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新环境

这时我记起母亲常讲的故事，她生我姐姐时，曾得到大物理学家谢玉铭夫人的指导，如何给初生婴儿我姐姐洗澡，也知道复旦大学的校长是他们的大女儿。我在干校时，一室友说他们材料系的谢教授是复旦大学校长的弟弟。这就是说他是谢玉铭的儿子，也许他愿和我母亲叙叙旧，聊聊燕京的故事，使母亲觉得亲切。我找到那位室友打听，她说正好谢教授母亲常驻北航他家，她应当是给我姐姐洗过澡的那位谢伯母。我硬着头皮去材料系办公室送个便条给这位谢教授，上面写有我母亲的名字和住址，欢迎他和他母亲来我家玩。

不久谢伯母来看我母亲，她们两叙旧，在这个“运动”繁多的国家，周围环境大变，四十多年没有联系谁也不敢聊什么。谁都怕说多了下次运动挨整，或给子女带来麻烦。况且谢伯母比我母亲大得多，腿脚并不好，不便多走。我母亲娇弱的身体也走不到她的住处，所以两人只见了几面，就不联系了。

从校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口里知道，母亲有病没病都到校医院找他们聊天。我劝她不要为解闷去校医院。建议在校园散步，结识新朋友。并告诉她校长住我们这个门洞的一层，他的夫人是父亲燕京的学生，在人大工作，她家有电话，有急事可去用。并带她去了校长家，校长夫人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母亲。

通过这些努力，母亲逐渐熟悉我校的环境，结识我们基础课主任的夫人，一位四川人，很热情友好，聊得来。可惜有严重血压高，不能常见面。

姐姐从美国回来后曾接母亲去北医住，母亲怕睡眠不好，生活不习惯，固执地要带她的全部家当，姐夫需要找卡车来搬，去了住不了几个月又要回来。经过两次这样大的折腾，大家都很疲惫。只好让她尽快适应住在北航。

妹妹在美国听到母亲不习惯住北航、北医后曾向领馆打听接母亲到美国和她一起小住。领馆回复很难得到护照和签证，经过努力，困难重重只能作罢。

开始找的安徽小保姆和母亲还算合得来，春节前小保姆请假回老家，我希望母亲和她说好春节后再来。母亲认为没多少事可做，还需要花时间和她聊天，并不省心，她想自己做，不用人了。她说除非我们和她共用这个保姆。我否定了她的建议，因为有工人来工作就需要有人在家，这就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规律。从此之后她自己到合作社买小菜、豆制品等，自己回来做给自己吃。大多时间看书、写东西，生活比较安定。

文革后学校有一些经费准备改变“只革命，不盖房”的住房拥挤问题。并分析了住房状况。如果按职称、人口、资历等分房，大量教职员工只能居住一屋一厅或两屋一厅的住房，这类住房学校甚缺，为此盖了几座这样的楼， 1984年左右306号、305号的合住者都分到两房一套的房子了，如果母亲不来，我们也会分这样一套。

校产科通知我，马上腾空305号，全部搬到306号，全校不再有两家合住的房子。原有的三屋一套、四屋一套两家合住房，全部变成资历高的干部、教授一家庭用。如此高资历者不多，现有这类房正够用，近期学校不盖三、四屋一套的房子。母亲希望学校通融允许她继续住在305，学校不同意。因为这是大家眼睛盯住的非常好的四屋一套，催我们马上腾给老教授住。无奈只好让母亲离开她刚熟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