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就沒有穷人们的军队

《军队》，属国家中的《重器》。历来为资本掌握，也是为资本服务的。穷人们历来是一盘散沙，中国的几千年，世界的几千年，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盘散沙。今天的中国，今时的世界，看中东，望加沙，都是一盘散沙。穷人们没有《军队》，也不配有《军队》。以致穷人们在战争来临时只有《逃》《躲》。《逃》不了的，《躲》不了的，只有被《杀》，去《死》。帝国霸权法西斯国家恐怖《军队》打来时，先”通知一下请离开“就可以了，没离开的被炸死是活该。就是因为穷人们没有自己的《军队》。

中国上世纪的穷人们很幸运，有了毛泽东共产党就有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毛泽东就沒有穷人们的军队》。

当年，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后，瞿秋白说：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五大”讨论了，决定“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下去过，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说，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不同意，他说现在是我们要到农村中去，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由于国际代表说了，会议就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从这里可以看出，能不能提出问题，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了解实际多少，接触实际深浅，有多大的水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八七会议上决定要搞秋收暴动，但怎么搞只有大的设想，并没有具体规定。要搞暴动，非要军事不可，没有正规武装配合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不仅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还组织了卢德铭《警卫团》。毛泽东主张我们应有一部分从国民革命军过来的正规武装参加。没有这些，光是农民拿的梭标，能行吗?

毛泽东当时反复强调要有兵力的护卫。 毛泽东非常清醒、很实际，搞起义没有一定的武装不行；就是起义成功了，没有兵力也无法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走在他人的前面，与其经历不无关系。 毛泽东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又在湖南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做了一些斗争，这么丰富的经历在党内是不多的。在八七会议上他就讲，对于农民问题，未下去之前，对中央不妥的决议，无由反对。可是到了湖南呆了三十多天，考察了农民运动以后，我就有实际根据提出意见，向中央写报告。他说“我的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

秋收暴动原计划是打长沙的，中央计划是全省开花。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同新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到湖南后，毛泽东强调了两点：

一是主张“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组织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才有保障。

二是认为全省开花不行，坚决主张缩小发动暴动的范围，提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东几县的秋收起义。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证明，不要说打下长沙，就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县城也拿不下来，起义军三路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放弃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虽有不同意见，会议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毛泽东率领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从而将他提出的上山思想付诸实践。因为他感到一时难以攻打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

在进军途中进一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那里原来就有党和群众基础。王佐、袁文才的土著军队既然可以在山上搞割据，我们也可以搞割据。这说明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审时度势，比较灵活，有可能就去争一下，宁肯冒点险也去争一下，不行就回来，决不去硬攻硬拼。

上井冈山后

上了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折起点，有重要意义。但上山后，能不能站住脚是首要问题。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但群众并不知道你是什么队伍，还要看你的行动。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

因此毛泽东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对于红军能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能不能站住脚是很重要的。它是区别人民军队和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所在。

关于这一点，它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应同现在的党风问题联系看，学习历史经验就应对指导现实有作用，不然，不如不学。

三大纪律中有一条最早的规定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现在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早规定是不拿群众的一个红薯，这就很实际，也是老百姓最易懂。当时井冈山上的老百姓都吃红薯，群众看你连一个红薯都不拿，第一个印象是“秋毫不犯。”三大纪律下面有“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一贯彻，群众心里就很清楚了，毛泽东带领的军队是爱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与已经看见过的军队不同，很自然地会受到群众的喜欢和拥护。他们会像看见一件新鲜事一样，奔走相告。所以，这是上山后能否站住脚的首要问题。

第二是提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和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不一样，和苏联红军也不一样。当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当了兵不仅要打仗，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明确规定为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红军如果离开了群众，像鱼离开水一样，就不能生存。那时的环境是多么艰苦，斗争多么残酷啊!可是群众不仅不疏远你，躲着你，而且把你当成亲人，掩护你，保护你，送茶送饭送水，这就赢得了群众，赢得了民心。因为群众亲身感受到你是为他们谋利益，而不是谋私利的。这是我们党的本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应当永远发扬。

第三是党的建设。对于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是很担心的，总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在工人发展党员，才是无产阶级的，才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农红军到了农村，农民成份的党员多了，就会变成“农民党”。这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当时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对此有些担心，不无一定道理，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固守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模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考虑的是从中国条件出发，如何在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党员的情况下，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他在组织上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把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从三湾改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并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来考验。有了这条，才能开阔视野，懂得为整个革命事业，而不是为一己私利，不是只为农民的眼前利益奋斗。

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过生动形象地描述。他说在农村的条件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对他们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那么怎么办呢?毛泽东指出办法是三条，

一条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因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工人成分。

另一条是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例如打破反革命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第三条是红军的物质生活是那样菲薄，战斗又是那样频繁，为什么仍能维持不散呢?原因是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现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概括说来在那样既艰苦又战斗频繁的农村条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三条，首要一条是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一条是长期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改造，一条是民主主义制度的实行。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建党的一条极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条好的传统。今天条件变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条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就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是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建设有两个内容，一是政权，一是地方武装的建设。毛泽东主张，除了搞好正规军以外，还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红四军的领导人在看法上不甚一致。我们看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后向中央的汇报，其中特别讲到这点。

毛泽东主张军队的党要帮助地方党，军队的武装要帮助地方的武装，还讲到要给地方拨枪。因为正规军的任务是流动作战，一旦部队有任务开走了，这里的地方武装没有发展起来，根据地就有失掉的危险。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人民战争的思想了。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史上是有过争论而经过革命战争实验的检验，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指南。

不过从红四军领导层的分歧看，除了上面谈到的在根据地建设上有分歧外，还有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问题。为什么会有八月失败?实际上是符合了二十九团的家乡观念，因为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的农民，当时他们中有一种回乡情绪，想回湘南去，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是不主张他们回湘南的，作了一些工作，没有作通，这和当时其他领导人的态度有关。

有的材料说，当时朱老总也不同意，但当二十九团走了，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去了。 实际情况是，当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命令，要去打湘南。朱老总认为现在虽不马上去湘南，但去湘南是对的，实际上主张去湘南。这一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建井冈山巩固的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先把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巩固下来，先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再波浪式的向前发展，最后形成对中心城市包围的局面。这个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是明确的。但那时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战略思想，仍受朱毛会师前的习惯做法的影响，主张打游击。

这就像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批评的，这里流动游击一下，那里流动游击一下，这里群众发动一下，那里又发动一下，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行，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必须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不断地向外发展。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说朱毛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而是说明这种分歧也是认识问题。两位革命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对一些问题在认识上发生分歧是自然的，亲兄弟还会有不同意见，何况是领导一支当时最大的工农红军的两位最高领导者，而且还有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陈毅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时曾提到过这段历史，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以及在赣南闽西时就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一般的原理，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决定，具体怎么搞，还得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所主张和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马列的书本里只规定了一些基本东西，如武装斗争、武装起义等，但在中国具体怎么搞，是不是就只能搞城市起义，实践证明不行。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农村根据地里，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套东西。

当然，上井冈山之后，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红军能不能发展起来，根据地能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即“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正确的答案，才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这一点，历史已作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