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三吗？

       调干生老曹把我的大书包抱来，还给我带来沙田柚子。等我可以坐起后，又来给我补功课。我如期参加大考。

       1959年初、放完寒假又出了个反坏运动，在我们系我成了运动的对象。开始我不知道在说我，因为大字报贴在去食堂的马路上，没点名，我一点也不关心这突如其来的运动。

       后来党支部书记老韩头、团支书汤某、宣委三人找我谈话，问我是否看了大字报。我说没看。他们严肃的问我是否知道他结婚、有小孩，我说不知道。他们多次追问我和他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是否发生性生活。我说就是同学关系。又问我为什么让他到医院看我，我说他是调干经济不成问题，进城车费他付得起，功课好可以帮我，他住的宿舍在车库旁，司机容易找到。

       我突然明白我生病时大呕吐，是否怀疑我怀孕，去做手术？所以我让他到医院看我。其实到校医院、中直医院查病历，就可明白。

       最后到班团支部会议上作检讨。我不知怎样检讨，应当扣什么帽子。就说我不应过多的和他在一起到图书馆念书，脱离班集体；不应当让他到医院看我，给我补课；等等。这卦不上政治钩，我请大家帮助。结果每人对我的批判是贪图资产阶级享乐，喜欢旁边有男的陪伴。我听不懂，因为我们念书都很好，可交流，没有享乐。

       他出身浙江农村，非常贫苦，八、九岁就到上海学徒，挨打、挨骂，倒马桶、洗衣、做饭、拉风箱，没人教怎样干活。干了许多年，偷看了技术。直到解放。东北招工，分到航空工厂，开始把偷看的钳工技术用上，又学用机床干活。后又上技校，最后上了两年夜大。只凭出身好，认为作党团员没用，技术有用是属于自己的。他谈话够落后的，在工厂凭技术送到北航上大学，和其它凭着政治资本上大学完全不同。他瞧不起那种人。

      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不找他谈话，为什么不批判他？因为他不是党团员，出身又好，怎样上纲上线？只能说我腐蚀了他。他为了毕业后打回老家去，就转了系，那个系在江西有工厂，离浙江他的家最近，这也证明我们之间就是同学关系，不是男女不正当关系，我不是小三。在那时运动到处有，不知什么时后就该挨整，可以随意扣上帽子。真不知为什么扣上小三的帽子。现在的真正小三谁像我一样挨过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