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现代工业革命时代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
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
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
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
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
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
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
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
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中国多亏有了毛主席时代给打下各个行业的坚实基础 !制定了新中国如何发展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 !否则,改开根本就无从谈起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就星 !
毛泽东对于发展农业有自己的理解和办法,毛泽东提出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说,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居首要的位置,“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合理用水,“要搞水利十年规划”。
土,即土壤改良,合理深耕以及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等。
肥,即合理施肥,主要是通过养猪获得农家肥、有机肥。
种,即培育和推广良种。
密,即合理密植,行距和株距不过疏也不过密。
保,即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
管,即田间管理。
工,即工具改革。
此外还有个“林”,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铁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出要科学种田,依靠科技提高产量。为此,他多次号召全党学农业知识,研究农业技术。他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说:“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因此,各种农业机械,耕作的、收割的、排灌的、加工的、运输的等,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将这些农作方法提到“宪法”的高度,足见他对农业尤其粮食生产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重视下,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应该说,如果一以贯之地坚持并因地制宜地采用这些措施,对当时落后条件下农业稳产高产是有效的,对于大幅度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也将起到加速作用,特别是大量农业水利设施的建成,为粮食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农民在农村建造新城市,以缩小城乡差距。在农村人民公社多功能综合发展的设计中,开办工业企业即社队工业,也叫社队企业,既是题中之意,也是其发展之翼。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公社工业化,就地转移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面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同时,公社工业化也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公社要工业化”,旨在通过农村的小型工业企业,以增强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复轻工业部《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中确定:“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由此,农村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公社工业化决策的出发点之一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免经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或成为雇佣工人,或流落街头,或死于贫困饥饿的痛苦。
在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毛泽东力图摆脱以城市现代产业的发展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漫长而痛苦之路,以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方式,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5年,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就指明:“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拥人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他的思路,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农民“造城”。
1958年12月,由他主持起草并经他仔细斟酌修改后颁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将“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他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怎么才能使城乡生活水平一样甚至更好呢?“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并且认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为此,毛泽东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 公社工业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与农业社不同,首要的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五业,而是要同时举办工业,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农业与工业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就应“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正如迈斯纳所说,“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急迫了”,而“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打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分工格局和工人务工、农民务农的社会角色分工,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和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他一再提醒,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我们的农村工业化,是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
毛泽东说: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能文能武,亦工亦农,“进厂是工人,下地是农民”,“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地写明:“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是一条使农民、农村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借助于人民公社举办工业企业,将庞大富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吸收,通过建造农村城镇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一种设想和价值诉求。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有国情依据的,也是有远见的。
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又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成效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不少地方便是从当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简陋的社队企业起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形成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一业带着百业兴的局面,较显著的有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河北晋州的周家庄等等。
观察当下广大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农民“进城”(而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就地“造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这些进城的农民大部分由于没有技术而仅靠出卖苦力挣些微薄收入糊口,同时缺乏各种社会福利保障,还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老弱者、年龄稍长的妇女及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打工者,农村因劳力不济而使农耕粗放、土质劣化甚至抛荒耕地的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日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反观毛泽东当年的种种设想,就不难理解其深远的价值诉求了。
《蒋介石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坟一向是每个家族最注重的东西之一,一来他显示了中国人祖辈的敬重,二来在中国人看来,祖坟的风水影响到一个家族的气运和传承。凡是只要哪一家的祖坟被别人挖了,那么后人必然和对方不死不休。
然而在民国时期,蒋介石却曾经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而今被大家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是在1930年8月的那次。当年的八月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时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指派自己的副官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韶山冲,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毛泽东的祖父坟地所在之处为“虎歇坪”,传闻那是一块天王出宫,九龙朝圣的风水宝地,有着“一钩流水一拳山,龙蟠虎踞在此间”的美誉。
毛泽东的祖父在驾鹤西去之后,曾经交代,一定要选一个吉日将自己下葬,因此毛泽东的祖父在离世八年后才下葬,时间选在了八年后的农历八月十五。
蒋介石这次派人去挖毛泽东祖坟自然没有成功。韶山解说员曾小琴曾表示,“民国30年,蒋介石还派人来挖毛主席的祖坟都没挖到,给我们韶山人,很巧妙的保护起来了。”
那韶山人到底是如何保护毛泽东祖坟的呢?传闻韶山人偷偷将毛泽东家的祖坟藏了起来,并悄悄平掉了坟头,假若不是熟人带领,定然找不到具体位置。
后来所证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个连队虽然的的确确是挖了一座坟,但那时毛泽东的族人,地主毛俊贤的坟,而不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坟。
挖坟小队这次虽然并没有成功,但是随着国民党后来在占城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并不死心,在风水先生的怂恿下,他竟认为毛泽东家的祖坟风水并未被完全破坏,于是又一次派林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去破坏过,但是这次白崇禧也未能找到具体的位置,但是为了完成蒋介石的命令,只得在韶山乱挖一通,然后走了。
《毛泽东保护蒋介石祖屋、祖坟。》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笃信祖先的坟墓能影响子孙的兴衰。挖祖坟是一个严重问题,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容忍的底线。
所以,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是家常便饭,甚至发生多次外族入侵,推翻汉族政权的事情。但却几乎没有发生哪位继任的皇帝挖掉前任者祖坟的事情。
不仅不挖,还要加以保护。
因为,皇帝们知道,挖祖坟会导致人心离散,产生极大民愤。而且,如果你挖了人家的祖坟,以后自己倒台了,别人也会挖你的祖坟。
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蒋介石的祖坟呢?
1949年5月6日,在解放军攻近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文,致电粟裕、张震等人,专门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
毛泽东还“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进驻奉化溪口的解放军3野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极为挂念家乡的祖坟。50年代中期,不少传言说蒋家故居和祖坟已遭铲平,蒋介石寝食难安。
后来,中共中央通过曹聚仁先生,致信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强调,“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7年,曹聚仁先生来到大陆,专程赶到奉化溪口,住进蒋介常住的妙高台,走访蒋介石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还到蒋介石祖坟“慈庵”扫墓。
所到处,曹聚仁一一拍照,随即寄赴台湾,曹聚仁称“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 。
《蒋介石多次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从古至今,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祖先十分推崇,当祖先去世后,子孙后代对于祖坟的选址十分看重。对于一个兴旺的家族而言,祖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晋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郭璞,他将前人对于祖宗的命运之法以及祖坟的选址等各种学问总结起来,形成了一部专门研究祖坟的巨著——《葬经》。
《葬经》根据科学的知识为世人讲述了祖坟的重要性:不同的祖坟风水能造就不同的家族运势和不同的人生命运。“莫说生来命数奇、地元一得天生移”,祖坟风水佳,其子孙人丁兴旺,荣华富足。反之,有破局的祖坟风水,必主其家族衰微、败退、穷困、绝嗣等。保护好祖坟,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千年传承,同时表达了华夏民族对于祖宗的永久敬佩和缅怀。
蒋介石挖毛主席祖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挖人家祖坟的行为,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所不齿。在革命的过程中,蒋介石就干出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多次派特务破坏毛主席的祖坟,蒋介石一度天真的认为,破坏掉毛主席的祖坟,就能影响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红军的发展气数也会很快走到尽头。不得不说,老蒋这种天真的行为,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红军先后经历了一败瑞金、二败湘江,生存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岌岌可危。毛主席等领导人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带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在红军转移的过程中,蒋介石多次对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毛主席的杰出领导下,工农红军经过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保存了工农红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国的革命转危为安,在敌我力量严重悬殊的情况下,老蒋围剿红军的愿望彻底破灭。
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依靠巨大的军事优势,派手下大将胡宗南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同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最终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随后,经过辽沈、平津以及淮海战役,彻底将国民党赶出台湾。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蒋介石多次派特务挖毛主席祖坟的行为,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吉人自有天相,何键初次破坏毛主席祖坟被戏耍。随着晚清政府被推翻,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大量共产党人以及革命党人被屠杀,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围绕下,毛泽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革命人士只能任由他们杀害。随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毛泽东分析全国的形势后,决定在湘赣边界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9月,毛泽东和卢德铭等革命同志继续发展革命队伍,最终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两人带领革命队伍一起来到了井冈山,随后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胜利会师。
马日事件后,湖南军阀何键对没有杀掉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更是让他气得暴跳如雷。为了消灭毛泽东以及他手下的革命武装,彻底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何键找来了自己的幕僚萧某和龚澍,他和二人一起商量歼灭红军的对策。
萧某和龚澍认为,毛泽东仅一介书生,怎么可能懂得带兵打仗,这一定是他们毛家的祖坟在保佑。精通风水的萧某随后向何键仔细分析了毛泽东祖坟的风水。
毛泽东祖坟位于韶山西面的滴水洞附近的虎歇坪,这个地方三面环山,被龙头山、牛形山和书堂山包围,据《韶山毛氏族谱》载:一钧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滴水洞灌木丛生,茂林修竹,密茂葱郁,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毛泽东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劳作和生活。他的祖父毛翼臣和毛德臣十分喜欢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随后两人专门请风水先生查看,这里是千年难遇的一块宝地,在这里长眠,家族后人可以掌握中国的命运。两个人只喜欢与世无争的生活,对于风水先生的言论一笑置之。
十分迷信的何键听完萧某的分析后,觉得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是他的祖先在保佑,只要破坏了毛泽东的祖坟,那么一切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随后,何键暗中派湘潭县长王英兆毁坏毛泽东的祖坟,为了保护好祖先的坟墓,毛氏族人和附近的韶山民众联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利用滴水洞的地理优势,在山水相间的地方故布疑阵,他们在山上放炮竹,摆出平日围攻野猪的阵势,另一方面,将毛泽东祖坟的表面推平,然后盖上厚厚的草皮,将祖坟的墓碑隐藏好,最后在祖坟附近做好特殊的标记。这样,毛氏家族的祖坟被完好地隐藏起来。
当王英兆带着保安团来到虎歇坪时,迎接他们的是一顿噼里啪啦的炮竹声,保安团以为附近有游击队,他们被这些炮竹声吓破了胆,为了给何键交差,王英兆带着剩下的保安团,他们在虎歇坪附近随便挖了几下,然后回去向何键复命。
毫不知情的何键以为毛泽东的祖坟被挖,这次他可以高枕无忧,然而,接下来的战斗让他差点丢掉性命。按照上级指示,彭德怀率领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长沙,在红军的英勇作战下,长沙外围的反动军阀被打得溃不成军,何键一度以为自己要战死长沙。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掩护,何键最终保住自己的老命,当蒋介石知道何键丢掉长沙后,他气得暴跳如雷,将何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随后,蒋介石派大军围攻长沙,彭德怀率领红军撤出长沙。何键回到长沙后,当他听闻毛泽东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他决心向毛泽东复仇,在叛徒的带领下,何键最终抓住了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随后,何键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和社会舆论,将杨开慧残忍地杀害。
二次挖掘毛主席祖坟,何键“酒瓶子案”计划破产。
丢失长沙成为何键的一大耻辱,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在杀掉杨开慧后,何键决定继续破坏毛主席的祖坟,何键吸取上次的教训,决定实行“酒瓶子案”计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了确保破坏毛主席祖坟的计划成功,何键派自己的心腹——龚澍亲自办理这件事。同时要求熊士鼎积极配合龚澍,两人联合展开行动。
随后龚澍派两个特务来到韶山,要求他们表面上办理酒瓶子案,暗中侦查到毛主席祖坟的具体位置,然后彻底毁掉。对于这次行动,何键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底下人一定要将毛主席祖先的骨灰装到酒瓶中带回来,这样才算完成任务。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蒋介石预想的方向发展,红军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成功在陕北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9年,蒋介石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在韶山虎歇坪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蒋介石和何键破坏毛主席祖坟的愿望再次落空。蒋介石感到自己被戏耍。除了要部下严惩办事不力的何键外,他决定亲自派人破坏毛主席的祖坟——毛翼臣的坟墓。
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布了重庆密电。要求军统亲自处理此事。军统高度重视这件事,他们派人立即联系了身在湖南湘潭的唐锦钟和王茂泉。中统要求两人密切配合,暗中毁掉毛主席的祖坟。事情圆满完成后,两人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财富。
王茂泉受到了军统指示,他立即来到了昔日同僚唐锦钟的家,两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后,决定雇佣当地的民工一起行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1940年正月十五,趁着韶山百姓过节的时候,王茂泉和唐锦钟带着民工来到了虎歇坪,根据军统的调查指示,两人开始寻找毛翼臣的坟墓。忙活了大半天,王茂泉和唐锦钟也无法锁定毛翼臣的墓,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带领民工乱挖一通,毛主席的祖坟再次逃过一劫。
蒋介石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他带着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祭拜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自己和儿子不仅是党国的罪人,同时还是家族的罪人,他们在离开前都不能保护好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在他走后,毛泽东一定会和他一样,毁坏自家的祖坟,来报曾经的一箭之仇。蒋介石的这种想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于蒋介石挖掘自家祖坟的事情,毛主席一再强调:“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伦理道德,会永远地失去民心。自古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主席虽然十分痛恨蒋介石的行为,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另一个蒋介石,他决定以德报怨,他多次指示粟裕:一定要保护好蒋介石的住宅,祖坟和其他建筑,不可以肆意破坏。
得知自己的祖坟非但没有破坏,反而在毛主席的主张下保护得十分完好,蒋介石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至少在气度和胸怀上,我永远比不上毛泽东。
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
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