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工农业建设
1、毛主席时代白手起家建立了几十万家国营中央地方企业。几百万家社办集体企业。
2、新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里程。
3、中华民族之前遭受了100年战争创伤，但毛主席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
4、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工业世界第六，军事世界第三，政治世界第一！
5、建立了84000座水库，3亿亩梯田，210万眼水井，17万公里梯坝！（毛主席，当代的大禹！）
6、宝成铁路、成渝铁路、兰新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枝铁路、坦赞国际铁路等等铁路的建成。
7、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1949年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毛主席时代的65岁以上。
8、旧社会婴儿出生的死亡率为20%，而新中国婴儿死亡率仅为4%。
9、蒋介石败逃台湾前中国只有人口5.4亿，而到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口增长到了8亿。
10、毛主席去世时，国库里有够八亿老百姓吃三年的战略储备粮5000亿斤。
11、毛主席时代，亿万工人居然没有一个下岗。
12、毛主席时代，亿万老工人居然基本都能看得起病。
13、毛主席时代，亿万工人子女居然基本都能上得起学。
14、毛主席时代，亿万退休工人居然都能养得起老。
15、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篇经济战略雄文，直至今日无人能出其右！
16、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几次围剿封锁井冈山、经济封锁期间，山上的红军没有饿死，还“红米饭，南瓜汤”地唱得欢。
17、日军推行“囚笼政策”、“铁壁合围”、进行“大扫荡”、进行“三光”、经济封锁期间，陕北的红军居然岿然不动。
18、日军扫荡期间，边区的军队、机关和学校居然自己解决了经费问题。
19、日军扫荡期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居然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20、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几次土改均取得了成功。
21、上海解放初期，金融风波和“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风波轻易化解。
22、亿万群众不跟着有钱有势的蒋介石走，却非要铁了心地跟着白手起家的毛主席向前奔！
23、老蒋退到台湾后，居然要以毛主席为师(学毛主席搞土改，终于在小岛上站住了脚)。
24、新中国成立才七年，我国就结束了不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历史。
25、新中国成立才七年，我国就结束了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26、新中国成立才八年，武汉长江大桥就建成了。
27、新中国成立才九年，中科院电子数字计算机就试制成功了。
28、毛主席时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与美国技术相差最短的时候，只有4年！
29、新中国成立才十年，首都十大建筑就竣工了，工期只用了一年，一直到现在都用的好好的！
30、新中国成立才十年，我国就结束了内蒙古无有钢铁的历史，形成了鞍、武、包三大钢铁基地鼎足而立的新布局。
31、新中国成立才十年，立体电影试放成功。
32、新中国成立才十年，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就举行了落成典礼，我国农机工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33、新中国成立才十一年，大庆石油会战就宣布成功，一举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
34、新中国成立才十三年，上海江南造船厂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德、捷克能制造这种机械，我国迅速地赶了上去。
35、新中国成立才十七年，中国石油就做到了基本自给。
36、1974年，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37、文革时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都要开幕，有时一年还要召开二次！
38、1971年，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了。
39、1971年，全国建成1800多座水泥厂。
40、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
41、1972年，中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42、1972年，中国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43、1972年，春季广交会开幕，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0多个！
44、1973年，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45、1973年，中国航空线已达到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
46、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要知道：那可是当时的币值呀！）(1974、1975、1976的年份对外贸易总额更大！）。
47、1974年，中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48，1973年至1974年，毛主席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适时购进了600吨黄金！
49、1975年，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发电。
50、1976年，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新中国接手时，国库里的金银美金、能搬的机械设备、技术骨干都运去台湾。不能搬的机械设备全破坏炸坏。还潜伏几百万蒋军特务在大陆搞破坏。大陆成战乱后的废城，贪穷落后文盲的农村。一穷二白不为过。又要抗美援朝。清扫全国的垃圾，肃清蒋特务、黑社会、吸毒者贩毒者妓院妓女等。又要扫盲，恢复一切生产的工厂，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学校，和商业营运及几亿人的日常正常生活。又要搞建设生产等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还要防台美时不时来轰炸等等。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又多难吗？这不是政党轮换有个交接。而是一切从头开始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建国。立国。开国。
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取得了以上的成绩。再来四十年的发展建没，新中国又将如何？
走资派改革开放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值得吹牛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以缘色生产和不损害空气、水质、土地和不透支子孙后代利益，以及有计划不盲目不浪费不过剩为原则的经济建设的。
“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转发《施一公：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
当所有的精英都想干金融
如今我们的 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 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施一公（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 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 62次，血压 130/80 。
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
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却在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撤销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撤销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我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 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像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有人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政治上的图谋!
(作者：燕凌斯。激流网选自《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问题的研讨》)
燕凌斯：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
附文：大寨与小岗村现状对比，惊呆国人！
前不久，有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村民对记者说：“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农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里，冰箱、彩电等生活用品在农舍里难得一见。
为庆祝改开20周年而修建的友谊大道、小学校舍、村委会办公楼以及开通的程控电话等，都是政府和社会赞助出资兴建的，没有一项是小岗村人自筹资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们嘲笑的毛泽东时代农村典型大寨，却靠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在2000年以前让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
三有是：
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
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
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
“三不"是：
吃水不用吊（自来水）；
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
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
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
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
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
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
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被鼓吹的农村典型小岗村虽然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至今还是穷，而被精英们嘲笑的大寨不仅不花一分纳税人的钱，相反在2000年时上缴国家税收就实现了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
驳毛泽东时代是“普遍贫穷”说
所谓“吃不饱饭”、“普遍贫困” 、“挨饿”之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来的，把只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事情推论到整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时代，从生产力发展上说，正是中国动员大量资源投入工业、科技建设，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有人存心积虑地否定那个时代，所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吃不饱饭”丶“挨饿”、“普遍贫穷” 。怨妇似的装腔作势，真是煞有介事！如此丑化老一代劳动创业者、抹黑新中国的历史，令人不齿！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初的贫穷是如何产生的？是农业集体化道路造成的吗？绝不是。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它是旧中国近百年的封建制度、殖民地历史，即帝国主义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所造成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早就闻名于世。连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都承认：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贫困，成为广大老百姓起来闹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农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饭、甚至卖儿鬻女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家。这种沉重的历史积垫，在任何社会里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创业、治穷的历史。从“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经过了近30年的建设，就己经成为一个具有比较雄厚物质基础的工业国家，从而屹立于世界。它决不是一个“穷”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创建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核潜艇等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经济实力？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三十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若按目前的价格指数计算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不搞那些建设和积累、统统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在当时“备战备荒”的形势下，国家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时, 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1978至1980年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还有500多万吨棉花, 20多亿美元。 19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
有些人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
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知道：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5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当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是1062.4万吨，人均10.89公斤。按照国际上划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当时中国的人均主食数量已大大超过贫困和饥饿阶段，从总体上达到温饱。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
据国际组织关于世界各国人均食品消费量统计所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的粮食、猪肉数量分别是185公斤、10公斤，而当时居于亚洲富国行列的日本这两项消费数量分别是126公斤、13公斤，韩国分别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宾分别是122公斤、7公斤等。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基本食品消费量上已与日、韩两国相差不大，（差别在生活质量上）在亚洲处于前列；而明显高出当时的印度（人均粮食消费153公斤）等国。
邓小平在1982年讲：“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他这里所讲的显然是农村改革之前的状况。新中国仅以三十年的时间, 就在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种成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少有的。
众说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国杂交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已经普遍推广，亩产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麦亩产达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国粮食并不短缺。生产队除分配社员口粮外，在毛主席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集体都有库存蓄备。不说集体的分配，就只说社员每户自留地上的产品也够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么“吃不饱饭”问题！对于困难地区的社队，国家每年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布等发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体中，哪有看着有人挨饿、受冻而无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关于七十年代中国还有“挨饿”现象的说法根本是没有事实的！
事实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总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大多数人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
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就己经踏进共同富裕的门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
又如河南省的刘庄村，在七十年代就发展起大队机械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淀粉厂等企业。到1977年，其工副业收入占年收入总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刘庄已拥有造纸、食品、机械、化工等13个工厂，工副业产值就占生产总值的80％ ，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队总收入达到3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元，成为中原第一个小康村。其实，在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地初步实现脱贫至富的社队并不少。
当然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并不意味没有了贫困人口。由于各地区、各社队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标准，当时全国贫困人口约有2.5亿。而70%的人口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虽然农村生活质量较差，都是以吃粗粮为主。但却消除了挨饿受冻现象。对于广大贫下中农说这已是很大知足了。——应该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细粮的生活即使旧社会的地主富农家庭也从未有实现过。——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乡群众生活就已经是一个供应保证、衣食无忧的景象了。所缺乏的只不过是当时只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了。就连当时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在报道中也盛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英、马克斯韦尔《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文件中更把中国称着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榜样。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根本没有所谓中国“吃不饱饭”“普遍贫困”这个概念。所谓“吃不饱饭”、“普遍贫困” 、“挨饿”之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来的，把只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事情推论到整个“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泽东时代，企图变天复辟的意图。
揭开撤销人民公社“悬案”，这里给出最中肯的答案！
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
今天还给新时代人民一个真正的人民公社真相！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却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走资派特色政府撤销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撤销农村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农村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中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z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就连D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D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
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Z治上的图谋!
抗美援朝战争基本战况。战争的进程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阵地战）。
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这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951年6月10日结束。解放军的作战方针是“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作战的性质，基本上属于战略反攻性质，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一共打了5仗，即5个战役。这5次战役，虽然比解放战争时期在作战规模上要小，但基本上都属于战略性质的战役。因为每个战役都关乎着整个战争的全局，决定着战争进程。这5次战役的特点和简要经过是：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12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敌我双方在运动中由遭遇进入交战。我之基本意图为稳定局势，站住脚跟，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志愿军参战部队共6个军18个师，敌方参战部队为4个军10个师另1个旅1个团。敌我兵力为1∶1.2（敌海空军未计在内）。10月19日，志愿军在紧急情况下入朝，原准备抢占龟城、泰川、球场洞、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组织防御。后因敌人已越过志愿军预定组织防御的地区，并继续分兵冒进，志愿军即采取了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利用敌未估计到志愿军参战这一战略上的突然性和敌分兵冒进的弱点，以一部兵力（第42军之第125师）于东线黄草岭地区进行防御，阻敌前进。同时集中主力（第38、第39、第40军、第50、第66军和第42军之第125师）于西线之宣川、龟城、博川、云山、温井、熙川等地区，在运动中将敌各个歼灭。此役于10月25日打响，志愿军实施大胆的战役迂回，配合正面主力坚决勇猛地进攻，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赢得了初战胜利，歼敌1.5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妄图于“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吞并朝鲜、结束战争的计划。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6日开始，至12月24日结束，共29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诱敌深入、正面突击与战役迂回相结合。第一次战役后，敌虽遭志愿军沉重打击，仍错误地判断志愿军兵力不大，轻视志愿军力量，发动了所谓“圣诞节”（12月25日）攻势，妄图占领整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志愿军决定采取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将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地区。在战役布势上，志愿军以刚入朝之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于东线长津湖地区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同时，集中主力于西线博川、价川、德川、宁远地区，向敌实施反突击。根据第一次战役的教训，西线采取双层战役迂回，以两个军（第38、第42军）从敌翼侧薄弱部（德川、宁远地区）突破，向敌纵深猛插，断敌退路，主力四个军（第39、第40、第50、第66军）由正面配合，实施战术上的分割合围，各个歼灭敌人。东线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西线和东线参战部队在缺乏冬装的情况下，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气温，艰苦战斗，战胜了敌人，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部领土，迫敌于“三八线”以南转入防御，基本上扭转了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共8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必须打过三八线，中朝部队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发起进攻。战役企图为粉碎敌人利用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的防御，不给敌以喘息机会。中朝两军以5个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第1军团）于西线向东豆川、汉城实施主要突击；以4个军（第42军、第66军和人民军第2、第5军团）分别向济宁里、加平、春川方向和自隐里、洪川方向实施突击。作战中，经短促炮火准备后即全线发起进攻，突破敌防御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向敌纵深实施穿插迂回，切断敌人退路。全线进至“三七线”附近时，即停止了追击，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役，是志愿军入朝后首次大规模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连续作战7昼夜，歼敌1.9万余人，向前推进80至110公里。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87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一翼进行坚守防御，从侧翼实施反突击和作顽强的机动防御作战。在三次战役中，敌遭中朝部队连续打击，损失惨重，被迫退至“三七线”，将兵力集中后稍事整顿，即趁志愿军转入休整之际，向北发起进攻。志愿军因连续进行了3次战役，减员甚大，极度疲劳，部队未得到休整和必要补充，又值严寒季节，工事构筑不易，粮食缺乏，且运输线延长，补给十分困难，在战役第一阶段，以3个军（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汉江南北地区进行坚守防御，箝制敌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横城地区诱敌深入，集中主力6个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实施反突击。东线反突击取得了胜利，但进攻砥平里受挫，未能打破敌全线进攻。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全线转为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经过艰苦奋战，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此役共歼敌7.8万余人，敌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志愿军赢得了掩护战略预备队集结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共50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为粉碎敌军登陆计划，提前发起进攻战役。参战部队共15个军，即除使用原有的志愿军第9兵团和第39、第40军，人民军第1、第2、第3、第5军团外，还投入了刚入朝的2个兵团6个军（即第3兵团的第12、第15、第60军，第19兵团的第63、第64、第65军）。战役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一部分兵力突破敌防御后，直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割裂敌整个防御体系，集中主力对预期歼灭之敌实施两翼迂回，配合正面突击，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战役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军集中3个兵团12个军（内人民军一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经7天激战，推进50余公里，歼敌2.3万余人，造成东线之敌翼侧暴露，迫敌主力退至春川、汉城地区组织防御。第二阶段，敌为破坏志愿军的进攻，继续北犯，志愿军迅速调整部署，转移主力，以第3、第9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向东线之敌实施主要突击。首先集中主力一部割裂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联系，歼灭县里地区之敌，尔后向纵深发展。以第19兵团在西线箝制美军主力，积极配合行动。此阶段歼灭南朝鲜军第3师、第9师大部，将第5师、第7师击溃。第三阶段，实行战略转移。敌及时以战役预备队堵塞了缺口，形成东西相连的防御体系。解放军经连续作战，粮弹基本用完，继续进攻亦有困难，决定停止进攻，以一部兵力进行机动防御，掩护主力转移休整。转移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了严重损失。此役共歼敌8.2万余人，消耗与缴获了敌大量物资装备，锻炼了刚入朝参战的部队。
通过上述运动战五次战役作战的重大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歼敌23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二是迫使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战略相持阶段（阵地战阶段）。这个阶段从1951年6月11日开始直到停战。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这是敌我力量消长的结果，是战争形势的发展所决定的。朝鲜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综合对比已趋于均势（敌44万，我80万，1∶1.8）。美国已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难以解决朝鲜问题，而战争的持久又对其全球战略不利，因此采取了两手策略，除了加强其作战活动外，提出了停战谈判。从我方来说，虽然已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从历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歼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歼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当时，军委指示“至少要准备两年”。其次，从历次战役中还可以看出：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军队实行战略和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次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如要达到这样的任务，在志愿军来说，还需要有个由打小歼灭战到打大歼灭战的过程。战争的持久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亦可看出，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斗争的配合也是不行的。所以，在五次战役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明确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这一总的战争指导方针，以及“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由小歼灭战，逐渐向打大歼灭战过渡“零敲牛皮糖”的方针，在力量使用上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就这样，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均势，再加上停战谈判（7月10日开始）这个因素，战争就形成了相持局面。
这个阶段，作战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第二，战线相对稳定，没有运动战时期那样大的进退，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大多是局部性质，而且都是以阵地作依托；第三，在长期对峙中，敌我双方都为夺取主动，想方设法打破对方防御。敌人耍尽了招数（除了原子弹，所有现代化武器都用上了，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如什么“绞杀战”、“细菌战”等），志愿军也动用了相当力量，采取了许多措施，无论在技术上或战术上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如“地下长城”、“钢铁运输线”等）。第四，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技术装备逐渐得到改善，军队愈战愈强，日益主动。
抗美援朝战争的深远影响及伟大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具有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
危局与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朝鲜国内政治斗争中朝鲜内战的继续，是因为国际上以美苏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斗争还带有国际间战争的性质。朝鲜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关于南北朝鲜统一的问题、也是统一于谁的问题。这种斗争从朝鲜解放那天起便开始了，而且还紧紧地同国际间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着。
朝鲜南北局面的形成。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在朝鲜受降，美苏商定以“三八线”为苏美两军占领区域的分界线，苏军进入北半部，美军进入南半部。
这条线把朝鲜完正的一个国家被美苏兩大霸主国人为的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并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两种势力就围绕着国家的独立、统一开展了尖锐斗争。
开始，双方都在谋求和平政治解决，但是，达不成协议，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如同今日之台湾和大陆。也达不成和平协议，也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更达不成和平统一的结果。
以后，美国便采取了暂时维持分裂现状，以待时机进行武装统一的政策。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南朝鲜李承晚上台，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接着，9月9日朝鲜北半部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这样，朝鲜局势便由此正式发展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南朝鲜（韩国）政府成立不久，李承晚就公开打出了“北进统一”的旗号，叫嚷“南北分割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于是，积极地进行战争准备，并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但是，面对李承晚集团不断武装挑衅和全面战争的威胁，也做了充分准备。由于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终于于1950年6月25日全面爆发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朝鲜的统一问题，爆发的过程是，武装对峙、武装冲突，并由小到大，逐渐升级，最后发展到全面战争。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国内战争。
美国出兵干涉之后，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转化为以反对外来干涉、反对外来侵略为主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2天，即6月26日，美国就以其空军开始进行武装干涉了，并以其第七舰队侵占新中国的领土台湾。
6月30日，美国派出了地面部队。
战争第7天之后（7月2日）美国步兵第24师加入作战。
7月7日，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随后是美25师、美骑兵第1师、美第2师、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美第7师及英军第27旅、菲律宾的部队投入战争。
到9月中旬，美、英等十七国侵朝军队共达10万多人。
这样，朝鲜战争一下便发展成为以反对外来干涉、外来侵略为主的战争。也就在这时，战争打成了僵局，相持在洛东江地区。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地分析了世界战略格局，认为朝鲜战争趋于复杂化，远远超出了南北朝鲜之间的范围，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形成东方斗争的焦点。
对战局的发展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二是持久，即美国不会轻易认输，必将进行反扑，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
据此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
为防患于未然，在朝鲜军队战斗发展顺利，美国侵略军节节败退之际，于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军委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
立即从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之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一个高射炮兵团、一个工兵团、一个运输兵（汽车）团，共25万余人，于7月底至8月初，集结于鸭绿江北岸一带，准备保卫新中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
8月下旬，中央军委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又决定将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9月上旬，中央军委为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力量，又决定将湖北荆沙的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集结于吉林西南辽源地区。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不甘心最初的失败，于9月15日集中美军7．5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配合下，在朝鲜仁川登陆。
9月27日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10月1日和7日，南朝鲜军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兵分东、中、西三路，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
同时，美军飞机更加频繁地轰炸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到新中国东北大门口。
中国的国防安全已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具体说，要不要起而抗美援朝？要不要出兵参战？就非常严肃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根据上述严重形势，及毛泽东收到北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出兵援助的请求。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全球战略格局的高度分析世界形势。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力量最强的国家，拥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军队，它想称霸世界，企图以武力扑灭朝鲜人民革命力量，进而威胁和侵略中国。
而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整个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亟待进行，军队装备相当落后。
同时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还在新解放区为患。
要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较量，存在着许多困难。
新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重大的危急关头怎么办？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朝鲜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不仅与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且关乎整个东方和世界反帝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问题。
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狂，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新中国在东北主要工业基地也将直接处于侵略威胁之下，国家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进行和平建设。
从朝鲜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新中国尽管有很多困难，国内建设暂时要受到损失。
但是，新中国决不能坐视不管。
中央审慎地权衡利弊，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立即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分析和对朝鲜战局的战略预见，及其采取的应变措施和果断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是影响远东及世界格局的辉煌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几点基本情况。
①，战争的起止时间，抗美援朝战争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止，共打了两年零九个月。如果加上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的时间，则为三年零三十三天。
②，作战地区：北起鸭绿江，南至“三七线”，以后转到“三八线”附近。
③，作战兵力：对方是以美国为首的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
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它的15个仆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还没有把南朝鲜算为一个国家。如算在内，即为17个。
另外，还有5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这些国家的军队，都有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特别是美国，除了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陆、海、空军以外，手里还握有原子弹。
对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朝鲜军51万余人，仆从国军队4.8万余人。
美国侵朝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我方参战为，中国、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北朝鲜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志愿军134万人，朝鲜人民军45万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73%、防空军的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军的11%、铁道兵的100%。
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敌我双方均已达300多万人。敌我总兵力对比为1∶1.4，地面部队则为1∶1.7，我优于敌人。
④，作战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则远远劣于敌人，对方战争开始时（1950年10月），有飞机785架、舰艇106艘、坦克886辆、火炮10388门，对方最多坦克达1543辆，最多火炮达19530门，最多舰艇达310艘（其中美军210艘，南朝鲜军67艘，仆从国33艘），最多飞机达2082架（其中美军1823架，南朝鲜军146架，仆从国军113架）。
抗美援朝战争中，对方共出动飞机104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800架次，最多一天出动达2400架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没有海军，战争开始时也没有坦克和空军，只有火炮3510门。
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方第一线和二线飞机最多达1043架（其中志愿军366架，朝鲜人民军397架，苏军280架），火炮最多19702门（其中志愿军14986门，朝鲜人民军4716门），坦克最多达792辆（其中志愿军430辆，朝鲜人民军362辆）。
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装备。16个国家的军队、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这样的作战对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历史数据表明解决吃饭问题主要归功于前30年
中国粮食产量前后三十年的对比
中国粮食产量，前后30年对比：
――――――――――――――――――――――――
粮食总产 人口 人均 总产增加率 人均增加率 总产年均增长率
（亿吨） （亿人） （公斤） （倍） （倍）
1949 1.13 5.4 209
1979 3.35 9.75 344 1.965 0.646 3.7%
2009 5.31 13.35 398 0.585 0.16 1.7%
―――――――――――――――――――――――
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可以看到，前30年粮食总量增加了近2倍，后30年仅增加了不到60%。前30年粮食增加倍数是后30年3倍多，人均增加倍数是后30年4倍以上。 从粮食总产年均增长率来看，前30年年均增长3.7%，后三十年，年均增长仅1.7%，不到前30年一半。
也有人说，这些数据本身就有问题。可是资改派们就是依据此数据来说事的，说前30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后30年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依据他们的数据说明，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结论正好和他们所说相反。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主要归功于前30年。
在资改派们的宣传努力下，一般人普遍认为，中国在30年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吃饭问题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人们当时还没有吃饱饭。从科学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从人均摄入的热量来看，人们还没有达到吃饱的标准（约2900大卡/日），参见下表。但是，从很低水平到达到吃饱标准，是经过长期努力达到的，这个努力，主要归功于前30年。关于这个问题，杨松林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见《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中国吃饱问题”的探讨》）
解放后历年粮食油料产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摄入热量
年份 人口（万） 粮食[1]
（万吨） 油料[2]
（万吨） 人日均热量
（大卡）
1949 54167 11318 256 1906
1952 57482 16390 419 2287
1970 82992 23995 377 2253
1975 90859 28452 452 2475
1980 98705 32056 769 2648
1981 100072 32502 1021 2719
1982 101541 35450 1182 2880
1985 104532 37911 1578 2900
1990 114333 44620 1613 3327
2003 129227 43070 2811 3081
虽然小岗村是在1978年12月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是在1982年，1981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人民公社制度。如果以1985年摄入2900大卡热量为“感觉吃饱”的标准，那么在人民公社时期的1981年，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之所以花了30年，才达到接近吃饱的水平，主要原因之一是解放初期本身粮食产量低，另外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增长，前30年，人口增长80%，后30年，人口增长38%。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是战争经济，储备大量粮食，防止战争。
走资派邓小平在1982年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 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马克塞尔顿曾指出：“1977年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 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英国学者 在论述中国改革开放时说，中国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创造的良好的农业绩效可以利用。”（《马克思的复仇》）
现在食物丰富，一方面，经过30年，我们的人均粮食增长率仅是前30年四分之一，但是，毕竟又增加了16%，在接近吃饱饭的时候，再增加一点，当然给人的感觉是现在吃饱了。另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进口粮食和油料，2009年进口食物占消费总量之比，按照重量计算占10%，按热量计算，占20%以上，因为主要进口食用油，大豆等高热量食品，如2009年进口大豆4225万吨，食用油818万吨。而在前30年最多进口2%。还是以高价大米出口换更多低价小麦和玉米等粮食。
解决粮食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进行大量基础建设。毛泽东时代，制定农业八字宪法，包括了农业生产的八个主要方面，
土：改良土壤，例如，大寨用大量秸秆增加土壤有机质。格田整方，平整土地，方便机械化耕作，笔者读书时还参加过此项劳动。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包括将华北江淮平原大量盐碱地改造为良田，大量增加水浇地，增加高产水稻种植面积。
肥：增加肥料来源和肥料生产，改进施肥方法。一方面，发展沼气发酵，生产有机肥料，另一方面，增加化肥生产。七十年代初，几乎每个县都建化肥厂，生产氮肥和磷肥。改进施肥方法，包括测量了解各地土壤状况，试验不同作物生长与施肥方法的关系。笔者就曾经在家乡磷肥厂工作，收集过本县编辑的土壤情况，列出了详细的土壤分布图（很厚一本正规印刷的书）。
水：新修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渠等，当时全国建成大小水库八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田间路、沟渠、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灌溉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对比2010年云南，前一个月，媒体还在报道是百年未遇的旱灾，后一个月又报道发大水，政府官员的解释是，水利建设投入不足。实际是，很多老的水利设施都年久失修， 新建的设施，主要是特大工程，如三峡水库，目的是发电，南水北调，主要提供北方城市用水（不可能用在农业，每吨水的成本都超过一元），与粮食生产基本没有关系。
种：发展优良品种。全国每个省都建有农科院，每个县都有育种站，发展了著名的杂交稻等优良品种。到了特别是年代，都成市场经济，袁隆平都要想法找资金支持育种研究。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资改派们也知道继续下去，会非常危险，想改变这种趋势，制定粮食自给率95%目标（参见1996 年10 月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但是，粮食自给率却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低于80%了，根本问题是相信市场，让农民们自生自灭，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补贴农民，保证农业生产。此外，还补贴生产副食品出口挣美元欠条，于是国内需要的粮食和油料生产不足，而农产品出口年年增长，很多出口农产品，如大蒜，果汁等都成了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资改派们不知问题所在，病急乱投医，现在要大力引进转基因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其安全性，等于埋下了亡族灭种的导火索。
另外还有四个方面是密、保、工、管，就不一一分析了。附我国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到，私有化分田到户以后，灌溉面积和机械化等都有所下降。
时间 灌溉（万公顷） 其中机灌（万公顷） 化肥用量（万吨） 机耕（万公顷）
1952 1995.9 31.7 7.8 13.6
1957 2733.9 120.2 37.2 263.6
1965 3305.5 809.3 194.2 1557.9
1980 4488.8 2531.5 1269.4 4099.0
1985 4403.6 2462.9 1775.8 3444.2
（出自《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