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夏天中台湾的蓝天似乎更蓝，艳丽的凤凰花开得特别灿烂，连蝉声也格外响，因为我要小学毕业了。家人比我还开心，爸爸妈妈哥哥们都很难想象“我们家妹妹居然也要小学毕业了！”。毕业那天礼堂里，五年级的在校生为我们唱着那首熟悉的毕业歌

“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世路多岐，人海辽阔，扬帆待发清晓，诲我谆谆，南针在抱，仰瞻师道山高。

青校树　灼灼庭花　记取囊萤窗下 琢磨几载　羡君玉就　而今光彩焕发 鹏程万里　才高志大　伫看负起中华 听唱骊歌　难舍旧雨　何年重遇天涯“

歌声中，头一次感受着歌词里淡淡的离情，这可是人生第一次面对的离别呀。尽管如此，还是欢天喜地从级任老师手里领了毕业证书，等大家都快散去时，老师特别给了我一份毕业礼物，是一套赵丽莲博士的英语教学唱片。赵丽莲是个中美混血儿，由于她父亲和国父是同盟会的同志，在当时特别有名，并且刚在电视上主持第一个英语教学节目“鹅妈妈英语教室”。慈祥的面孔，花白的卷发，胖墩墩的，穿着漂亮的围裙，带着小朋友说英文，就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鹅妈妈”；而上初中在当时，最大的不同就是终于要开始学英文了。

那个暑假，第一次不用做暑假作业，不用返校，是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暑假， 可是家里的哥哥们还是照常上暑休课， 爸妈照常上班，我虽然每天很认真听着赵丽莲的唱片从A,B, C 的发音，到“This is a box, that is a pen”，没几天就开始觉得无聊了。有天中午，妈妈在办公室打电话给邻居的妈妈，要我骑着脚踏车沿着去市场的小路，在某处拐个弯再左拐右拐地到另一条小路，然后再骑个两三分钟会看到一个大门，她会在那里等我。那时由于爸爸北调，在还没决定定居哪里时，我们搬离住了多年的公家宿舍，暂时在外面租房子，新环境里我特别开心，喜欢骑着脚踏车去找新路，发现新世界。所以那天我就很开心地拿着邻居妈妈给的纸条，边看边骑地找到了那个大门。沿路两旁是一般的农舍和住家，偶有一段路，两边甚至是半个人高的杂草，路也不很平，一路左拐右拐不说，还颠呀颠地， 等到我找到那个大门时，放眼望去，却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大门里绿草如茵，右边是个教堂，写着”兰大卫纪念教会“，左边是个红砖砌的两层楼房子，建筑格调和大门外的世界迥然不同。我看了不免眼睛亮了，心跳快了，嘴大概也成O 字形了，不远处我看到妈妈和一个瘦高的西方女子笑谈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仁爱医生, 或者，大多数人口里的“兰医生娘”。

妈妈见到我来，一改往例，用台语和我说“来，叫‘兰医生娘’！”我笑着也用台语应着。兰医生娘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拍拍我的肩头，用一口纯正的台语说“噢，这昵大汉啦（个子这么大）！？ ”。我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名中年西方女子，瘦瘦高高的，有着说不出的慈爱在她眼里。妈妈继续用台语跟我说“你出生时就是兰医生娘抱着你的”，没等我反应过来，兰医生娘接着说“是呀，那时你在你妈妈肚子里荡秋千呢！”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出生时妈妈的妇产科医生。那时由于妈妈有早产的迹象，在医院里安胎，每次有什么动静时，全产科的医生护士都严阵以待，折腾了他们一个多月，我还是在妈妈怀孕七个月后出生。那时早产儿的存活率不高，但我居然在一星期内就不用滴管喂奶，可以自己喝奶，提早出了保温箱，给他们的印象很深刻，妈妈也因此和当时的高医生结成好朋友。这个关于我出生时的故事，从小就百听不厌的，知道自己还没出生前就让很多人为我忙 乎，心里不免有着小小的得意。但这么多年后我才有机会见到当年出世时第一个抱我的兰医生，心中的高兴自不可言喻。

那之后，每个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我就骑着脚踏车到兰医生娘家学英文，时间凑巧的话，我也会看到兰医生娘骑着她那辆高把脚踏车，从反方向急忙骑来，见到我时，脸上堆满笑容。班上的同学多是住在附近刚小学毕业的小孩，有农夫的孩子，木匠的孩子，也有帮人煮饭的欧巴桑的小孩，和我从前的朋友很不一样。上课的地方正是她住的那座红砖房。房子的建筑形式我后来在电影“远离非洲”时才知道是典型的英国式建筑，从门窗，房间的格局，地上铺的红色地砖都充满着异国的风味。我最喜欢的就是走廊下搭出去那间三面都是落地纱窗的房间，据说夏天时，由于天热蚊虫又多，她和兰医生喜欢坐在哪里看书或聊天喝茶，既凉快，光线又好，我们就是在那间纱窗房上课的。

兰医生娘并没有教我们念 ABC, 而是教我们从身边的东西学起，门，窗，桌子椅子等等，教了一会儿，就用游戏来帮我们记，最常用的莫过于把男生女生分成两队，把学的字卡摆满桌子，然后她先念个字或词，被叫到号码的孩子得从字卡中把她念的词找出来。比赛得分多的那一队，可以有铅笔，橡皮擦等小礼物，或者一人一枝芋头冰棒。不论输赢，每次我们都学得很开心，觉得时间快得不得了，一下又到了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于是那个暑假里，每天都期待着下个上课的下午，我原先钟爱的那套赵丽莲国中英语教学唱片，很快被兰医生娘的英语课取代。

开始练句子时，她甚至用台湾的传统布袋戏玩偶来教我们演戏。由于她和兰医生都是传教士，我们学的第一出戏就是圣经里摩西出埃及的故事。还记得当时第一句学会说的句子就是“ Let my people go!”那时有个小男孩特别会耍布袋戏的玩偶，玩偶在他掌中好象可以活起来 ，还会摹仿很多动物的声音，非常传神。我则因为相对的口齿清晰，英语发音比别的小朋友好，就负责念故事的旁白。演出时，坐在台下的有还穿着雨鞋的老农，驮着背的老婆婆，都是同学们的家人，当然也有我的妈妈和哥哥们，我发现他们对兰医生和兰医生娘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他们。在那里，我也第一次拿到印有圣经经节的小单张，印象最深的是圣经里的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你的油，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句祥和温馨，令人有种安心。　诗篇是印在一幅粉彩画上，画里是蓝天下一条蜿蜒的小溪流过山谷，溪水旁有棵垂柳，绿油油的草坪上是各样颜色的小花，松鼠兔子跑着，小鸟蝴蝶飞着。……给人宁静祥和的景致。那可以说是我读的第一首现代诗。

那个夏天很快就过去，我初中上了一个月后就举家迁到台中，再也没回过那扇大门内的世界，也不曾再见过兰医生娘。那段最起初的英文课，为我后来学习英文有很大的帮助，日后很多人常称赞我的英文发音比一般人准确，我得感谢那年夏天的英文启蒙课，兰医生娘更是功不可没。然而很多关于兰医生一家人的故事，还是慢慢长大后才从报纸上一点一滴得知的。

（二）

我出生的地方彰化市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小乡镇，没有繁华的商业，镇里大多是世代居住那里的平民百姓。附近几个县市最大的西医医院就是我当年出生的基督教医院。兰家一家两代父子婆媳总共为当地的人们奉献了六十八年的岁月。老兰医生（大卫）是英国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 受教会差派，和妻子在台湾刚被割让给日本时到了台湾，接下医院的工作。在医院设立之初，由于民风闭塞，他们的来到受到很多的无礼的抗拒，此外还要面对自然环境的艰险，尽管如此，他们仍努力引进西方医学 ，济世救人，更从事医学教育，培育训练很多医护人员，解决当时医疗人员缺乏的困境。

他们最为人所感动的一段往事就是闻名台湾医疗界的“切肤之爱”。1928年时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周金耀跌倒，膝盖上原本不大的伤口，由于孩子的母亲用草药敷盖,造成严重的发炎，伤口迟迟无法癒合，孩子也高烧不退，恐有截肢的危险，兰医生的太太连玛玉天天到医院照顾这孩子并鼓励他要勇敢。有一天连玛玉主动要求兰大卫医生割下她腿上的皮肤移植到小孩身上，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大的挑战。兰医生先是犹豫，也捨不得妻子受苦，但在妻子坚持下，割下四条大约宽一寸，长三寸的皮移植到这小孩身上。这在当时的台湾医界来说，是一件值得书写的移植手术，虽然没有成功，但孩子却奇迹地从生命垂危的边缘好转过来，长大后也献身当传道。周金耀在他的一次证道里说“虽然兰医生妈的那块皮没有黏在我的身上，但永远黏在我的心上！”乡民听到这段故事的，无不动容，难怪在当地流行的一句话说彰化城是“南门有妈祖，西门有蓝 医生”，这段往事也成了台湾医学伦理的典范。

兰大卫的儿子兰大弼在彰化出生，十一岁时被送到山东青島的芝罘中學读书，那是一个专为传教士子女设立的教会学校。1932年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于 1940到1951年间在福建泉州的惠世医院行医，之间并在1946年携新婚妻子回到泉州。当时的泉州是个贫穷俭仆又到处是热带疾病的地方，对初来亚洲的高仁爱医生而言是个很艰难的课题，但凭着毅力爱心和她的信仰，高医生后来不但学了一口地道的泉州话，更在风土文化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学会了完全的接纳和了解以及无尽的包容。 兰医生在泉州行医期间，甚至曾感染过疟疾。1951年随着大陆政权改变，他们被迫离开泉州，再辗转回到彰化父亲创建的医院，继续奉献了二十八年的岁月。高仁爱医生除了创立妇产科，更积极地发展公共卫生 ，带着医护人员从山上原住民区，到贫脊的海边渔村社区作巡回义诊及卫教工作，可说是台湾公共卫生的先驱。她的爱心和医术像一盏灯，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小小的我，甚至在未出生之前已经领受了她的温暖。每当我想象那双把我接到人世间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未足月脆弱的生命交到我母亲怀里时，内心就充满无限的感激。

我常想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些传教士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远离家人，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国度，服侍说着不同语言，甚或敌视他们的民族，而且一代一代，前仆后继从不间断。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台湾工时，偶然的机会里来到任职的学校附近一所神学院，义务教年轻的传教士学中文，当时有个南非来的女孩玛丽，长得白白胖胖的，足足有我两倍大，笑起来脸上有两个浅浅的梨窝，非常甜美也很淘气，讲了一口英国腔英文，让我想起当年的高医生，觉得格外亲切，我们俩一见面就像照哈哈镜，非常开心。她有个老旧的木制长方形盒子，盒盖抽开，里面是厚厚的一叠泛黄的字卡，据说在神学院里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和她常面对面坐着，我从木盒里抽出一张张字卡，一字一句地领着她念，偶而找到机会寻对方开心时，俩人笑得前扑后仰，花枝乱颤地……在那一霎里，我对自己的一点点付出感到安慰，在“得”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付出，做个“给”的人了。

两代兰医生夫妇退休后均回到英国，老兰医生退休后的住所甚至以Formosa为名，台湾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生活及奉献大半生的地方，更是心 头牵牵挂挂的第二故乡。我想，重要的不是他们嘴里传讲了什么，而是人们从他们的生命里看到了什么。

注解：兰大卫 David Landsborough III      兰大弼  David Landsborough IV      高仁爱  Jean Murray Cor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