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创办干部院校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黄土地上 的办学奇迹。战争年代创办干部院校五十余所。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出色，可以说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办学奇迹。毛泽东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同时也注重其文化知识教育。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时期兴办的干部院校多达50余所，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等；属于边区政府领导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纺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警校等中高级干部学校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样出色。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识字人口约占1%，文盲约占99%；旧的小学不过120所，没有一所中学，贫困农民的子女多无条件读书，适龄儿童失学率非常高。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小学的数量1945年达到1377所，学生数量增至34004人。同时，边区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边区还加强了识字教育，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边区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观。
由于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的教育带有战时特点。毛泽东对教育的目的、目标规定得更为清楚：一切为着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毛泽东还阐明了整个民族的抗战教育政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论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时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全民族要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对于具体怎样办好根据地的学校、学校的任务和课程设置等，毛泽东都有考虑与说明。
1939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要点：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办学校、传授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故毛泽东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评价很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更加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能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其学习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组或组、学习小组或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还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各类学校的教育相当规范，学制、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毛泽东历来主张学制灵活、反对课程过繁，而战时学习要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使之精简，学以致用。然而，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当齐备，尽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此外，还有时事政策报告和讲座。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学习。鲁迅艺术学院，专修课是各系根据专业需要设立，选修课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下设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1944年7月并入）和医药系，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学制2年，自然科学院学制3年，医药系学制l至2年。
其课程设置最为齐全，有共同课与专业课两种。共同课占总课时的20％—30％，专业课占70％—80％。
全校的共同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
行政学院的共同课为边区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学院的行政系行政专业的课有社会政策、干部工作、乡政权工作、群众工作；
行政系警政专业的课程有警政业务、社会常识。
司法系的课程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
教育系的课程有边区文化教育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
财经系的共同课有边区经济概况、会计审计与统计，经建专业的课程有农业、工业、合作问题、交通运输；财政专业的课程有财经业务、税收业务、银行业务、贸易业务。
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共同课有数学、物理学、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各个系如机工系、化工系、农业系的课程都较齐全。
延安大学医药系的课程各专业有侧重。
医生班设有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生理学、药物学、中药学。
司药班设有药物学、中药学、简易药物学、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
助产班设有助产学、生理解剖大意、简易药物学、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
护士班设有生理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简易药物学、理化常识。
中医班设有药物学、诊断学、治疗学、生理卫生学、消毒学。
兽医班设有畜牧概论、中国兽医学、药物学、诊断学、普通病、传染病、免疫学。
1941年秋还增设俄文系。
延安大学的学科这样齐全，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学不能比的，它是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而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是以实用为主。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
从延安时期的教育成绩来看，其学制、课程设置符合实际，符合教育的规律，各院校办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规律。
在当代，按照实践的发展和实际开设急需专业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态。
《镇坪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运动的时代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二、镇坪的运动概况
和全国一样,当时的镇坪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我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1968年12月,根据省、地革委会有关精神,县上成立了“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城镇居民的下放、安置。镇坪县革委会下放安置办公室1969年5月25日，专门发文（镇坪县（69）字第002号），通知做好上海市到镇坪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欢迎、安置准备工作，要求各公社随时做好准备，妥善安置上海市知青200名、西安城市居民2000名。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执行中、省有关文件会议精神,1973年11月，县委成立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把“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中共镇坪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对知青比较集中的公社,配备知青专干，公社和大队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组,生产队设“三管”（学习、食宿、劳动）人员。知青下放较多的单位,除确定专人负责外,并选派带队干部,到农村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知识青年学习,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县、社、大队各级均有1名领导主管知青工作。
据现有资料记载，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镇坪县共接收、动员365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其中1968至1972年71名，1973年至1978年294名。分别安置在六个公社十八个大队，主要有投亲插队的、集体落户、办林茶场三种安置形式。在队期间，农村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教育，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遵纪守法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教育，重视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发展农村经济做了不少工作。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锻炼成长，陆续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1978年开始，从下乡知识青年365人中，招生49人，招工273人，招干19人，参军16人。对于因年龄或已婚等不符合招工条件的5人，也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批准回城。解决和恢复了本人、子女的商品粮，并与本人协商同意，安排了适当的生活出路，从事个体经营经济上困难较大的，还在经济上给予扶持。转外地3人。
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领导上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认识由浅到深，由重视不够到比较重视，刚开始时口头上讲百年大计，心里想的是权宜之计。自从传达中发（1973）21号、30号文件之后，领导开始重视起来了，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更加重视。知识青年下乡之前，县委都要专门研究知识青年工作。县上领导还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1974年，仅部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十一人送孩子去农村插队落户，并鼓励孩子树立长期扎根农村思想。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也逐步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有学不完的事业，是大有作为的，都纷纷表示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他们积极投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主动、自觉、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实现了下乡前的诺言：“我们有一颗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红心，能够使我们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克服困难。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一定抢大苦吃，找重活干，争重担挑。”
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少数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对下放安置和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再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没有放在议事日程，把下放安置工作当做包袱。二是部分知识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没有扎根在农村的思想。三是有的公社对安置经费管理不严，有开支不合理，私分挪用等现象。四是个别家长有将自己的子女长期留在城镇，支持外出找工作谋求出路的想法。针对这些问题，镇坪县下放安置办公室于1969年就以3号文件形式发出通知，对下乡知识青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由公社革委会提出具体意见报县革委会政工组，对插队落户知识青年进行鉴定；根据劳动科的记载，领取每天不超过0.5斤补助；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分配，暂按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分配；本人无正当理由不下队，经再三教育仍不下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劳动锻炼者，按“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布告办事，严肃处理甚至开除等。
1974年到1978年，国家财政共拨付知青经费106330元，开支100947.91元（其中建房费40040.98元，生活费38791.95元，三具费10859.11元，宣传费2335.34元，专用补助294.50元，学习费1590.41元，医疗费1962.51元，业务费4335.11元）结余经费2441.13元，79年底上交财政。
全县共为知青建房115间，72年建15.5间，73年以后建99.5间。知青工作政策调整后，房屋移交给社队并办理了移交手续。先后添置“三具”（农具、灶具、家具）1545件，损失416件，分送社队218件，折价处理901件，变现2244.59元。于1979年3月以前移交完毕。
1978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七八年,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下乡政策进行逐步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确定不再搞分散下乡安置的形式。随后又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求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将先后分散插队的知青妥善安置完毕,这一决定受到了城乡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截止1981年5月，镇坪县下乡知青全部按要求安置完毕,1981年10月，撤销镇坪县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三、运动的社会影响
第一,提高了知识青年的政治觉悟。他们甘愿离开条件较好的城市，离开家乡和亲人，满怀热血和报效祖国的情怀,去穷乡僻壤,与那些庄稼汉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树立了安心农村，扎根农村的思想，多数团员写了入党申请书，许多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有的知识青年被充实到队上领导班子，有的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团小组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民兵排长、班长、赤脚医生、记工员等，还有的到五七干校学习，为农村培养理论骨干。知识青年们说：“满园春色百花争艳，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锦绣前程。我们就像春天里开放的花朵，正在发芽的树木，充满着极大地生命力”。
第二，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哪里去了知识青年，哪里感到光荣，谁为知识青年出了力，谁觉得心里痛快，简直成了当时的氛围。社员群众说，“党和毛主席这样放心我们，这样信得过我们，把培养青年人的担子让我们担，我们一定要把知识青年管好”。因而，积极做到“知识青年下乡前积极准备，下乡时热烈欢迎，下乡后耐心教育”。在解决知识青年住房问题时，干部群众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百年大计，百年大计应当百年安排。”在住房的问题上，他们不搞临时凑合，而是长远打算，窗子要挖，门要做，房子要隔，地面要平，墙要塘，楼要面，灶要打，厕所要修。为了做到两不误，他们都是利用农忙之余的雨天和晚上加班完成这些工作。
第二,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知识结构。一代热血青年干什么，对于当时几乎没有工业，城市服务业极度落后的镇坪县来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推动了镇坪县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在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知识特别匮乏,文盲半文盲极其普遍，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农村的文化知识有了明显提高,结构得到了改善,并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特别伴随全盘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这不足为奇，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使城里的青年到穷乡僻壤的农村经受苦难的历练，繁重的农业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农业落后农民真苦农村不易！必然从深层次影响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进程，毫无疑问，这段刻骨铭心的磨练是那代知识青年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
《卡·马克思：美国内战》摘录如下：
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那末，它们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诺威分离更为困难。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统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部与北部之间、奴役与自由之间的真正战场。因此，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被山岳地区隔断的这两块低地及其广大的水稻区和辽阔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区。突入蓄奴地区中心的楔形山岳地区风物宜人，气候温和，盛产煤、盐、石灰石、铁矿、金，总之，全面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应有尽有，而这一片地区现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区。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小农来耕作方有成效。奴隶制度在这里只是零散地勉强存在，从来没有扎下深根。这个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谓边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这些自由居民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片争执地区的各个部分。
边界州中极东北的德拉韦州。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1850年至1860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112218人当中仅有1798个奴隶。
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斗争。这个州总人口687034人，奴隶是87188人。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15000人，而大于此数20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50万奴隶。
田纳西州有居民1109847人，其中275784人是奴隶。
密苏里，那里有居民1173317人，奴隶114965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该州西北地区。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领地。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有25个奴隶被运入该地。
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402541人，自由人301271人。
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436696人，自由人354699人。
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435132人，自由人529164人。
肯塔基。这个州近来的遭遇特别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里有居民1135713人，其中奴隶225490人。
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纳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基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门，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强盗军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内部的军事独裁和奴隶制度使它们到处具有一种和谐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没有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萨斯。该州有居民601039人，其中奴隶180388人。
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1057327人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462230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实际上，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白种居民。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30万奴隶主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弃它的征服计划，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弃脱离运动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脱离运动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因为在联邦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把各边界州和领地变为蓄奴州。
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争执地区拱手让给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给一个奴隶制共和国。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联邦的改组，是在奴隶主寡头的被承认的控制之下，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这样一种改组的计划，已由南部的主要发言人在蒙哥马利的国会上公开宣布了，并且体现为新宪法的这样一项条款，即原联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权自由加入新的同盟。这样，奴隶制度就将蔓延于全联邦。在黑奴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种的工人阶级将逐渐降到赫罗泰[191]的地位。这就完全符合了公开宣布的一个原则：只有特定的种族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如果最繁重的劳动在南部是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子孙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们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们投入脱离派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暧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感情抱着无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
如果说，不久以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192]，那完全是由于面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们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南北之间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到大不列颠给予西印度的种植场主那样的补偿[193]。事变本身正促使宣布一个决定性的口号——解放奴隶。
近来所发表的一些声明证明，即使是最顽固的北部民主党人和外交家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达到了上述结论。布坎南时期的国务卿、一向最狂热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将军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解放奴隶是拯救联邦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北部的天主教党的首领、1836—1860年间最坚决地反对废奴运动的布朗逊博士于10月间在最近一期他的“评论”[194]上发表文章赞成解放奴隶。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我们在此以前曾经反对解放奴隶，认为这样做危及联邦，那末现在，当我们断定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存在或我国作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保持奴隶制度。”
最后，华盛顿政府外交官在纽约的机关刊物“世界报”[195]，在它最近的一篇虚声恫吓废奴派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底
载于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第3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让社会成为“大学校”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关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也关注整个社会教育，毛泽东的让社会成为《大学校》的意图已非常明显。
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消灭文盲、将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的计划：“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这种设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演化。
在延安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少，他们在各个部门、各个学校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往往一人多用，这种一人多处教学的形式实际上也把延安联结成一个大学校。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论述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方针，教育与全民族的任务、与政治方向的关系，学制与课程设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及其和整个社会教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大学校”观。而现在所谓“学习型社会”，根源上也是毛泽东关于把社会变成大学校的一种流行说法。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国家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基础上，对教育更有总体与长远筹划。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泽东对军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一个大学校。
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时毛泽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等。
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这些基本理论仍然包括：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巨大，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毛泽东时代提倡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工作、支持普通话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由于积贫积弱和长时期战乱，教育荒废造成文盲、半文盲充斥社会。为了有利于实现教育兴国，有利于人们易于学习作为国家语言的汉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决策，确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务，奠定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基础。
这一决策高瞻远瞩。中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汉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由于历史原因，汉语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程度。各地方言妨碍人们的交流，造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多不便。要使我国真正实现统一，文化、语言文字必须要统一。而汉语统一的基础，是采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确定为全国的普通话，并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
毛泽东支持文字改革、支持普通话推广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极支持文字改革、新文字运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同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吴玉章被推选为主任。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推举毛泽东、朱德、郭沫若等为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45人为理事。
新文字协会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边区政府用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助力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它首先在延安市、延安县做起，逐渐推广到全边区和其他地方。新文字协会编印了一份《SINWENZBAO》（新文字报），于1940年11月22日在延安川口油印出版，每周一期，发送到各冬学。
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21期起该报改为铅印，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该期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同时也发表朱德的题词“大家适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国去”。边区推行的新文字是拉丁化新文字。据统计，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图书有16种。这些工作的具体领导者是吴玉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注重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8月，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央尽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的信引起毛泽东重视，他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来承担组织汉字改革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任务。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与支持下，在吴玉章直接领导之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不断努力，于1956年初拟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毛泽东极力支持汉语拼音改革、推广普通话，他的几次讲话有明确体现。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做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讲了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紧接着，毛泽东就发表讲话：“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修订和多次审议后，于1958年2月11日正式发布。这样，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普通话首先在教育系统、语音媒体中得到施行和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逐渐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中被自觉使用。从60余年的成就来看，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话为母语。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在使用交流中又得到了积极普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并且，以汉语为代表的中文正在走向世界，全球6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除中国外，全世界各国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超过1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