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有惊无险的旅程让雄一深感乏味，吐着无聊的粗气。而我俩却是疲惫已极。在碎石路上驾驶摩托车是件辛苦的事。经过一整天的交替驾驶，我们确实累坏了。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只想好好的睡一觉，再也无力赶到乔艾莱乔艾尔（Choele Chloe), 尽管那是一个大城市，我们有可能在那里蹭到免费的住宿。我们在本杰明祖瑞拉（Benjamin Zorrilla)落脚打尖儿，在火车站找了一个房间里舒服的躺下，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来了。在我出去给同伴打水的时候突然一种奇怪的刺痛击穿了我的身体，随之而来的长久的颤抖。十分钟之后我开始全身无法控制的抖动，仿佛中邪一般。我随身携带的奎宁药根本不起作用，耳朵里像是有一个鼓在敲打着奇怪的节奏，眼中看到斑斓的色彩在墙上晃动，翻江倒海的吐出来的一些绿色的东西。这种症状持续一整天，不能吃东西，直到傍晚的时候才感觉稍好一些，于是爬上摩托车靠在阿尔伯特的背后昏睡着一路来到了乔艾莱乔艾尔。在那里我们去见了巴瑞拉医生（Dr. Barrera),他是一家小医院的院长也是国会议员。他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找了一个房间可以好好睡一会儿。他给我开了一剂盘尼西林，四个小时后我的体温开始回落。但是每当我们提出要告辞的时候，他都会摇着头说：“你得的是流感，要卧床静养。”（这是他的诊断，这样能有利于恢复）就这样我们又在这里多住了几天，并得到了“皇家级别”的细心照顾。

阿尔伯特给我拍了一张穿着医院病号服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形象骇人：憔悴的面容，布满血丝的空洞洞的两眼，一部过去的几个月里从未加修剪过颇具喜剧效果的络腮胡子。比较遗憾，这张照片确实不怎么样，不过它却是我们身周环境的改变和所找寻新世界的一种见证，证明我们从此脱离了“文明社会”。

一天早上，医生没有再像以往那样对我们出院的请求摇头拒绝，这已经足够了！于是在一个小时内我们就收拾妥当，一路往西开向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大湖。雄一也是在挣扎前行，处处显示着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用阿尔伯特最喜欢的零件—铁丝，来修补雄一支离破碎的躯体。这个家伙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句“金句”，并坚持说是来自奥斯卡·嘉伟（Oscar Gálvez 是阿根廷拉力赛的冠军）：“当，一段铁丝可以取代一个螺丝的时候，请，给我铁丝。因为，它更安全！”金句虽然很狗屁，但我们的双手和裤子（这里我猜想这俩人的裤子上的漏洞都是用铁丝缝合的）却毫不保留的显示我们此刻与奥斯卡站在一起，至少从“铁丝”的那个角度来说。

已是深夜了，我们仍然在路上奔驰，试着找到一些人烟的痕迹。摩托车得大灯已经坏了，就这样露宿荒野绝对不是好玩的事情。我们举着火把缓慢行驶，这时摩托车突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噪音让我们不知所措。火把的光亮不足以让我们好好检查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只好停下来就地宿营。我们尽可能地找了一块好点的地方，迅速支起了帐篷钻了进去, 希望能用一场酣睡来让我们忘记饥渴（附近没有水源，我们也没有什么吃的了）。可是不久，傍晚的微风突然变成了狂风，将我们的帐篷连根拔起，把我们完全暴露在恶劣的天气和渐冻的寒冷中。我们不得不把摩托车绑在一个电线杆子上，然后把帐篷扔到摩托车的上面用来挡风，而我们就挤在背风的一面。附近的飓风让我们不敢踏实的睡在野营床上。那晚的情况绝对的糟糕极了，但极度的疲倦还是战胜了寒冷，狂风以及其他的一切，让我们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仍然可以沉睡过去，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醒后艳阳高照。

白天时间，我们检查了一下摩托车，发现夜里发出来不同寻常的噪音是由于车体前身出现了断裂。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先对付着把它修好，然后再想办法开到一个小镇子上把断掉的部分焊起来。这个时候，还得是我们的老朋友“铁丝儿”站出来，临时的解决了问题。收拾好行李打包后，我们再一次出发，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美丽的小镇”。（原文是说他们也不知道最近的｛人烟｝在何处）让我们惊喜的是刚拐了第二个弯儿，我们就看到了一处人家。主人热情好客，用一顿香美的烤羊肉来抚慰我们的碌碌饥肠。出了善良人家的大门，我们继续开了2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耶娃达·埃·阿基拉（Piedra del Aguila)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把断开的部件焊接起来。一切搞定以后，天色已晚，于是我们决定就留宿在维修站里。

接下来的一路只遇到几下小颠簸，并未对摩托车造成大的损坏。就这样我们平安的向圣马丁·迪·罗斯·安第斯(San Martin de Los Andes)进发。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正驾驶着摩托行驶在一段风景优美的砾石路弯道上，路边是一条湍急的溪流。在这里发生了我们进入阿根廷南方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车祸。这一次“雄一”的身体严重受损，以至于我们无法前行。最糟糕的是遇到我们最不愿遇到的状况：爆胎。没办法，只好卸下所有装备，解开用铁丝儿绑住的后架，然后拿撬棍别开后轮毂，换上备胎。前后花了我们两个多小时（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偷懒了，我承认）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农场。农场主是一家热情好客的德国人。无比巧合的是这家德国人在过去还曾经留宿过我的一位叔叔。我的那位老叔儿可是一位资深的背包客，也是我现在极力仿效的榜样。主人招待我们在一条流经他们农场的小河里钓鱼取乐。 阿尔伯特率先甩杆放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鱼钩的那一端已经开始跳动，只见一条斑斓的大鱼在阳光下闪亮登场。它是一条“彩虹鲑鱼”，既美丽又美味（更别提在俩个饿鬼精心的调味烹制后了）。我在清理鱼的时候，阿尔伯特还沉浸在首战告捷的喜悦中不能自拔。他一次又一次的甩杆收线，收线甩杆....，结果几个小时过去了，这家伙再也没能钓上来一条鱼。这个时候天色已晚，于是我们就在农场工人的厨房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五点的时候，厨房中间矗立的巨大的火炉开始升火，于是整间厨房灌满了烟。农场工人交替的喝着他们的苦梅特茶，并开始讥讽我们自带的梅特甜茶是给女孩子喝的。总的来说他们并不愿意与我们有过多的交流，就像典型的阿劳卡尼亚人(Araucanian，在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大草原居住的原住民），他们对白人并不信任。我理解，因为在过去白人殖民者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不幸而且目前仍然在盘剥他们。关于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问题，诸如土地了，耕作了，他们只是耸耸肩膀简单的回应一两句：不清楚、也许吧，并很快的结束这样的交谈。

好客的主人让我可以敞开怀的品尝樱桃。结果我们俩吃得太多了，以至于在我们准备“移师”西梅果林的时候不得不先躺下来消化消化。阿尔伯特的吃相还是稍微克制一些的。可是我俩在树上的时候却是真的在玩了命似的在吃，好像在比赛谁能先吃完所有的果子。农场主的一个儿子看起来并不相信我们俩是医生，就凭我们这狼狈的打扮和骇人的吃相，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医生。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任由我们俩吃到心满意足。我们终于吃到了临界点了，就是那种需要小心走路，不然会踩到自己胃的程度了。

之后我们又修理了一下脚踏发动板和其他的一些小毛病，然后再次启程，在天黑之前到达圣马丁·迪·罗斯·安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