游记》？《西游记》的喜剧性内容都包括哪些方面？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等等。

（３）《西游记》宗教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研究并不深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上一代人，宗教学素质比较缺乏。清人的“讲道说”在今天重新泛起，不能说和我们对《西游记》宗教问题的关注度不够有一定关系。2006年的连云港会议上，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西游记》的宗教问题，显示出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此一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对作品宗教思想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对《西游记》神谱的研究，还应该包括《西游记》对后来宗教影响的研究。天国世界是什么样？恐怕中国普通民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西游记》中获知的。

２、与文本有关的研究。这方面包括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等诸多问题。

就目前来看，作者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很难有更大突破。这就一方面要求学者们去发掘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旧有材料重新解读。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故不应再成为研究的重点。

就版本研究来看，过去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祖本问题以及朱、杨二本与世本的关系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缺陷在于对其它版本关注十分不够。实际上，诸如李评本、证道本、新说本等，都是《西游记》的重要版本，都应该加强研究。还有清代的证道本、真诠本、正旨本、原旨本等，实际上都不止一次地刊刻出版。这每一种版本，又都是一个版本系统。对这些版本系统，也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

就成书过程研究来看，这是过去取得相当大成就的一个研究侧面。但过去多数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了孙悟空原型的研究上，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其他方面的内容关注得很不够，以至于《西游记》成书史上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宜从三个方面强化：一是对成书过程中主体故事演变的研究，即对取经史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戏——百回本《西游记》这每一个环节的详尽研究（蔡铁鹰在此方面研究比较深入）。二是对《西游记》主要人物演变的研究。这除了继续孙悟空形象原型及其演变研究外，猪八戒、沙僧、唐僧等形象演变研究也应该充分重视。三是西游故事演变过程中儒释道思想影响的研究。过去胡小伟等在这方面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一研究很可能会成为《西游记》研究新的热点。

３、《西游记》学术史和传播史的研究。

就学术史的研究看，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很不够。竺洪波于去年年底出版了《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为《西游记》学术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此类研究亦会成为热点之一。

就《西游记》的传播史来看，过去基本上很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在四大名著中，传播最为广泛的还是《西游记》。中国人生命历程中读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恐怕就是《西游记》。如今，《西游记》已经传向世界。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西游记》的传播史问世。

４、《西游记》的各种当代衍生品的研究。这包括央视的电视连续剧、《大话西游》、《阳光灿烂猪八戒》等影视作品，也包括绘画、雕塑、卡通、游戏、网站、旅游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如《大话西游》在青年学生中何以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反映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西游记》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等，都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甚至对今天包括日美影视对《西游记》的恶搞，我们也不能仅仅加以“痛斥”，而应该进行研究，以寻找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的信息和文化资源。

匆忙成篇，挂一漏万，文字亦未及加以修饰，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且未来及加注释，敬请谅解。

       （本文系2007为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