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回陶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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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波哥大，哥伦比亚
1952年7月6日
亲爱的妈妈，
在这儿呢。我们的旅程距离委内瑞拉又前进了几公里，而我的兜里也少了那么几块钱。不说这个了，首先让我祝贺你生日快乐！我希望在你生日那天，你会被整个家庭，被爱，被笑声包围着。接下来我再好好整理一下回忆，把我们离开伊基托斯之后的行程给你做个简短的汇报。基本上这一路我们走走停停，在忠诚的蚊子们的陪伴下，我们走了两个晚上。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圣巴勃罗麻风病隔离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热情的招待。医院的主管是一位极好的人，他也非常地喜欢我们。我们同整个病区的人相处的都很好，除了一些修女之外。这些修女是负责管理这里的日常生活的人，她们不喜欢那些不愿意参加弥撒的人，而且会减少这些人的日常供给。我们俩从来不参加弥撒，不过这里的一些小孩子会偷偷的为我们拿到每天的饭食。当然除掉这些个不起眼小矛盾之外，这里的生活还真是不错！在上个月14号的时候，病区的人们为我们举办了一次聚会，给我们下阶段的旅行筹款，聚餐的时候还提供了一种杜松子酒，把我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我觉得阿尔伯特当时肯定是贝隆附体了，竟然做了那样一个夸张的富有煽动性的答谢演说，以至于所有的听众都笑抽了。这个场面是我们这次旅行以来最搞笑的一幕了。为我们演奏手风琴的那个人右手的手指都没有了，他就用小木棍捆在他的手腕子上来演奏。一位唱歌的人是盲人，几乎所有参与演出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残疾。昏黄的路灯和手提灯笼发出的微弱的光反射在河面上，那场景就像是一部恐怖电影，让人难忘。总的来讲隔离区的地理位置还真不错，相对封闭，四周被热带丛林环壁，当地的土著住在距离这里一英里的地方（我当然也去拜访过他们）。这里有很多的鱼和其它猎物，这对健康生活来说是无比的财富。眼前的一切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梦想，那就是沿河横穿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从巴拉圭进入到亚马逊河，就这样一路行医。也许有一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真的可以这么去做。后来我们俩真的像那些探险家一样，撑着他们为我们建造的木筏子沿河而下。我们漂流的第一个白天，一切正常。等到了晚上，本来我们应该轮流替换着瞭望掌舵，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全睡着了，披着蚊子为我们编织的毯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木筏子搁浅在岸边了。
在筏子上的时候，我们像个鲨鱼一样的狂吃。过得还算不错，我们说好按小时轮流休息，这样就可以盯着小筏子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在黄昏的时候，河水把我们冲向了岸边，那里有很多飘浮着的树干，差一点把我们的筏子给弄翻。在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我犯了一个过错，有一只母鸡跳进了河里，被激流卷走了。我当时没有勇气跳进河里去抓住那只鸡，真不知道当初我横渡圣巴勃罗河的力量去了哪里？也许是因为在这条河里总会时隐时现的看到鳄鱼吧，或者是我还没有完全克服在夜晚时分对水的恐惧。我猜如果你当时在场一定会跳进河里抓住那只母鸡，安娜玛丽亚也会这么做的，因为你们都没有像我这样荒谬的夜晚恐惧综合症。
我们的一个渔钩钓上来一条超大鱼，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弄上船。就这样我们时刻注意着航行，一直到了天亮，我们停靠在岸边，从蚊子毯下钻了出来，那里的蚊子出奇的凶猛。睡了一个好觉之后，阿尔伯特，这个爱鱼胜过鸡的人，发现我们丢了两个挂好鱼饵的钓钩，就开始臭脸。附近有一户人家，我们过去打听一下距离莱蒂西娅(Leticia)还有多远？结果主人用标准的葡萄牙语告诉我们，早已经过了，在河的上游大约7个小时的路程，现在我们是在巴西。知道这个结果后，阿尔伯特和我开始大吵，相互争辩到底是谁没有认真值班以至于错过了莱蒂西娅。当然这样的争论是毫无结果的。我们给了主人一些鱼和一个4公斤重的大菠萝（是那些麻风病患者给我们的），他留宿我们一夜，第二天又送我们返回河里。向莱蒂西娅返程的旅途倒是很顺利，不过也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要每天划桨七个小时，这对我俩来说并不是很适应。到了莱蒂西娅之后，我们按照惯例去警局投宿。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打折的机票了。机票花了130哥伦比亚索尔，再加上15索尔的行李钱。算在一起大约1500阿根廷比索，真是心疼啊。不过在等飞机的时候（这班飞机通常每两周一趟），碰巧有支足球队邀请我们给他们做教练，这就足以打发无聊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想训练一下球队的基本打法，球场上不要太丢人就行。谁知道这支球队烂透了，没办法我们也披挂上阵了。没料到战绩出奇的好，竟然打入了决赛，只是最后点球告负。阿尔伯特的表现很抢眼，他在场上的精准传球颇有派蒂内拉（阿根廷40年代的著名足球明星）的神韵，因此而获得了“派蒂”的昵称。我呢，由于在比赛中扑出了一个点球，也注定要被载入莱蒂西娅的足球历史。总体来说庆祝活动非常棒，不过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在演奏哥伦比亚国歌的时候弯腰去擦膝盖上的血，因而招致一名上校的激烈呵斥。我本想立刻反击回去，可是想到我们还出门在外，只得强忍了回去。在经历的鸡尾酒搅拌器一样颠簸眩晕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波哥大。阿尔伯特在飞机上和其它的旅客扯淡，他说我们俩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飞行，结束了一次麻风病讲座之后从巴黎横跨大西洋，在飞行期间飞机的四个发动机坏掉了三个，飞机几乎要撞毁在大西洋里，我们是如何的九死一生，等等等等。最后还加上一句：“说实话，美国飞机真操蛋！”听得我都信以为真了，禁不住地后怕。
我们感觉好像绕了地球两圈了。到达波哥大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免费的午餐，不过没有住宿，因为正赶上联合国组织的课程，结果宿舍都被来自各地的学生占满了。当然这里没有阿根廷学生。半夜一点之后，我们终于在医院里找到了可以留宿的地方。我说的留宿也不过就是一把可以休息的椅子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穷到分文皆无，住不起旅馆的程度。不过以我们俩现在的旅行经验和“江湖地位”，想让我俩掏钱像中产阶级那样去住舒服的旅馆，那还不如让我们去死。接下来的一天，医院麻风病服务中心接待了我俩，不过在一开始他们对于我俩的身份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我们从秘鲁带来的介绍信尽管内容翔实，落款却是佩斯克医生(Dr. Pesce) 的签字, 这位佩医生更为著名的是他在足球场上的地位。阿尔伯特掏出一堆证书在接待人员的鼻子底下炫耀，不过他们并没太过相信。直到我拿出我在治疗过敏方面的工作经验证明，他们才真正的信服。结果怎样？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份工作。我是无意留在这里工作的，不过阿尔伯特看起来很动心。我曾用罗伯特给我的小刀在马路上刻画一些草图，这样的举动找来了警察的盘问。我们同警察争吵起来，最后当然是被警察给收拾了。不过这样也好，阿尔伯特不再留恋此地，我们商量着尽快离开这里去委内瑞拉。所以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里了。如果你想给我写信，就邮寄到哥伦比亚的库库塔(Cucuta)，或者如果抓紧时间的话，你也可以邮寄到波哥大。明天我俩准备去看百万富翁同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当然是买最便宜的站票了，我们的同胞比牧师还要吝啬。我可以感觉到在这里个人自由的压抑程度要比别的国家还要严重。街道上总能看到拿着来福枪的警察，他们不断的盘问着行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但我怀疑这些警察是不是真的在检查，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把我的护照倒过来看。气氛真的很紧张，放佛在酝酿一场革命。听说在郊区已经开始了反抗运动，政府的军队却无力镇压。执政的保守党内部还在争论不休，也许1948年4月9号的那次刺杀事件还留存在人民的记忆中。总的来讲，这里让人感到窒息。如果哥伦比亚人准备反抗了，那我祝愿他们好运，但是我们会尽快离开这里。很明显阿尔伯特有很大的机会能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找到一份工作。
我很希望有人能写信告诉我你现在怎么样了？你不用费心去向碧翠斯或是其他人来打听我的消息了（我没有给她回信，因为我们说了每到一个城市只写一封信， 这也是为什么给阿弗莱迪的卡片会夹在这封信里）。
让我好好的抱抱你，妈妈。我从头到脚都在想念你。我希望老家伙能自己去委内瑞拉，那里的生活费用比这里要高，但是收入也会高于这里。我觉得更适合像他这样的吝啬鬼！当然如果在这里住了一段之后，他还是喜欢山姆大叔…….，算了我就不在这儿瞎操心了。老爸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再你的见！
亲爱的妈妈，
在这儿呢。我们的旅程距离委内瑞拉又前进了几公里，而我的兜里也少了那么几块钱。不说这个了，首先让我祝贺你生日快乐！我希望在你生日那天，你会被整个家庭，被爱，被笑声包围着。接下来我再好好整理一下回忆，把我们离开伊基托斯之后的行程给你做个简短的汇报。基本上这一路我们走走停停，在忠诚的蚊子们的陪伴下，我们走了两个晚上。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圣巴勃罗麻风病隔离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热情的招待。医院的主管是一位极好的人，他也非常地喜欢我们。我们同整个病区的人相处的都很好，除了一些修女之外。这些修女是负责管理这里的日常生活的人，她们不喜欢那些不愿意参加弥撒的人，而且会减少这些人的日常供给。我们俩从来不参加弥撒，不过这里的一些小孩子会偷偷的为我们拿到每天的饭食。当然除掉这些个不起眼小矛盾之外，这里的生活还真是不错！在上个月14号的时候，病区的人们为我们举办了一次聚会，给我们下阶段的旅行筹款，聚餐的时候还提供了一种杜松子酒，把我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我觉得阿尔伯特当时肯定是贝隆附体了，竟然做了那样一个夸张的富有煽动性的答谢演说，以至于所有的听众都笑抽了。这个场面是我们这次旅行以来最搞笑的一幕了。为我们演奏手风琴的那个人右手的手指都没有了，他就用小木棍捆在他的手腕子上来演奏。一位唱歌的人是盲人，几乎所有参与演出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残疾。昏黄的路灯和手提灯笼发出的微弱的光反射在河面上，那场景就像是一部恐怖电影，让人难忘。总的来讲隔离区的地理位置还真不错，相对封闭，四周被热带丛林环壁，当地的土著住在距离这里一英里的地方（我当然也去拜访过他们）。这里有很多的鱼和其它猎物，这对健康生活来说是无比的财富。眼前的一切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梦想，那就是沿河横穿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从巴拉圭进入到亚马逊河，就这样一路行医。也许有一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真的可以这么去做。后来我们俩真的像那些探险家一样，撑着他们为我们建造的木筏子沿河而下。我们漂流的第一个白天，一切正常。等到了晚上，本来我们应该轮流替换着瞭望掌舵，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全睡着了，披着蚊子为我们编织的毯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木筏子搁浅在岸边了。
在筏子上的时候，我们像个鲨鱼一样的狂吃。过得还算不错，我们说好按小时轮流休息，这样就可以盯着小筏子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在黄昏的时候，河水把我们冲向了岸边，那里有很多飘浮着的树干，差一点把我们的筏子给弄翻。在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我犯了一个过错，有一只母鸡跳进了河里，被激流卷走了。我当时没有勇气跳进河里去抓住那只鸡，真不知道当初我横渡圣巴勃罗河的力量去了哪里？也许是因为在这条河里总会时隐时现的看到鳄鱼吧，或者是我还没有完全克服在夜晚时分对水的恐惧。我猜如果你当时在场一定会跳进河里抓住那只母鸡，安娜玛丽亚也会这么做的，因为你们都没有像我这样荒谬的夜晚恐惧综合症。
我们的一个渔钩钓上来一条超大鱼，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弄上船。就这样我们时刻注意着航行，一直到了天亮，我们停靠在岸边，从蚊子毯下钻了出来，那里的蚊子出奇的凶猛。睡了一个好觉之后，阿尔伯特，这个爱鱼胜过鸡的人，发现我们丢了两个挂好鱼饵的钓钩，就开始臭脸。附近有一户人家，我们过去打听一下距离莱蒂西娅(Leticia)还有多远？结果主人用标准的葡萄牙语告诉我们，早已经过了，在河的上游大约7个小时的路程，现在我们是在巴西。知道这个结果后，阿尔伯特和我开始大吵，相互争辩到底是谁没有认真值班以至于错过了莱蒂西娅。当然这样的争论是毫无结果的。我们给了主人一些鱼和一个4公斤重的大菠萝（是那些麻风病患者给我们的），他留宿我们一夜，第二天又送我们返回河里。向莱蒂西娅返程的旅途倒是很顺利，不过也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要每天划桨七个小时，这对我俩来说并不是很适应。到了莱蒂西娅之后，我们按照惯例去警局投宿。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打折的机票了。机票花了130哥伦比亚索尔，再加上15索尔的行李钱。算在一起大约1500阿根廷比索，真是心疼啊。不过在等飞机的时候（这班飞机通常每两周一趟），碰巧有支足球队邀请我们给他们做教练，这就足以打发无聊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想训练一下球队的基本打法，球场上不要太丢人就行。谁知道这支球队烂透了，没办法我们也披挂上阵了。没料到战绩出奇的好，竟然打入了决赛，只是最后点球告负。阿尔伯特的表现很抢眼，他在场上的精准传球颇有派蒂内拉（阿根廷40年代的著名足球明星）的神韵，因此而获得了“派蒂”的昵称。我呢，由于在比赛中扑出了一个点球，也注定要被载入莱蒂西娅的足球历史。总体来说庆祝活动非常棒，不过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在演奏哥伦比亚国歌的时候弯腰去擦膝盖上的血，因而招致一名上校的激烈呵斥。我本想立刻反击回去，可是想到我们还出门在外，只得强忍了回去。在经历的鸡尾酒搅拌器一样颠簸眩晕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波哥大。阿尔伯特在飞机上和其它的旅客扯淡，他说我们俩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飞行，结束了一次麻风病讲座之后从巴黎横跨大西洋，在飞行期间飞机的四个发动机坏掉了三个，飞机几乎要撞毁在大西洋里，我们是如何的九死一生，等等等等。最后还加上一句：“说实话，美国飞机真操蛋！”听得我都信以为真了，禁不住地后怕。
我们感觉好像绕了地球两圈了。到达波哥大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免费的午餐，不过没有住宿，因为正赶上联合国组织的课程，结果宿舍都被来自各地的学生占满了。当然这里没有阿根廷学生。半夜一点之后，我们终于在医院里找到了可以留宿的地方。我说的留宿也不过就是一把可以休息的椅子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穷到分文皆无，住不起旅馆的程度。不过以我们俩现在的旅行经验和“江湖地位”，想让我俩掏钱像中产阶级那样去住舒服的旅馆，那还不如让我们去死。接下来的一天，医院麻风病服务中心接待了我俩，不过在一开始他们对于我俩的身份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我们从秘鲁带来的介绍信尽管内容翔实，落款却是佩斯克医生(Dr. Pesce) 的签字, 这位佩医生更为著名的是他在足球场上的地位。阿尔伯特掏出一堆证书在接待人员的鼻子底下炫耀，不过他们并没太过相信。直到我拿出我在治疗过敏方面的工作经验证明，他们才真正的信服。结果怎样？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份工作。我是无意留在这里工作的，不过阿尔伯特看起来很动心。我曾用罗伯特给我的小刀在马路上刻画一些草图，这样的举动找来了警察的盘问。我们同警察争吵起来，最后当然是被警察给收拾了。不过这样也好，阿尔伯特不再留恋此地，我们商量着尽快离开这里去委内瑞拉。所以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里了。如果你想给我写信，就邮寄到哥伦比亚的库库塔(Cucuta)，或者如果抓紧时间的话，你也可以邮寄到波哥大。明天我俩准备去看百万富翁同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当然是买最便宜的站票了，我们的同胞比牧师还要吝啬。我可以感觉到在这里个人自由的压抑程度要比别的国家还要严重。街道上总能看到拿着来福枪的警察，他们不断的盘问着行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但我怀疑这些警察是不是真的在检查，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把我的护照倒过来看。气氛真的很紧张，放佛在酝酿一场革命。听说在郊区已经开始了反抗运动，政府的军队却无力镇压。执政的保守党内部还在争论不休，也许1948年4月9号的那次刺杀事件还留存在人民的记忆中。总的来讲，这里让人感到窒息。如果哥伦比亚人准备反抗了，那我祝愿他们好运，但是我们会尽快离开这里。很明显阿尔伯特有很大的机会能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找到一份工作。
我很希望有人能写信告诉我你现在怎么样了？你不用费心去向碧翠斯或是其他人来打听我的消息了（我没有给她回信，因为我们说了每到一个城市只写一封信， 这也是为什么给阿弗莱迪的卡片会夹在这封信里）。
让我好好的抱抱你，妈妈。我从头到脚都在想念你。我希望老家伙能自己去委内瑞拉，那里的生活费用比这里要高，但是收入也会高于这里。我觉得更适合像他这样的吝啬鬼！当然如果在这里住了一段之后，他还是喜欢山姆大叔…….，算了我就不在这儿瞎操心了。老爸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再你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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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回陶钧
2018-07-13 0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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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讲
2018-07-12 16: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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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大哥我来坐你这个沙发，你放心，我耐得住一个人独坐沙发的寂寞，不光为你，更是为了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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