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冒险旅程进入了下一段。我们过去通常会引起路上行人对我们的注目，也是我们怪异的装束或是“雄一”歇斯底里的喘气声，总之这一切会勾起我们寄宿的房主的同情心。我们一度给自己定位在“马路骑士”的感觉上，认为自己是传说中的“游侠”，具有完美和炫耀的头衔。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俩个可怜得背包客, 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将我们过去的荣耀遮盖在阴影下......

卡车司机在刚进城的地方就让我们下车了。于是我们拖着行李包，迈着疲惫的步伐沿着大街走下去，四周是路人投过来的怪异的眼神。在不远的海港里停靠着一艘渔船，远远的散发着柔和的光，而大海却是黑嘘嘘的向我们发出充满诱惑力的呼叫，海水的味道直透我们的鼻孔。我们买了一些面包，价钱贵的吓人。后来继续深入北方的时候，面包的价钱才逐渐降下来，凑巧的是一路也都是下坡路。阿尔伯特疲态尽显，我也是一个德行，不过我还尽力掩饰一下。所以当我们遇到一辆停靠路边的卡车的时候，立刻围上前去对着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那个人一顿放电。用我们饱经磨难的脸来祈求他们的怜悯以便捎带我们一程。他们同意了，让我们睡在车厢里的木板上，与我们作伴的是一群各种“蝇”字结尾的寄生虫。管不了那么多了，至少我俩现在头顶上还有一块遮阳布呢。

我俩决心蒙头大睡了。可是不知怎么我们“来访”的消息传到了一个在小酒馆打工的阿根廷人耳朵里，而他竟然想和我俩见面？！在智利，见一面就意味一顿好吃好喝的款待。我们俩当然不能拒绝这来自天堂般的善意。在聚餐的时候我俩给了这位仁兄好大一堆的称赞，当然我俩也自灌了一肚子的好酒。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吃鱼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酒也非常好，招待的很周到！总而言之，一切都非常好。接下来他又邀请我们第二天去他家做客。

“蒙娜丽莎”（那个小酒馆）很早就开门了。我们去拜访了主人，并带去了梅特茶请他们品尝。主人家对我们的旅行经历很感兴趣，我们聊了很多。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城市游荡。沃帕鲁萨风景如画，整座城市建在了海滩的边上，俯瞰着巨大的海湾。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逐渐扩展到周围的小山坡上。不远处的精神病院博物馆（听起来就够疯狂的）以其独特的波纹钢板的建筑风格，在周围五颜六色的房子簇拥下和铅蓝色的湖水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仿佛在耐心的梳理自己的内心，我们小心的步入那些肮脏楼道和黑暗的角落，我们同成群的乞丐交谈，我们在探究这座城市的底部，仿佛有一股瘴气将我们吸进去。像是施虐狂一般疯狂的呼吸着城市的贫穷的味道。

我们来到码头想问一下最近又没有船去复活节岛，结果得到的消息却令人沮丧：最近六个月都不会再有船去那里。我们又询问了一下关于去那里的飞机的情况，据说每个月会有一班飞机飞到那里去。

复活节岛！它的图像在脑中像在高空不断爬升的飞机一样不断的翻转：

“听说在那里，有一个白人男朋友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工作？哈！在那里男人根本不需要工作。女人们会做好一切事情的。你尽管去吃去睡去享受。

在那个天堂般的地方，天气的没得说的；女人是没得说的；食物是没得说的；工作也是没得说的(感谢老天，根本就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在那住上一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还会在意学习，工作，家庭等等一切的琐碎呢？商店的橱窗里有一只小龙虾爬在它生菜做的窝里扭动着身体，似乎在告诉我们：我来自复活节岛，那里的天气好极了，女人也棒极了......

我们在“蒙娜丽莎”的门口耐心的等着我们的那位同胞的出现，结果他一直没来。后来酒吧的主人邀请我们进去并招待了我们一顿美味，有煎鱼和汤。在这次之后一直到我们离开沃帕鲁莎，我们都没有再见到那个阿根廷人，不过我们和酒吧的老板却越混越熟悉。这个老板非常有意思，感觉他一天到晚都是随意的生活而且对他看得上眼的人，哪怕是流浪汉也都非常的慷慨。不过对于普通的客人，他店里的价钱可并不便宜。我们在这儿耽搁的几天里并没有花一分钱，都是这个老板给我们慷慨免单。他的口头禅就是：今个这顿算你的，明天我来请。虽然这算不上他的首创，不过他的话还是有作用的。

我们试着联系了在“派楚微”(Petrohue)工作的医生，结果他们都非常的忙，根本没有时间见我两。不过至少我们还知道他们在哪，于是一天下午我和阿尔伯特决定分头行动。（这里切是在讲述他们想要了解在智利的麻风病人的一些状况，可是当地的医疗机构并不予以提供方便）阿尔伯特继续去“纠缠”那些医生，而我去看望一位患有哮喘的老太太。这位患者是“梦娜丽莎”的常客。此时她正躺在一个贫民窟里，周围环境极其恶劣，弥漫着浓重的汗臭和脚臭味，一把落满灰尘的扶椅就算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了。这位老太太除了哮喘之外，心脏也有问题。有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医生也已经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了，他只能去期待一种改变：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体制。仅仅一个月以前，这个可怜的女人还在餐馆里打工为生。用辛苦的工作来维持她稍微体面的生活。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来自于底层的贫困人群努力拼搏于冷漠刻薄的氛围中，以至于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纯粹的负面因子。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他们对人生失去的盼望，只是每天挣扎在困苦的生活中。终于有一天他们累垮了，病倒了。于是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上层人士眼中的一个负担，就好像他们的困苦和疾病是来自自身先天的原罪。在他们的弥留之际，在他们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能够给予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终于醒悟到困扰着他们一生的沉重的悲剧生活，终于要结束了，解脱了。留在那些逝去光泽的眼眸里的是卑微的祈求，祈求原谅，祈求安慰。而这样的祈求转瞬间就变得苍白空洞，就好像他们的身体一样丢失在无尽的迷茫当中。这种基于社会地位来划分人群的荒唐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这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希望那些当权者，那些“上流社会”少花点时间在炫耀他们的美德和政绩上，而多投入一些资金，更多的资金在完善社会保障上面。

对这位生病的老太太我也无能为力。只是建议她注意饮食，又给她开了一些利尿和缓解哮喘的药。我手头还剩下一些缓解眩晕症的药片，也都留给了她。在我离开的时候，老太太对我表达了她的感激，而她的家人却只是冷眼旁观。

阿尔伯特追踪到了医生的踪迹，第二天早上九点之前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守着。而此时此刻在“蒙娜丽莎”的那间污秽的房间里大家伙儿在一起聊天。这间房身兼数职，厨房，饭厅，会客厅，洗衣间，杂物间，猫咪狗狗的卫生间，等等等等。现在坐在屋子里的有店主（聊着他特有的生活哲学）；多纳·卡洛丽纳（一位耳背的勤快的老女人，她把我们的茶壶擦的光洁如新）；一位身型羸弱的土著人，看起来不像个安分的人；还有两三位店里的常客，他们一起围坐在多纳·萝丝塔的身边，听着她的胡言乱语。萝丝塔在谈论她亲眼所见的一场恐怖事件，好像是她看到一个男人拿着长刀刺杀了她的一个可怜的邻居。

“你的邻居叫喊了吗，多纳·萝丝塔？”

“当然了，谁能不叫喊呢？那个凶手在活剥她的皮！不仅如此，他还拽着她到海边，任由海浪把她冲走。听着那个可怜的女人在大声叫喊，天哪，如同地狱一般的感受，你们真应该亲自感受一下！”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萝丝塔？”

“报警？我才不呢！你不记得上次你的堂弟被人打了？我跑去报警，结果警察却说我疯了，而且警告我再胡说八道就把我关起来！想想看，我才不会再和他们说任何事情！”

接下来的话题又聊到了“上帝显灵”。有个本地的神棍说用上帝赋予他的神奇力量可以治愈耳聋，痴呆，疯瘫等等等等。结果当然是并不奏效了。而每到这个时候，“先知”总是对的，一切问题都出在信徒身上。日子就是这样的，人们继续听萝丝塔胡扯，继续开着她的玩笑，并对此深信不疑。

诊所的接待人员算不上友善，不过我们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就是医生同意给我们引荐莫利纳斯·卢克先生(Molinas Luco)，他是沃帕鲁萨的市长。我们带上了所有的手续离开诊所来到了市政厅。我们疲倦不堪的狼狈造型肯定没有给门卫留下好印象，不过他还是奉命放我们进去了。

秘书给我俩看了一封信，上面有留给我们的答复。信上说我们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去复活岛的船已经发出了，而下一班船要等到明年了。我们被带进了奢华的市长办公室，市长热情的接见了我俩。这位大人给我一种举止做作的感觉，讲话一板一眼像是在读台词。只有在提起复活岛的时候，他才变得激情澎湃，好像是他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这个小岛。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明年他会亲自带我们过去。

（注：复活岛距离智利有3000多公里的海路）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也许，明年我不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但我仍然是复活岛社团的主席。”话里流露出对本届政府有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利的担忧。在我们准备出门离开的时候，门卫提醒我们把狗一起带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小狗出现在了门廊里。很明显它刚在地毯上方便了一次，现在又正在啃凳子腿儿呢。那只狗也许是看到我们一身流浪汉的打扮与它的身份很配于是就一直跟着我俩，不过我们却没注意到。门卫看到它，一定也以为它是我俩奇异装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这样的打酱油的不良之徒，我们只有照着它的屁股来上一脚，让它哀嚎着落荒而逃。不过，想到某些可怜虫还需要我们的庇护，心理上还是一种的安慰.......

当我们听说可以乘船从海上走，这样可以避免穿越智利北部的沙漠的时候，我们立刻去找那些可以免费搭乘的船运公司。其中有一个船长答应带我们一起走，不过要我们先搞定海事局同意放行我俩。答复吗，当然是否定的了！于是我们发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接下来的一刻，阿尔伯特提出了一个冒险的主意：偷渡。我们必须要先等到天黑，然后爬上一条船，藏在货堆里。打定主意后，我们整理行装，这时才知道自己带了太多乱七八糟的行李。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和这些“老朋友”说再见了，然后趁着夜色穿过港口的大门，断掉后路，准备开始新的海洋大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