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科  

儿科以哭声著称。

看嗓子哭，听心肺哭，摸肝脾哭，查血项哭，尤其是注射室，哭声尤其响亮。

现在中国各大城市里的儿科，已经哭成抗疫三年后该有的模样。

早在全国开始封控的2020年2月，我就在一篇博文《寂静的雪》里，预言了今天注定要出现的事情：

长期严格的防疫隔离，将造成儿童群体的免疫缺失。

最近一位儿科临床医生用“免疫债”来形容如今大规模的传染病。欠债是要还的。如果出现在健康上，必然还要带着惩罚。

“连续快两个月了，（门诊）天天都是一千多号。最近连急诊，24小时都挂一千二百多号了。”在微信上，以前的老同事，儿科的赵艳芬大夫跟我唠叨。

我可以想象儿科每天的工作状况。十几个大夫，每天要面对数以千计，哭声连绵的患儿，和满身怒气的家长。

政府的所有无能，最终都将痛苦加载在老百姓身上。作为一个民工，我只能既无奈又痛心。

“旧社会没文化，糊里糊涂被人欺。”，同学韩大夫曾这样跟我絮叨，“新社会有文化，明明白白被人欺。”

世事无道，人间沧桑。

医者为善。但所有的善行也都会养育着邪恶。而养在人间的邪魔，从不进地狱与天堂。

哭科的故事是无尽的。这些故事也让医者难以投身儿科专业。在整个厉害国，儿科医师的流失是惊人的。

曾有人做过统计，厉害国每万名儿童，仅有四名儿科医生。而这四名医生，特别是年轻医师，也在以痛心的数字流失着。

我可以想象如今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地狱里上班，或许会比在儿科工作轻松。

“你可真是逃出去了！”赵大夫总是这样说。

医者怜医。很多年来，我可以让自己身处世外，但心是逃不出去的。

一次回家时，与昌平的老同事叙旧。晚上饭局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城，便去医院的急诊科，看看有没有过去的同事。

那时的急诊科已经搬进了新楼。

内科挺忙，值班医生是新面孔。外科值班医师我也不认识。儿科等候就诊的一大片，总不时传来娃的哭声。

几个年轻的护士都是新来的。但我很高兴看到曾一起工作过的护士小关。因为这些老护士会常提到我，那些新来的护士，多少也听说过我的名字。

在护士站聊天坐了一会儿，很奇怪的感觉出现了——我仿佛还在上班。而那时的我，已经离开医院至少5-6年了。

看到有平车（送病人的推车）往外科急送，我竟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吧。我暗骂自己。如果再参与治疗，我便是非法行医了。

我有点尴尬，便赶紧扯别的话题，怕护士看出来。

那时是冬季。走出医院的时候，外面街道很冷。昌平的夜晚街道灯红酒绿，但行人已少。

我走去345路车站的路上，心情沉重。无数的故事在眼前出现，仿佛昨天。但我知道，这些故事都已成往事。

哭科有无数的故事，但很多都是沉痛的。这份沉痛并不一定在患者一方。

一位与我很熟识的儿科医师，在我离开医院之后也调走了。

我为之惋惜。因为以我的职业感，我一直认为，这是位极其难得，令人敬佩的儿科医生。

故事的起因是一次医疗纠纷。一位先天性耳聋的患儿家长，一口认定耳聋是药物造成的。

而这位儿科医师工作的唯一失误，是没有在患儿疑似秋季腹泄（轮状病毒感染）的诊断上，打上个问号。

从医的道路上，没有风情。无论医者怎样为心行道，现实都是骨感的。

无论我是否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指出中国式抗疫会出现这种免疫后果的人，结果终是于事无补。因为人为的隔离，无数儿童缺失的免疫力，只能在哭声中重建了。

免疫重建很容易，但哭科的故事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厉害国的健康教育是属于“政治”范畴的。当扛麻袋的在指挥领导着医学科技和国民健康时，这三年的清零，就是一国之心的终结者。

我在想，当医学的威严已经无法保护民众和医者的时候，在连绵的哭声之后，等待的将是什么？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