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对AL卖关子：“26年前的明天，中国民航给你远道送来一大礼，知道是什么吗？“ 他一向反应慢，我使了半天眼色他都没懂，直到我要失脸色才反应过来：你？

还算他明白! 1992年2月1日，我！只身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转道去塔斯马尼亚读书。说是” 只身” 其实也不全对，随身来的还有100多公斤行李---两只填的瓷瓷实实的黑箱子。

这二十多年来，每每提起这一百多公斤行李，都会引起众人的许多好奇和疑问：怎么把这么多行李带上飞机的？都带来些什么？说来家家都有个‘能不够’，我家的能不够是老二，她托了在机场工作的另一个‘能不够’把我和我严重超重的行李一路送上飞机。这里说的“送上飞机”，可实解为“送上飞机”：东西送到托运处，人被送到机舱里的座位上！至于那行李里都带了些什么，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什么都带了！

回想当年，从准备出国到上飞机有好一段儿，已经在国外的朋友长信短笺地寄来出国必备清单。美国：“一定要带被子，毛毯！这些东西在国外很贵”；“锅碗瓢盆每样带点儿，国外的东西不合适做中国菜”。。。澳洲：“内衣内裤多带几套，特别是胸罩，这里的号码太大了“！”多带几套运动衣裤，打工用得上“；”学习用品带齐，很贵的，特别是字典“！听人劝吃饱饭，于是我们姐妹三个有空儿就拎着这些清单逛街，买这个去国外穿国外戴，买那个去澳洲使澳洲用。不知不觉攒了一堆东西，俨然忘了出国是去干什么的。

回想我那两个宝贝箱子里揣的可真是样样俱全：单人棉被，纯毛毯，大毛巾被；电饭煲，平底锅，塑料菜板，菜刀（王麻子的）；内衣，外衣，长短大衣，四季服装；运动鞋，拖鞋，各式各色皮鞋；大字典，小字典，精装简装大小笔记本，随身听录音机，备用卡带和电池。。。换句话说，要是我从那飞机上掉下来没有摔死，基本上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安营扎寨，落户生根。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一百多公斤的东西都去了哪里？ 92年我先在塔斯马尼亚的朗塞斯顿读书，带着那两只箱子从墨尔本到那儿走了两个来回，空运不行就坐船；93年因为转学，又把它们拖去了霍巴特。94年底一只箱子彻底散了架，另一只凑和着陪我回到墨尔本工作安家。那时大陆出国读书的都是一水儿的穷学生，我们家在国内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不错的，但终究没有钱供我和妹妹两个人在国外留学（我家老二当年也去了日本留学），我留学的外汇是家人和朋友凑的，我上课之余打些工，加上爸爸那年在美国探亲期间帮表哥做些事，姑姑以给爸爸开工资的名义寄给我一笔费用，正好凑够我两年读书的学费。因为在塔州的头两年没钱买东西，每次搬动又会扔些没用或用坏了的，所以两箱家伙什儿就变成了一箱。

要说我带的东西里最没用的应该是从北京友谊商店买的那些真丝绸缎衬衫衣裙和皮鞋。在塔州的两年一直都在餐馆做工，那里天凉，能穿上它们的地方几乎没有，那些五颜六色的鞋子也极不实用，有几件非常精美的丝绸衬衫后来送给了当地帮过我的朋友，其它也都在箱底压了许多年才依依不舍地捐掉。

字典词典是另外一类没用的东西。那年头国内带来的字典都很过时，别说写东西用不上，还让我闹了不少笑话。最难堪的一次是我在朗塞斯顿大学学语言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分组做个小辩论，题目是：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condom vending machine at high schools 。“在中学校园设---   ---机的利与弊”，题目读来有两个生词，我就去随身带的简明汉英英汉字典上查。找到一个，没找到另一个，于是举手了：“请老师解释一下condom vending machine”. 金发的女老师说：“Vending Machine就是你把硬币放进去，condom 就自己掉出来的machine”。那老师和我年龄差不多，她想当然地认为我不知道的词一定是这个vending （贩卖）。可偏偏我在字典上找到了vending ，没找到的是condom（避孕套）。当老师意识到我的问题时，她一时语塞，全班哄然，明显只有我一个人不懂。我赶忙去书包里找另一本大的字典，就在这个当口，旁边坐着的一个韩国小男生为我这个Ajumma（阿姨）同学画了个图解。。。可想当时我那张脸---真后悔一早没把那脸留在被窝里。那天回去以后，我就把所有的字典词典换了新的，那是我到澳洲后除了租房子以外的第一笔最大开销。

当时我很庆幸带来了个可以录音的随身听，SONY的随声听还是托朋友用外汇指标买的。因为大多数教育学的课程我基本上听不懂，比如：Utilitarian of the education（教育的功利性）, Sociology of the education （教育社会学）等等, 我的办法就是从头录到尾，反正从中国带来一堆磁带和电池。结果是，我一个星期就录了六小时的讲座，根本没时间听，两个星期后，带子电池都用光了，只好作罢。但是这个录音机我还一直留着, 现在恐怕也是古董级别了。

厨房用品大多有用，只是95年从塔州搬来墨尔本时不方便再带，分别留给了塔州的朋友，包括那把王麻子的菜刀。电饭煲我没有送人，一直用到有一天它烧两碗饭但只有一碗能吃，其它都成锅巴的时候。

床上用品都很实用，在塔州冬天很冷，我把毛巾被改成了一件大浴袍，正经披了若干年；毛毯在我回到墨尔本后就用不上了，可那毛毯质量极好，我一直留着。

一趟飞机带一百公斤行李着实不少，可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如今家大业大，东西越来越多。去年我们两口子搬家搬了一个星期，到最后一天请了搬家公司还装卸了八个小时。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谁有什么，有多少；似乎只有有什么和有很多什么的人才幸福。其实住在金屋银屋的人未必知道活在两只箱子里的快乐，没有活在两个箱子里的经历也无法体会金屋银屋的奢华。我是个很喜欢买东西更喜欢扔东西的人，但对和我一起来的这两箱东西我却情有独钟，每次淘汰一件都会心疼，因为每一件都有满满的回忆。去年我们换了小房子，实在没有地方存放多余的物品，我忍痛放弃了最后一包最早带过来的衣物，留下的只有照片上的毛毯和妈妈给我织的一件毛衣。

俗语说：破家值万贯。我的100多公斤行李是祖国的家人和朋友给我在澳洲的第一个家，26年前，那是我赖以生存的万贯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