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十年了，我們今天應以客觀而理性的態度分析六四。首先，我們要分析六四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1966年至1976年，中國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把大陸搞的一窮二白。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平均月收入低於二元美金。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訂定了“改革開放”的治國方針。

所謂“改革”指的是“對内改革”，要解放思想，政治平反，放寬政府管制；所謂“開放”指的是“對外開放”，要引進外資，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是個劇烈轉折的時代。實質上，就是個“改換朝代”的時代。

經濟政策上，從共產主義經濟，走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北京政府採取了“雙軌價格制”來轉型過渡。譬如鋼鐵買賣，在國營事業之間是一套價格系統，在“自由市場”買賣，又是一套價格系統；就像是當時的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有黑市價與官價兩套系統，價差可能高達二倍。

因此，如果你有辦法，以官價取得鋼鐵，再以“市場價”賣出，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暴利。當時有些人就靠這樣“倒賣”商品，輕鬆賺大錢。倒賣商品賺錢的人，叫做“倒爺”，“倒爺”的後臺，都會有權力的政府官員。這種官員，人稱“官倒”。

這是從共產主義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必然會發生的過渡時期經濟脫序問題。這個問題，必然會導致民憤。同樣的民憤，也發生在蘇聯，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期，1982至1987年，胡耀邦任共產黨總書記，大力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很得民心。同時，“官倒”的經濟脫序，激發了民憤；對外開放，造成了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嚮往；加上政府治理的相對寬鬆，各地已經醖釀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1986年底，在北京、廣州、天津等城市，爆發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具有規模的示威遊行，這是所謂的《八六學潮》。胡耀邦旋即下臺。

胡耀邦贏得了學生與知識份子對他的愛戴，但是他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爲社會播下了動蕩的種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一些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之後，活動逐漸變質。

自4月15日到6月4日，學生民運分子占領天安門廣場近兩個月，北京政府對其寬大容忍，全世界前所未有。在此期間，蘇聯領袖戈巴喬夫訪問中國，總理李鵬與學生談判，請求學生暫時退出天安門，以便政府接待戈巴喬夫，被學生拒絕。

到了民運後期，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學生罷課，工廠罷工，而且全國各地開始效尤，動亂已有燎原之勢。李鵬與學生代表懇切談話，央視公開做出現場轉播。李鵬反復説明國家不可陷於無政府狀態，被學生代表當場斥責。

後來有學生代表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什麽，我們只知道，政府給我們什麽，我們就一定會回答要得更多。”

學生領袖柴玲，後來以她一貫的哭腔哭調說，“我希望天安門流血，因爲流血了，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更有利。”

學生代表要求，學生組織要具有監管政府與審核國家政策的權力。換句話説，二十來嵗的學生代表要當慈禧太后，要六十來嵗的中共總書記當光緒皇帝。

中共中央被迫要做做出選擇，一是自行解散政府；一是驅散學生，沒有中間地帶。

當時的中國大陸，相對比較落後，沒有公安鎮暴部隊與催淚瓦斯槍的配置，只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調派解放軍進城，來驅散學生。解放軍到了復興門附近的木樨地，一些暴亂份子燒了坦克車，殺了解放軍戰士，還把戰士屍體吊在樹上供人觀賞。事前發展到這一步，解放軍除了開槍，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槍聲歸於平靜的三十年之後，中國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中國快速崛起，彎路超車，穩步邁向了民族復興之路，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三十年，有四億人口成了中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在2020年要建立小康社會，要讓全國人口脫貧，「一個不能少」。

P.S． 後世的歷史學家，應該會有這樣的歷史評論：

《 如果沒有鄧小平，今天的中國，大約是另一個土耳其，是個國際上二流半的國家，只能空自緬懷當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國家疆域，只有當年盛世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