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社会成为《大学校》

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让社会成为“大学校”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关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也关注整个社会教育，毛泽东的让社会成为《大学校》的意图已非常明显。

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消灭文盲、将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的计划：“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这种设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演化。

在延安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少，他们在各个部门、各个学校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往往一人多用，这种一人多处教学的形式实际上也把延安联结成一个大学校。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论述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方针，教育与全民族的任务、与政治方向的关系，学制与课程设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及其和整个社会教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大学校”观。而现在所谓“学习型社会”，根源上也是毛泽东关于把社会变成大学校的一种流行说法。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国家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基础上，对教育更有总体与长远筹划。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泽东对军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一个大学校。

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时毛泽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等。

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这些基本理论仍然包括：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巨大，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毛泽东时代提倡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工作、支持普通话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由于积贫积弱和长时期战乱，教育荒废造成文盲、半文盲充斥社会。为了有利于实现教育兴国，有利于人们易于学习作为国家语言的汉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决策，确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务，奠定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基础。

这一决策高瞻远瞩。中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汉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由于历史原因，汉语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程度。各地方言妨碍人们的交流，造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多不便。要使我国真正实现统一，文化、语言文字必须要统一。而汉语统一的基础，是采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确定为全国的普通话，并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

毛泽东支持文字改革、支持普通话推广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极支持文字改革、新文字运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同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吴玉章被推选为主任。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推举毛泽东、朱德、郭沫若等为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45人为理事。

新文字协会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边区政府用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助力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它首先在延安市、延安县做起，逐渐推广到全边区和其他地方。新文字协会编印了一份《SINWENZBAO》（新文字报），于1940年11月22日在延安川口油印出版，每周一期，发送到各冬学。

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21期起该报改为铅印，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该期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同时也发表朱德的题词“大家适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国去”。边区推行的新文字是拉丁化新文字。据统计，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图书有16种。这些工作的具体领导者是吴玉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注重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8月，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央尽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的信引起毛泽东重视，他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来承担组织汉字改革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任务。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与支持下，在吴玉章直接领导之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不断努力，于1956年初拟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毛泽东极力支持汉语拼音改革、推广普通话，他的几次讲话有明确体现。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做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讲了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紧接着，毛泽东就发表讲话：“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修订和多次审议后，于1958年2月11日正式发布。这样，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普通话首先在教育系统、语音媒体中得到施行和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逐渐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中被自觉使用。从60余年的成就来看，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话为母语。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在使用交流中又得到了积极普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并且，以汉语为代表的中文正在走向世界，全球6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除中国外，全世界各国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超过1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