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嘴”

哈哈哈，今天听起来就是个笑话。

话说小时候“偷嘴“，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每家的孩子都不例外。因为物质匮乏，“偷嘴”在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中平添了许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我们那时候由于食物不是那么富足，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比如，米面，油，花生，大豆，肉类等等。因此，炒肉菜，油炸花生这种东西，节假日才能吃到，连大米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妈妈总是把好吃的放起来，说过年才能吃。

那时大哥在部队参军，我们家就只有五口人，肉每月才二斤半，只够吃一顿饺子的。每天的饭基本就是面条，死面烙饼，炒素菜，喝稀粥，饭菜没油水。搁到今天，大鱼大肉吃腻了，偶尔才吃一顿素餐。那时候，端着饭碗都可以串门。夏天，大人小孩就在院子摆个小桌子吃饭。我们家的饭还算能吃饱，记得我们家对门儿，家里五个孩子，二男三女，除了老大，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爷爷奶奶也在一起，共九个人一大家。每次吃饭，总是稀汤面。他家的爸爸为了给老小补营养，从农村老家牵来一只奶羊，可以喝羊奶。那时，因为吃不到足够的动物蛋白，没什么油水，总觉得嘴里亏了什么，整天琢磨着吃。这让我想起了莫言的一篇文章《吃相》，说得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我是一直笑着看完这篇文章的。文章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那个尴尬的年代，总是吃不饱肚子的莫言，碰到好吃的没出息的吃相和心理活动。我小时候，可能因为营养不良，不知怎的，特别挑嘴，肉不吃，蛋不吃，葱蒜很多好东西都不吃，我妈为我吃饭特别发愁，甚至多少年以后，提起此事，妈妈还是连连摇头，真愁人。因此我老想吃点自己喜欢的，可又吃不到，所以，我和姐姐琢磨着吃是经常的事。

离我们家不远的街拐角有个小卖部，经常进一些小吃，比如，炒小花豆，炒瓜子之类的干货。每次进来小花豆，院子里的孩子们一知道消息，就像“冲锋陷阵“一般，一溜烟跑到小卖部，就是一统挤，小卖部被吵得天翻地覆，每回都如此。姐姐买回来和我分，我就和院子里的小孩比谁的多，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得晶晶有味。

我和姐姐相差六岁。要说“偷嘴”，姐姐是“主谋”，我只能算“从犯”。而且，我绝对为姐姐保密。有时被姐姐打了，也绝不向妈妈泄密，忠诚不二，始终如一。

有一次，我和姐姐发现了家里花生米放的地方，简直是心花怒放。姐姐赶快就用油炒了一些。可是，那时快是妈妈下班的时候，花生米还没有炒熟，把我和姐姐急得呀，我在外面给姐姐望风。装袋的时候，出了个大岔子。我着急拿着塑料袋兜着，姐姐往袋里到。没成想，油炒花生米把塑料袋烫破了，花生米噼里啪啦撒了一地，我俩着急的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快把掉在地上的花生米再捡起来，可是花生米又烫，又着急妈妈就要进门了，真是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可能要说了，那么脑残，塑料不耐热这个常识难道不知道？哎，还真不知道。我们那时塑料制品的使用很不普及，对塑料认识非常有限，用今天的话说，我们那时还生活在比较纯天然的时代。不像今天，我们生活似乎离不开塑料，塑料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后来，二哥到上海上大学，带工资的，牛吧！所以哥哥时常从上海寄来糖果，都是那时最好吃的。什么大白兔呀，椰子糖呀，还有一种我至今都清楚地记着它的名字，叫奶油咸味蛋白糖。那糖口味独特，很好吃。大白兔更是声名远扬，冲出国门，出口创汇的。这个糖由于生产过程中加了明胶，不粘牙是其一绝，吃起来奶味很香浓。妈妈经常把好糖果都锁起来，说过节才能吃呢。我要不知道有这东西也倒罢了，你说这么好的东西锁起来，整天想着，心里就痒痒。记得那时由于唐山大地震，我们那里闹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地震风波呢。大家心里惶惶，晚上都不敢回家睡觉。我妈也担心地震，在妈妈的指挥下，我搬砖在我家床下搭了个地铺，妈妈还在晚睡前，经常放几个湿毛巾，说是一地震，可以把湿毛巾捂在嘴上，防呛保湿。后来，虚惊了一场也没有地震，我们就不用地铺了。可是，有一次妈妈就把糖果放在床下，这个秘密当然瞒不过我这个“小侦探”的眼睛，结果你一定想象得出，等妈妈发现了，糖果也让我吃得差不多了。哈哈！

还有一次，哥哥指使我拿爸爸的烟。过去好烟也是凭票供应的。什么大中华呀，大前门烟都是好牌子。妈妈凭票买回来就为爸爸锁着，只有爸爸才能抽。家里有一个写字台，还是从公家借的（那时，家里的家具，床，自行车都是从公家借的，房子也是向公家租的, 租金很便宜。社会主义就是好！哈哈！）言归正传。桌子有三个抽屉，有两个平常都是锁着的。其中放着家信和一些信纸，还有就是为爸爸买的好烟。哥哥把抽屉的锁子荷叶掰了，抽出中间的抽屉，他手大，试了几次也拿不到，就把我叫来试，我因为手小，把手伸过抽屉上面相通的地方，用手指为哥哥勾出了整盒烟，屡试不爽。

爸爸那时在外地工作，不经常在家。所以爸爸对我们总是和蔼可亲的。爸爸为我们偷嘴，为哥哥偷烟的事从来不骂我们。妈妈平时对我们很严厉，不过，我也不记得她为此责罚过我们。不过，爸爸知道了以后，会仔细问我是如何把东西搞到手的。听完我的故事，爸爸会笑着幽默地说一句，“哈哈，我们家养了一窝’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