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汉，我向上海市黄浦区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这个诉讼将在与房管局的抗争中详细介绍）。然后到武汉中级法院去找承办法官。承办法官说：你没有拿到《推荐函》就算了，你这个案子是前一个案子（院长发现错误提起再审）的延续，所以没有推荐函也可以继续作为代理人代理本案。

在此之前本案一直有一个死结：法院认为本案已经结案，结案后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申诉或上诉，与武汉中级法院无关了；但是，如果根据原二审判决想进入救济途径的话，又过了时效。本案经武汉市中级法院王晨院长提起再审后就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了，把两方面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对我而言，只要进入诉讼程序就是初步的胜利。

有“院长发现错误提起再审”的《裁定书》后，武汉市中级法院立案庭就可以立案了。赵云霞法官对我说：你们这个案子王晨院长非常重视，我们可以自己审，也可以发回江岸区法院重审，我个人认为发回重审你们有两次机会。

我说：无所谓哪里审，反正已经进入程序了。

赵云霞法官接着说：如果你们同意发回江岸区法院重审后，他们会将这个案子分成几个案子审理。弄清楚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弄清楚李蕻到底是不是你祖父的女儿；李蕻到底是谁的女儿？弄清楚李成英是不是你祖父的配偶？

我说那就最好。

根据“院长发现错误提起再审”的裁定结果，（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77号案件很快就在武汉市中级法院立案并开庭审理。这个案子进行得很快，在每个当事人或者继承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杨林法官宣布休庭。不就就作出了“发回（江岸区法院）重审”的裁判结果。判决作出后，如何将案子转到江岸区法院的事就不是我们操心的问题了，法院按照他们的程序办事。不过，我的一个堂姐的私下说：中国是打关系不是打官司，我们有人。她的话让我提高了警惕：任何期待私下操作的不法行为都是我打击的对象！我可不会管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地方有人。

从我知道法院将启动第一个民事诉讼案件起，我就开始构思转回与房管局抗争如何入手。房管局的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依据的是“政策”不是“法律”，法律管不了他们。我尝试问过陈友松法官，他说：落实私房政策的房产法院不受理。我尝试着到信访局、房管局、人大、政协去碰碰运气，结果我发现我像掉进了一口深井：头顶天空明亮，四周铜墙铁壁，我竟然连一个突破口都没有。所有的部门都把责任推给房管局，而房管局的官员口气非常大：我要给你解决问题，找一条依据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想解决你的问题，可以找出一百条理由。以前国家副总理曾培炎批的条子也没有用。这个是政策性的问题。

“政策”这种东西还真有点好玩，商店没有卖的，图书馆也查不到。我就到房管局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到。一天，我看见一位也是申请落实私房政策的土“专家”正在给别人上课，他的一本《政策汇编》就放在桌子上。我把《汇编》打开，想看看政策得到是什么，在我对政策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土专家”伸手把《汇编》轻轻地合上了。我想可能是那种不太懂规矩的人，没有“招呼”专家（武汉俚语：请客）。或许“土专家”当初获得这份《汇编》的时候也“招呼”过别人的。

不让看就不看，总有人会主动把他收集的“政策”给我看。所谓“政策”，实际上就是“红头文件”。我慢慢的收集，也根据文件里提到的其他文件的标题及文号有针对性的查找。再到档案馆去查阅。只要是与落实私房政策有关的文件我都复印留底。一天，我到档案馆去的时候，发现《汇编》的没有了，我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把《汇编》都收藏起来了？难道已经公开的文件又不公开了？工作人员对我说：作为法律的依据，红头文件必须是复制件，像这种《汇编》是不能作为依据的，只能供他人参考一下。

我决意进入与房管局的抗争时，就得选一个切入点。好吧，就从文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