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在钱钟书先生离世前一年（1997年）由“三联书店”集结出版，按照杨绛先生在序言中叙述的情况，当时钱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自己作序了。因此我理解的这篇代序，是指杨绛代替钱先生写的这篇序言，而不是杨绛代表钱钟书先生来写序言。“代表”和“代替”的不同之处在于，“代替”发言的人所表达的是自己的想法与主张，而“代表”发言的人所需要表达的是“被代表人”的意愿。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种情况，“代表”的都是那些“被莫名其妙代表”的人，因此也就无所谓是谁的主张了。

在这篇代序开始的第一段话，杨绛点明了她是以钱先生夫人的身份撰写此文，目的是要告诉读者钱先生对于这套合集的态度。这个身份很重要，甭管写序的人文笔如何，能否真正洞悉钱先生的作品，但是她是钱先生的“眷属”，她就有这个资格来作序。这让我记起钱先生在《围城》里那段对于汪处厚写给亡妻的悼诗的议论。

第二段话，杨绛直言钱先生不同意出版全集，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的事。我也认同这是钱先生自己的真实意愿。第三段杨绛列举了“从事出版的同志们”认为应该出《钱钟书集》的三点理由。在这里杨绛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三联书店”的同志，而只是笼统的说是某些从事出版的人。我猜测这三点意见不是“三联书店”的意见，而且“三联书店”也许也并没有想急迫出版“钱钟书集”的意愿。毕竟在钱先生病重期间考虑出版文集（虽然没有说是全集）并不是一个礼貌上恰当的时间。另外在说一下这一段提到的三点理由，第一点是说因为台湾出了钱先生的文集，那么大陆也要出。这个理由比较可笑。第二点是说钱先生曾经增补了《谈艺录》和《管锥编》，因此这一次出集就可以把这些全包括在里面，方便读者阅读。这个理由比较牵强，完全可以单本发行上述两篇著作吗，毕竟能读懂《谈艺录》和《管锥编》的读者还是少数，没有必要为了增补这两篇而出全集吧？第三点，杨绛轻描淡写了一句：自己不出《集》也挡不住别人盗版出《集》。这个理由比较真实，而且把杨绛心里的褶皱写的一清二楚，不知道钱先生有没有读到这篇代序？

第四段杨绛给自己在这套文集出版发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下了一个定义，她只是一个在钱先生与出版社之间的一个联络人。也是在说出版的事情和她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五段的文字比较有意思，也涵盖了很多的信息。首先说钱先生不自认是大师，也不屑被认作大师。这让我联想到杨绛流传很广的那一首译诗。“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但又何谓“不争”呢？不管争不争，钱先生的文学地位是毋庸质疑的。接下来杨绛又讲钱先生没有门徒弟子，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别人研究的。我对那段时间的事情没有兴趣去查了，不过看到杨绛的这段话，应该是在撇清一些派系的瓜葛，另外也不想除她之外再有别人来用钱先生的名头。又接下来，杨绛把这部集子里钱先生的作品轮了个大概，我想她还是最为推崇《谈艺录》和《管锥编》。这两部作品无疑是钱先生文学价值最高的著作，但也是最小众的两部作品。所以杨绛在这里小声嘲笑了一下“曲高和寡”的文学评论，认为当前（90年代中后期）虽有很多的有关“钱学”的研究，但真正能让钱先生“惊喜又惊奇”的评论是少之又少。说完这两部“阳春白雪”，杨绛又借钱先生的口点评了一下钱先生最为流传的长篇小说《围城》和其他短篇小说集。在杨绛看来，这些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的作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再有过高的吹捧在钱先生听来都是“买椟还珠”的遗憾和“隔靴搔痒”的无趣。

最后一段，杨绛引述钱先生六十年前的感慨：志气不大，只愿好好做学问。如果按照年代的推断，当时钱先生正值青春，在英国留学，而中国正经历战争的创伤，时局动荡，民生艰难，钱先生做此感慨不足为怪。但到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杨先生还在引用这个感慨，恐怕就是别有所指了。

俱往矣，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钱先生已经离世近二十年了，杨绛先生也已经离开了。今年初刚刚买来《钱钟书集》准备好好领会，读到杨绛先生的代序，简单的议论一下.

附《钱钟书集》杨绛代序：

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但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钱钟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钟书觉得说来也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钟书集》。随后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钟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

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

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贡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一九九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