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婚后在燕京大学的奋斗

         在冰心的精心筹划下，由司徒雷登证婚，举行了简朴隆重的婚礼，爸爸妈妈结婚了。他们安家在燕东园的38号。在他们搬入后，邻居间传开了，这里来了一对才子才女，不仅有才，两人相貌也很般配。

          那时中国妇女上大学的不多，出去工作挣钱的也不多。妈妈既完成大学，正在学硕士，又一直工作挣钱，所以妈妈很突出。

         我们三姐妹全都是林巧稚医生在协和医院接生的。姐姐出生后，受到邻居们的关注，她们教妈妈怎样照顾婴儿，洗澡、喂奶等。妈妈从小只会念书，家中有女佣，家事一点也不会。这些热心的邻居，就是最好的老师。每隔两年又生一个，家里人口增加，就从38号，搬到23号住。

     姐姐会走后又得到邻居大姐姐、大哥哥的喜爱，真是一个活洋娃娃，大家逗她，让她唱歌，她就大大方方的地唱，那时话还讲不清楚，唱的歌谁也听不懂，但他们就要这样逗她，还拉着她到处跑。

    我出生后已不引人注意，且也才两岁多，跑不快，所以经常一个人站在游戏场，自己玩。

    我们住在这里直到日本兵进入燕京，燕大关门。

妈妈获硕士

        父母婚后每个人都想进一步的奋斗。开始妈妈继续在这三个中学教课，但因怀孕，城里城外的跑，把妈妈累病了。请人代课后，丢了工作。

     妈妈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持，就想赶快拿到文学硕士学位。不顾流产的痛苦，接着又怀上了一个，趁着小孩还没出生，抓紧时间，师从郑振铎、董鲁安等燕京著名文学大师，在姐姐出生前完成了”水浒传的社会意义“硕士论文，并进行答辩，拿到了燕京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燕京的规定是夫妻二人只一人可在这大学工作。城里、城外交通不便，妈妈无法在城里继续教学，就在家里写小说和文章发表在各种文学刊物上。

     妈妈是个工作狂，凭着年轻力壮，一有想法不论白天黑夜就坐下来写，日积月累失去了规律的生活，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必须靠安眠药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占领北平，但与美国没有宣战，燕京没受到多大的影响，其它许多大学都南迁了，很多学生不想到内地去上学，就到燕京来上学，大学需要增加教师，妈妈被聘为燕京国文教师，有了固定的工资。

丰收年代

          爸爸回国后从1933年下半年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日本向美国宣战、燕京关门前，是成就最大、最高产之年。他已成为中国系统研究人文区位学第一人，为燕大社区研究学派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

          爸爸在燕京社会系工作期间共开设过十多门课，许多课自己写讲义发给学生。除了教课外，用中英文发表大量的论文、著作。为了发表论文，需要收集大量资料，爸爸写的中英文卡片两万多张，装满两个大卡片柜。爸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多面手。

         十年前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到北大内原燕京图书资料部分和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国外查找，就发现了中英文共45篇，这些论文除他的专长：都市社会学和人口学外，还有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社会调查、社会学如何发展和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建设，等多方面的文章，一直到解放前发表的中文著作、论文共39篇，英文论文著作共8篇、英文书评共11篇，总计58篇。

     同时他们也找到妈妈的各种小说、散文、论文24篇。

     非常可惜的是爸妈没有好好保存自己的作品，经过抗战日军进入燕京，许多资料的丢失，又经过院系调整，社会系的取消使得更多的资料的流失。最后文革的大抄家，即使保留在家的著作论文也被抄走，当作垃圾被那些人扔掉，所以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们的成就。

     1937年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到西南联大任职。爸爸被任命为该系主任，这是当时最年轻的，从这时开始做系主任到燕京消失。爸爸用更大精力去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不想仅作文字，名词，定义的讨论，而想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道路和方法。

     在美国有许多较大的城市，他们的社区已比较发达。社会学对城市的研究已有经验和方法。理论也比较健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农村，那里非常落后，社会学如何能帮助中国农村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爸爸就亲自到燕京附近的农村去调查，建立基地。

     爸爸亲自参加在北京郊区清河镇的综合调查研究，并为燕大社会系和经济系开辟了平郊村基地。七七事变后，冒着日伪特务监视的危险，经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和考察，最后选定在清华园附近的八家村为燕京社会学的基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实实在在的实验室，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有建树的调研报告和论文。较早地引领燕大社会系实地研究的风气，为后来的社区学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爸爸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但每年爸爸仍坚持亲自带学生到那里作调查，我们看到许多爸爸带着学生去实习的照片，他们穿的是接近农民的土棉袄，推着自行车，与农民的合影。

     爸爸1959年去世后，我想留一张他的照片作为纪念，虽然他是右派，但他是我的父亲！为什么不能留一张他的照片呢？我就去翻他们的相册，在一个小信封里有一张他1948年去美国护照使用的多余照片，这年是他40岁，非常英俊，非常帅气，很有活力。我“偷偷”的留了下来。

     文革时妈妈怕造反派抄家就把爸爸的全部照片烧掉，实在太可惜了，其中包括爸妈的结婚照。我非常后悔，那时应当多“偷”几张。爸爸很会照相，他有许多好照片，是我非常想要的。但妈妈还健在，我怎能拿走他们的好照片？

     在文革后我放大这张小照片， 放在房间里，后来又带到美国，放在我的客厅。一些朋友看后问：他是你的丈夫吗？我说：不是，是我父亲。他们露出怀疑的眼神，我说这张照片十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家里放着的是父母年轻的照片，我想留下父母最漂亮形象，这与大多人家不同，他们放的是父母老年的标准照，很庄严肃穆。这不是我的性格。

         我出生在这个战乱时期的1938年，祖父盼望和平，给我名字‘平’，又按社会系教师的约定大家子女姓之后的第一个名字是相同的。1940年妹妹出生。我们便由学幼师的老师带着，爸爸妈妈仍然拚命工作。

         当时的局势紧张，他们不爱看敌伪报。爸爸就常去看路透社，美联社电讯。晚上到有高级收音机的朋友家去听重庆，延安，美国之音的广播。经过综合比较分析把所知道的情况讲给学生。有时请学生到家里来开秘密会议，宣传抗日，分析形势，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决没好下场，一定以失败告终。大大鼓舞听众，很受欢迎。这种情况被日本特务掌握。成为日本抓爸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