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白天上学,搬家工人很快就搬完了。下午到了新家,觉得除了字和画没挂外,原来我最喜欢的漂亮红木家俱:红木方桌、两把太师椅、四个高腿两层花架等不见了。其它普通家具如放玩具的大柜子、院子的藤桌椅等都也没了。那些漂亮的放在红木花架上的八个漂亮青瓷、黄瓷花盆,放圣诞树的大花瓷盆等也都没有了。上哪儿去了?
我到处找,都没见到。堆屋、储藏室,每个房间都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些屋里没有,还能摆在何处?我不敢问妈妈,就问了照顾妈妈的那位保姆,东西去哪儿了?她说让打鼓的拿走了。打鼓的是收购旧物的人,每天挑着两个大筐子走街串巷,手里摇着挂有两个小鼓槌的拨浪鼓。一听这鼓声,想卖东西就赶快跑出去,叫他进家来商量和看货。
燕京从不许这样的人到学校,怎会有人来买呢?我想一定是住城里的朋友帮助找的。我为妈妈难受,这些贵重的东西是妈妈心爱的嫁妆,抗日时期都不舍得扔,全从燕东园搬到城里堆起来,相信一定能等到有一天可打开使用。这是因为相信日本必败。但这次却一件也不留。因为他们相信、并且一直盼望共产党来统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这些东西对于像爸爸这种身份的人是再也不会用了。因为再也不会住到61号那样大的房子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房子还会小,以为后半生就住在58号。这个房子已装不下这些家具,就只有割爱、卖掉他们。是否这个变化就是妈妈又躺倒的没法说出的原因呢?我太傻了,我以为妈妈都不能保留的东西,谁还会要呢?打鼓的难道会蚀本?
后来搬到城里,妈妈卖字和画时,我见到来买东西的打鼓的,大约50岁左右。
我问:收红木家具吗?
他说:收。
好卖吗?
好卖。
谁敢要?谁能要?是卖给大使馆吗?
他很生气的说:你甭管。你找到,你卖给他们,甭找我。
我明白他错怪我了,他认为我想直接找到买主,可卖大价钱。
他说:字和画更好卖。特别是古玩。
我这才明白,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仍然有人住大房子,欣赏和懂得古董、家具、古玩。这些东西在任何时代都是给上层用的,解放后能住大房的人、新的上层人物就会要它。外公是北洋官,他可买,有地方放。解放前爸爸是教授,不是上层人物,但学校给大房子住,也属于有大房子住的人。而解放后虽然仍是教授,但不是上层,学校不会再给住大房。
爸妈一辈子没买过自己的房子,一直在大学工作,住学校给的房子,只能按所给房子的大小决定哪些家具必须卖掉。我真希望能放跟踪器在这些东西上,以便知道它们究竟上哪儿了,甚至可以去看看它们变成什么样了。这只是自嘲的笑话。
58号原住着经济学家,美国妞的爸爸较早的搬出了燕南园,搬回朗润园。他们走后,我们家马上搬进。我们住过的61号,经过学校的大修整,把有顶的阳台用木制结构装成了一个大间,楼上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地理专家、后来北大的教务长侯仁之教授的住所。
由于我很少接触新搬来的人家,所以只能知道我认识的人的去处。
51号大头与64号小哥哥家合住在53号。大头新家我没进去过,只去过小哥哥的房间。他喜欢买苏联歌曲的唱片,并自己攒出一台电唱机,他让我去听音乐,我去了。他住在原来工人住的极小的房间,在厨房外面,被前面的房子挡住,虽然朝南,但非常阴暗潮湿。我很不喜欢这个阴暗的房间,没坐下来,就走了。使得兴冲冲要表现自己成果的小哥哥非常扫兴。我走后觉得太对不起他。
原住53号厦门大学来的诗人林庚教授一家搬到62号大平房的后段,前段是原住59号的严伯伯和雷姑姑,我们俩家住的“太远”,他们再也没来过我家,我们小孩很难见到他们。
57号是原住66号历史学家,民主人士老黄的主人翁独健教授家。虽然我们是邻居,但互不来往。因为我们小孩都不同班。
59号是从65号搬来的著名物理学家褚聖麟教授。每天上学都路过这里,经常听到脖子哥练琴,我暗暗的追赶他。
65号是52号搬来的著名化学家蔡镏生教授的住所,三个包子就住这。64号是著名体育教授,体育系主任,我们的本家赵占元教授,从燕东园搬来。三三姐和我同班,这里成为我常来打搅的地方,直到他们最后搬走。
燕南园的老房子经过改造,房子显得极拥挤,住人后到处挂“旗子”晾衣服,燕南园各家都像个大杂院。我们这批孩子已长大,新小孩不多,游戏场再也没有往日孩子们奔跑、打闹、欢笑的场景,显得极其冷清。
原来自给自足的燕京为适应大发展,盖校园、校舍、修公路把原来供全校使用的牛奶场掀掉、把果园连根拔掉,大家喜欢的那大水蜜桃,再也没了,每年冬天各家储存的国光苹果也没了。司徒校长妻子、我外婆等安葬的坟地全部铲掉。铲之前虽曾通知家属可移走,但什么地方可让永远安葬?不知多少家移了?为划清界线谁也不会再关心司徒校长妻子的去向。
北京市政府说北京是首都,各国大使馆所在地,各种国际会议在此举行。今后会有外宾来,政府机关在此。将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在北京近、远郊要统一安排、大力开发奶、蛋、果、菜的生产,各单位不需要再自行安排。的确如此,一两年后的确供应了奶、蛋、果、菜、肉、鱼等。
空出的大片土地陆续盖了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教职工的住处。燕京正在缓慢的扩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