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丧钟始

右倾了

      爸爸去世后，我实习返回，留校。一系列事情连续发生，这时突然从党员那里听说正在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听说这是来自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据说有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是由于彭老总给大领导的信而产生的。这时让我的思想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时代。

       彭老总胜利归来，本以为应当敲锣打鼓，欢迎凯旋归来，并应当到处做报告。但安安静静，似乎不知道何日归来。作家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了我们，他到处做报告，很是风光，成了胜利者的代表。他来燕京作报告，我们中学也去了，是很动人。几位立大功的战斗英雄、空军英雄也到各地做报告，很动人、很鼓舞人心。

       一段时间再也没听到老总在哪，做什么工作。但很快小道消息传出有人不满意。他没照顾好儿子，让他牺牲。并质问为什么老总自己可以不死，他却死了，为什么不总呆在一起，等等很多责备的话。并且说这儿子是如何英勇，坚决要求到朝鲜去，到前线，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谁也不知道，这儿子是在开战近一个月就炸死在司令部。为什么司令部仅他们二人死了，其他司令部的人可以不在，他为什么要在，难道让他在司令部值班吗？司令部为什么要他值班？！听到这些小道消息，我想老总倒楣了，他是总司令，不是保姆，怎能看住一个身体健全，活动自如的成人？！

      又经过长时间没有人提到他。再听到时已是全国掀起批判右倾翻案风之时，这位被批判的主角就是彭老总。这时才知道中央在庐山开会，把他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作的调查研究，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给大领导写了一封信，这下可让大领导得到机会把多年对他的愤恨，全部发泄出来。当我们学习时知道他写的内容，我简直认为写得太好了，这是真正的实情。

      下面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1958年初反右已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得到伟大胜利。大领导发出了一系列 号召：十五年中国将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竖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听了很受鼓舞。许多人头脑发胀，提出了更豪迈的口号。似乎你能想到的事，就一定能做到。到处有赛诗会。那豪言壮语听着都吓人。

大办人民公社

      有人说马上就可进入共产主义，要求人们去学习。记得1958年秋我校政治教研室一位负责人，在大领导为徐水人民公社叫好后，参加北京市的访问团去了徐水，回校后非常兴奋的给全校做报告。她讲人民公社就是好，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社干部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好。集体干活、集体吃饭不用各家各户开火，节省时间、节省柴火。。。。现在农民可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可改变几千年农民落后的生活习惯。

      她越说越兴奋，我和几个调皮，爱说怪话的朋友就越听越糊涂，可挑出越来越多的毛病。

      我们议论，如果农民放开肚子把生产的粮食全吃光了，那么城里人的粮食从哪来，是否城里人也要为自己种地了呢？如果二流子不干活都有饭吃，那些干活的人的工作积极性还能保住吗？社会主义能用吃饭不要钱，就跳到共产主义吗？对生产力没要求吗？按劳取酬、按需分配的原则过时了吗？大学教职工、家属和学生也和农民一样吃饭不要钱吗？这是否回到刚解放的供给制，这是倒退还是前进？

      我们边听边说，说说笑笑就说了不少问题。我们说她好傻呀，太听话了，自己不动脑筋。当然我们没想到最后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人。

       到处报导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处处放卫星。开始我还是相信的，因为没有农业产量的概念。班上从湖南农村来的胥某就说这数字是瞎说八道，我还天真地和他们辩论。我说他们是老皇历，现在是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好了，就会提高产量。

       一提人民公社，谁也不想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就都闭嘴。但报上的醒目标题，天天大放卫星，那数据太吓人。

      这真是像赛诗会的豪言壮语所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开始说亩产几千斤，现在报上说一万斤甚至几万斤。一亩地是有限量，不会无限增产，怎可能数据天天大幅度提高，毫无止境。一个麦穗、一个稻穗不会有一斤重的麦粒、稻粒。密植也不可能每一株都贴在一起，所以亩产几万斤是瞎说。越来越觉得在骗人，有其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