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白毛女》改开《人变兽》
“那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这几个字是文章的结尾。《人变兽》?
中国几千年私有化下都有《人变兽》的例子。民国《白毛女》发现时也怕《兽变人》,但共产党人反复温暖《白毛女》,最后使她《变成人》。所以说,《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再加上《改革开放又把人逼成鬼》。例如之前的《铁链女》。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辞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后,走资派让工人下岗解散工人阶级队伍,解散人民公社让农民重回一盘散沙各自单干互不关心互不帮助之下,村里的人失踪了,妇女被卖了,儿童被拐了,以致各自互不相干。走资派官员们只管造政绩升官发财吃喝嫖玩,哪管底层百姓生存死活。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吗?
同版新闻:《全村是我家!最贪小官盖宫殿豪宅 要将财富"世袭罔替"》。
转:新闻《夫妻山洞与世隔绝39年 妻子已兽化 爪子和撕咬能力强》来源: 搜狐。于 2024-03-03
福建有一名女子竟然与自己的丈夫在深山野林里待了三十九年,他们什么都没有,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在这期间即使他们遭受过毒蛇的攻击、被各种虫子叮咬,每天食不果腹,但他们依然坚持在山林里面生活。
后来,夫妻二人被工作人员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主人公才愿意下山,不过,她只在山下待了几天又返回到山林与丈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夫妻二人宁愿忍受每天饥寒交迫的生活也不愿意离开山林?
福建省有一个小村庄,村庄后面有一大片山林,山林气候比较寒冷潮湿,山顶处大部分时间都是寒冬,整个山区有很多沼泽地,而且还经常会有饥饿的黄鼠狼、毒蛇出没,当地的居民没有特别的事情,一般不会轻易上山。
2021年,一位胆大的男子想上山打野味,他不顾旁人的劝说来到了山林,他布置好陷进然后躲在远处静静地等待猎物。
他等了许久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正当他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时,他听到远处有打斗的声音,根据声音判断应该是两个野兽发生了冲突,渐渐地声音越来越清楚,这表明它们离他越来越近。
男子被声音所吸引,他控制住激动的心情找到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突然他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一个类似于半人半兽的生物正在与一个野兽进行打斗。
虽然她的体型远远小于野兽,力量也不占优势,但是她的速度很快、身手矫捷、最重要的是她的撕咬能力极其厉害。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打斗,那个类似于半人半兽的生物获得了胜利。男子被眼前的场景所惊讶,他在心里反复地想那个究竟是什么神秘生物。
他赶紧跑下山告诉身边的人,谁知,有人表示早就看到过,只不过出于害怕没有说出来。男子告诉大家要将此事上报给国家,大家听过纷纷表示赞同。
政府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没过多久就派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他们通过上山观察以及询问当地的老百姓,后来得知那个神秘的生物,其实就是39年前村庄失踪的那名女子。
工作人员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事情,他们决定上山亲自询问当事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将他们带下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工作人员来到山上,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这对夫妻。通过交谈,他们发现由于三十九年很少说话,女子的丈夫语言功能退化得极其严重。
他无法正常说话,工作人员只能听懂一部分的内容。那个女人退化得更严重,她不仅不会说话,精神也处于半疯癫状态,看见来访者就像野兽一般进攻,令众人不敢靠近。
除此之外,从1982年到2021年,经过三十多年的进化,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兽化,她的手指弯曲变形,指甲又长又尖;她的上颌牙强大而锐利,咬合力以及撕咬能力极强。
经过了解,1981年女子的孩子因病去世,然后被家人埋葬在山林。女子因为承受不住丧子之痛才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而男子因为心疼女子,选择与她一起隐居在山林。
孩子去世后,女子感受到了巨大的悲痛,她的痛苦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持续的负面感觉。
她连续几周都以泪洗面,哭得喉咙沙哑,有时也会偷偷跑到山上在孩子的坟墓旁待一下午。
周复一周、月复一复,年复一年,女子不断重复着心里的悲痛,不断往坏处想,也无法忍受孩子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女子凭一直不允许自己摆脱孩子的死而带来的心理冲击,也一直没有勇气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心里反复不断地惦记着孩子,并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生活目标。
她开始不断地放大这种不安的负面情绪,时间久了,女子变得极度抑郁。以前没事的时候,女子会跑到山上看望儿子,但每次最长时间不会超过一个下午。后来,她待在山林的时间不断拉长,经常连续几天不回家。
虽然丈夫也无法忍受丧子之痛,但是为了妻子他必须要坚强起来,他不断地开导妻子,希望妻子向前看,不要一直沉迷于悲痛中。
但是,这些话对妻子没有任何用,她依然每天以泪洗面,依然跑到山上几个晚上不回来。
丧子的经历让女子走向了极端,丈夫害怕妻子一个人待在山上会出事,于是他开始陪伴妻子,一年过去了,妻子的状态依然没有好转,丈夫知道妻子已经无法回到以前正常的状况。
于是他不得不选择陪着妻子在山林里生活,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妻子内心的痛苦。
与世隔绝 培养技能不断兽化
他们举家来到山林里,为了防止别人找到他们,他们选择深入丛林上百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山洞。
然而,山洞的地面极其潮湿,还有泥土,无法直接躺在上面入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找来几块巨大的石头平铺在山洞的地面上当作两人的床。不过石床也有缺点:它上半夜炙人,下半夜冰凉刺骨。
在山洞里睡觉也有很多缺点,每天早上起来全身会被湿气打湿,蚊子也会紧叮不放,周围还有一些小虫子爬来爬去。
最令人恐惧的是,有时山洞里还会爬进一条毒蛇。不过,这些对于夫妻二人来说都可以接受,为了能够每天看到孩子的坟墓,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他们无怨无悔。
夫妻两人迁居到山林后没有了社交,两人刚开始还会聊天,时间久了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讲述的。而且两个人也在一起生活很久了,彼此也产生了默契,平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仅需一个眼神就可以明白对方要做什么、对方想表达什么。
渐渐地,两个人很少开口说话了,这也是为什么工作人员找到他们时,发现两人语言功能退化了。
迁居到山林后,因为夫妻二人没有打算再回去。因此,日常的吃穿住行必须完全自给自足,所以他们首先需要思考如何在荒无人烟的山林里生存下去。
由于山林到处都是树木、灌木丛以及沼泽地,丈夫费尽心思才找到一块面积较小的土地,他们在这块地上种下了一些农作物种子。
除了种植的一点粮食外,山林里还有很多果树,丈夫身形高大,他经常利用身高优势采摘一些树上的果实用于充饥。
刚开始,种植的粮食以及采摘的水果也够夫妻二人日常的食用,但是到了冬天便没有果实了。冬天的时候,山上的温度骤减,冰冷的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生疼。
大雪纷飞,山林也被大雪掩盖得结结实实,夫妻二人根本找不到果实充饥,种植的粮食也被吃完了。
于是,他们开始吃树根、树皮以及吃能够保命的东西,由于长时间处于饥饿的状态下,夫妻二人的抵抗力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贫血等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夫妻二人经常冒着刺骨的寒风一起出去打猎。因为二人没有猎枪、弓箭以及趁手的工具,所以二人只能在树林里挖很多陷阱然后引诱猎物。
这种方法只能猎捕到一些小的猎物,比如:野鸡、小鸟等,收获很少。要想猎捕到更好的猎物,必须学会主动出击,于是二人决定以身引诱猎物再进行肉搏。
在捕猎的过程中丈夫发现妻子更适合捕猎,她动作敏捷、杀伐果断。于是,两人改变了捕猎作战战略,妻子负责主攻,丈夫在旁边辅助妻子。
为了存活下去,妻子刻意练习捕猎,经过几十年的实战,妻子的身体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她的手指弯曲变形,指甲和牙齿变得锋利……
锋利的指甲并不具有杀伤力,而是为了固定住猎物的身体,它可以在猎物的身上留下深深的血痕以及划伤,但是这样的伤势很难使猎物在短时间内致命或者放弃挣扎,要想捕获猎物,除了锋利的指甲还需要锋利的牙齿。
当面对大型猎物时,要用牙齿咬住对方的脖子,导致对方窒息而死。
冬天除了猎食,最重要的就是保暖。山洞里的石头经常被冻得冰冷刺骨,两个人只能依靠薄薄的被子进行取暖,有时半夜里还会被冻醒,冻醒之后是最难熬的,人在寒冷的情况下精神一般比较亢奋,无法及时入睡。
每到这个时候,丈夫会拿出一些事先存好的柴草将其点燃进行烤火驱寒,待身体暖了,困意来了,再进入睡眠。有时他还会将腿放进草木灰里,靠着灰中的余温支撑下去。
柴草在冬天的时候属于极其珍贵的物品,有时候丈夫舍不得烧柴取暖,第二天早上起床会发现自己的双腿被冻得站不起来,腿部以及脚底板就像被针扎地一样疼痛。
劝说无果 重返山林安享晚年
工作人员得知夫妻二人的过往经历以及在山林里的生活后,纷纷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夫妻二人的身体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尤其是妻子,她的精神处于半疯癫的状态,必须要去医院观察一下。
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费为他们治疗身体,但是前提是他们必须要离开山林。这个提议被丈夫回绝了,他们已经与世隔绝三十九年了,无法再融入到现代生活里。
工作人员知道丈夫深爱着妻子,当年也是为了妻子才来到山林生活,于是他们告诉丈夫,如果妻子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后果不堪设想。丈夫害怕妻子出现意外,便答应让工作人员将妻子带到山下进行治疗,而他则在山林深处等待着妻子的归来。
临走前,丈夫告诉工作人员一定要尽快将妻子送回来,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临,他需要妻子捕猎提前贮备过冬的粮食。
工作人员将妻子带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但是医生告诉工作人员她在39年前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已经错过了医治时间,无法痊愈了,目前只能处理一下她身上的伤痕。
妻子来到医院后由于极度不适应,她一直像野兽一样发疯,对周围人进行撕咬,工作人员迫于无奈将她又送回丈夫的身边。
工作人员知道山林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再次找到丈夫与他进行交流,希望他能够带着妻子下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居住,夫妻二人已经爱上了这个山洞,爱上了这个养育了他们39年的山林。
在这39年里,他们二人虽然吃尽了苦头,但是也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孩子的坟墓就在他们的附近,他们可以一直守护在孩子的旁边。
所以在这39年里,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孤独和寂寞,恰恰相反,他们感觉自己完全与这座山林融为一体了。
除此之外,在山林隐居也让他们体会到一系列的好处,比如:打破个人禁锢和枷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取悦别人,他们可以在山林里到处探索、放声歌唱等等。
对于过去的岁月,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抱怨的,剩下的时间他们希望用相同的、熟悉的、原始的方式继续生活。39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对于剩下的日子他们也没有什么奢望的了。
工作人员表示尊重夫妻俩的决定,让他们回到山林安稳地度过后半生。
自从村民知道夫妻俩的遭遇后纷纷表示同情。以前大家害怕上山,如今他们知道夫妻俩在山上居住内心竟然有一丝安全感,没事喜欢去山上溜达一圈。
2021年临近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善良的居民从家里带一点水果、蔬菜、腌制品给夫妻俩,让他们尝尝鲜。
2022年,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山林探望两位老人。与上次相比,男子头上又多了很多白发,头发和胡子由于没有修剪已经很长了,他身上依然穿着破旧的衣服,整个人看起来有点邋遢,不过语言能力有进步,工作人员可以听懂他说的话了。
女子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她的手指依旧弯曲锋利,看到工作人员也带有敌意,像发怒的兽人,不过她的衣服比较整洁,从这里可以看出男子十分疼爱自己的老婆。
人们常说生活是由酸甜苦辣所组成的,这对夫妻的前半生无疑是由苦所组成的,丧子之痛让他们背负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寻求内心深处的安宁,他们不顾外人的眼光来到山林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下,吃尽了苦头,但是对于这对夫妻而言,可能那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鲁迅的《阿Q正传》里面写了一个人物——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在这部小说里也是一个灵魂人物,全篇小说因为有了“假洋鬼子”这个人物而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其意义与阿Q相互辉映,且绝不在阿Q之下。
小说里的“假洋鬼子”是一个身份地位和阿Q相比完全两极化的一个人。
阿Q是整个封建体制下最底层的一个人,他没有家,只能栖身在一个土地庙里,他连一块地都没有,平时只能靠着帮庄里的人家做点短工,比如割点麦子,舂一天米,撑一天船来过生活。他是无产中的无产,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土地这类的生产资料,而且连一间破房,一个破灶这样的生活资料也没有。
而假洋鬼子那就与阿Q大大不同了。假洋鬼子并不是洋人,他是未庄钱太爷的大儿子,而且还不是普通大户人家的少爷,而是一个上过洋学堂,还出国留过学的人。假洋鬼子留学至少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出现了一批即使勤工俭学也要出国寻找新思想的人。但是从假洋鬼子留学的时间以及后面的行为来看,他显然不是什么思想闸门打开了,而是地主家有钱直接给送过去的。
那时候大清还没亡,能出国留学的除了大部分是官派的皇亲贵族子弟外,剩下的多半就是地方豪绅家的子弟了,而且还是很富裕那种。在未庄,假洋鬼子家的家世地位很可能比赵太爷家还要高得多,你看赵太爷家的儿子,就只能想到去考秀才,后来赵秀才想进城搞个革命党的徽章,还得托假洋鬼子帮忙。所以如果与阿Q比起来,假洋鬼子的阶级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是远远高于阿Q这种无产中的无产的。
假洋鬼子在未庄,不但算得上身份显赫,而且暗地里还是一个革命党。按这个理说吧,他应该是一个接受过中西教育,而且思想先进的时代代表人物才对。可是偏偏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吃过洋墨水,还能说几句洋文的人,恰恰才是《阿Q正传》里面封建思想最为浓厚的一个人。
为什么那么说,把他跟阿Q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阿Q身上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是精神胜利法。不管受了什么欺负,总能找出理由告诉自己:“老子又赢了”、“赢麻了”、“那是儿子打老子”,然后由怒转喜,自顾自的过日子去了。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怎么来的?可不是人家阿Q自己想这样,鲁迅交待得很清楚,一开始谁要是惹了阿Q,阿Q可是要打回去的。“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
为什么后来阿Q只能用精神胜利法了呢? 因为没办法,每次跟人打架都打不过,总是自己吃亏得多。于是他渐渐的改变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结果,怒目而视还是容易被打,人家动不动就撩他,他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别人摁到墙上碰几个响头,终于是没办法了,于是阿Q才再次改变方针,从怒目而视转为了精神胜利法。
说到底,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自己选择的,人家一开始是要反抗的,可是因为单个个体的反抗没有力量,只有阶级的联合才有力量,所以阿Q反抗不了,于是才从要骂要打,渐渐的转成了怒目而视,再到后来才又由怒目而视又渐渐的转成了精神胜利法。
可是看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地下革命党,受过高等教育,还喝过洋墨水,按理说是时代的思想先锋。可是他的精神胜利法是毫不逊色于阿Q的。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未庄,可是革命以后的未庄是什么样呢?
革命使得未庄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了个称呼,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把总。
你说不换人就不换人吧,那文化风俗总得革一革吧,但是未庄有啥动静没有呢?全然看不见什么动静,只有唯一的一样“可怕”的事,那就是听城里说有人被剪了辫子。
于是未庄也有了一点变化,这项变化就是逐渐有一些人把辫子盘在了头上。假洋鬼子是未庄唯一的一个革命党人,是未庄革命的亲历者,革了什么东西他能看不出来么?
而且假洋鬼子自己就亲自参与了未庄的“革命”,当城里传来革命的消息以后,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家的儿子一拍即合,两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革”点什么。于是做一个决定,一个比阿Q还要十倍阿Q的决定,那就是两人一起跑到一个尼姑庵里,把一个平日只种点萝卜白菜的老尼姑暴打了一顿。原因是这个尼姑庵里挂着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所以假洋鬼子伙同赵秀才,把老尼姑当作满政府,在头上给了好一顿棍子。打了人还不算,这两家伙还顺手牵羊拿走了尼姑庵里的一个宣德炉,然后宣布革命胜利扬长而去。
后来假洋鬼子还吹嘘自己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是说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
看到没有,要说这精神胜利法,谁人比得上假洋鬼子。阿Q那是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只能在精神上说“那是儿子打老子”。可是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一位所谓吃过洋墨水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党人,结果把自己跑去打了一顿老尼姑,砸碎一块旧牌匾当成了成功的标志。而且恬不知耻的吹嘘自己,要是早听我的,早已成功了。
要比“精神胜利法”,假洋鬼子可比阿Q厉害得多了,阿Q那个至少可以说是自我保护机制,是被动型技能,假洋鬼子的性质可恶劣得多了,他那个可是一项主动型技能,是自己维护的一套欺压别人的机制。
假洋鬼子身上的封建思想可远不止“精神胜利法”一项。
阿Q封建思想浓厚,明明自己已经是社会最底层的流民了,可是他还学人家讲忌讳。阿Q头上长了一块“癞疮疤”,所以他学人家老爷也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谐音,后来推而广之连什么“光”也讳,“亮”也讳。
其实这种忌讳完全是儒家那一套封建思想搞出来维护皇权贵族们的威严和利益的。因为它要搞一套身份等级的专属制度,就像皇帝的名字中的谐音,那都是忌讳,老百姓取名不能犯了皇家的忌讳。这意思跟赵太爷对阿Q说的“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是一样的,那是一个特权阶级专属的东西,你怎么配?
可是阿Q常年受到“你哪里配姓赵”思想的灌输和污染,也学起了人家讲忌讳。阿Q不仅讲忌讳,还偏要再向下找几个比他更不如的人来获得满足感。所以当他被王胡子打了一顿后,生平感受到了第一件屈辱。阿Q之前也总被打,但这一次不一样,因为王胡子在他看来还不如他,是身份地位比他更低的人,是阿Q坐到王胡子身边都觉得是自己抬举他的人。结果阿Q反被王胡子打了一顿,所以这一顿打带上了强烈的屈辱感,阿Q的内心活动是:“你也配打我?”
后来阿Q想革命了,学人家盘起了辫子,结果一上街看到另一个更不如他的小D居然也盘起了辫子,瞬间又想冲上去批人家几个嘴巴子,放下人家的辫子,因为在阿Q眼里,小D是万万不配“革命”的,万万不配“盘辫”的。
但是假洋鬼子也是很讲忌讳的,他去东洋留学剪了辫子。可是回来以后又怕抬不起头,受制于社会习俗的压力,怕没了做人的资格,于是又留起了一条假辫子。本来也没啥,毕竟满清还在嘛,怕入罪可以理解,但是假洋鬼子偏偏又很在意人家说这事,本来如果你认可东洋文化,剪了辫子这事对你来说,起码内心是认可的。但是当阿Q一提起这事,悄声说了一句“秃儿。驴……”,这就立马激起了假洋鬼子的愤怒,举棒就打。
阿Q觉得这是继王胡子那顿打之后,第二顿让他感觉屈辱的打。为啥呢?因为王胡子是他看来还不如他的人,而假洋鬼子在他看来是“里通外国的人”,这说明阿Q还有点旧社会的民族气节,在他看来“里通外国的人”,跟王胡子那种地位比他还低的人,是一样的。
可是假洋鬼子一边崇尚东洋,一边又舍不得满清那条辫子带给他的地位,他一边参加了革命党,可是另一边又觉得只有自己才配革命。
当阿Q找到他,也想借他的身份投降加入革命的时候,还没等阿Q一句话说完,换来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出去!”、“滚出去!”,然后举着哭丧棒就朝阿Q来了。
鲁迅给这一节的标题是“不准革命”,为什么不准革命?原因很简单,在假洋鬼子看来:“阿Q也配革命?”
这就是小说最灵魂的地方,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与赵太爷的“你也配姓赵”,还有阿Q的“你也配打我”、“你也配盘辫”是一脉相承,一模一样的。把砸老尼姑牌匾,顺走人家的宣德炉当作革命成功的精神胜利法,还是阿Q犯了他“秃”的忌讳而遭打,还是不准阿Q革命时的“你也配革命?”,无一例外,都较之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洋鬼子这个人,对满清他唯唯诺诺,对尼姑他重拳出击。对阿Q他是看不起,对东洋他又媚不上。革命没来之前,他留个假辫子继续吃满清红利,革命来了以后,他拿掉假辫子,立刻就成了未庄革命的代表人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阿Q知道自己是阿Q,可是假洋鬼子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在他看来,他怎么可能是阿Q,阿Q是什么东西?也配和钱老爷的大公子相提并论?也配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也配和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相提并论?
何止是不配,在假洋鬼子们看来,简直是绝不可想象的。阿Q是什么人,是只会点手工劳动的“贱民”,是不配姓赵的破落户,是连老婆也娶不了的“下流物”,人家是什么?人家是读过书的,是受过教育的,是有名誉有地位的成功人士。如果人家不高等,那人家怎么成功的呢?就像小说里写的:“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
可是偏偏假洋鬼子办的那些事,脑子里的那些思想,行为上的那些举动,无一不证明了,他可比他眼里的那个“贱人阿Q”更贱得多了。阿Q的思想行为,那是被动形成的,是被赵老太爷们长期灌输压迫后形成的,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防御机制。
假洋鬼子脑子里装了一堆阿Q的思想,而且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非常拥护这种思想,而且必然极力维护这种思想。他不准阿Q革命,除了是因为他思想里一堆封建糟粕,看不起农民革命之外,还因为他自身的利益必然遭到农民革命的挑战。
所以阿Q一旦加入革命,他的阿Q思想改造起来其实相对更容易,因为与自身利益没有抵触,所以阿Q反而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反之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自己满脑子阿Q思想根深蒂固,而且还可能成为阿Q革命的对象,所以他一定是在获取阶级利益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投机进取,但是在抵制阿Q的立场上,却一定是坚守初心,绝不动摇。
走资派改革开放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假洋鬼子,他们真的跟假洋鬼子一样,有的是网络大V,有的读过很多书,有的还出过书,有的甚至拿过奖,而且还是国际大奖,有的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有的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视甚高,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绝不可能跟阿Q扯上什么关系的,他们只可能鄙视阿Q,绝不可能成为阿Q。
可是大家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干的那些事,就会发现他们就是假洋鬼子版的阿Q。
他们站在很高的地方,可以居高临下,随意评判,可以肆意嘲讽,鄙视轻贱。对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敢于暴露其“黑暗”,对群众的解放斗争,他们绝不吝啬地揭露其“愚昧”,但是对侵略者和强敌,他们又想到了要寻找人性中的光辉,要反思战争带来的苦难。
更讽刺的是什么?是这些“假洋鬼子”里面有很多也赞扬鲁迅。为什么呢?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很多阿Q一样的人物,看到了很多祥林嫂一样的人物,看到了很多华老栓一样的人物,这样他们抨击底层劳动人民的时候,就可以对标入座,然后沾沾自喜的表示,你看吧,鲁迅先生早就说过。
可是他们读鲁迅只读了一半,他们看到了鲁迅揭露国民性,但是却没有看到鲁迅从来不是以嘲讽的姿态在揭露,而是在寻找原因,在寻找病根,并把“病根”指向了当时吃人的封建制度,军阀制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意思就是对封建礼教,对吃人的敌人绝不屈服,但是对劳动人民,对革命群众却甘于奉献,他的笔尖力度,都是朝向统治阶级开火的,这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所以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很多假洋鬼子还特别喜欢用鲁迅笔下的人物来嘲弄底层人民,然而,阿Q固然早已知道自己是阿Q,可是假洋鬼子们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自己可实在是远比阿Q更阿Q得多了。
真正的胶东和高密的抗日战争历史是怎样的?
作为1940年便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并长期战斗在包括高密在内的胶东南海地区的老将军的贾若瑜同志不无感慨地说:《丰乳肥臀》确实反映了、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思潮。在当前我们强调“讲政治”的时候,我们军队的作家写了这样一本书,就更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了。要知道,像它的作者这种人,现在是很能得宠的。不仅《丰乳肥臀》,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红高梁》(反映的也是胶县、高密一带的历史),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消极作用不容低估。这涉及山东革命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历史、革命根据地历史的评价问题,是必须搞清楚,并毫不含糊地作出澄清和反应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和胶东军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贾若瑜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介绍:
山东和胶东的抗日战争史,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
在抗战8年中,山东八路军共作战两万一千多次。消灭敌人50多万人。胶东八路军则作战七千多次,消灭敌人13万6千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山东部队共27万人。胶东就有10万人多一点。光是胶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军的,就有将近50万人。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光是上缴黄金一项,就为抗日战争贡献了130万两。有力地支援了整个的抗日战争。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光是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万7千人。贡献不小,牺牲巨大。
当时胶东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南海区。包括即墨、崂山、莱阳(大部)、平度(南部)、胶县和高密。这个地区靠近日本在胶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青岛,而且横跨着敌人最主要的交通动脉——胶济铁路。敌我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因而斗争也就特别艰巨、复杂而残酷,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就更大。
当时在胶东,驻有日本的第5混成旅团,再就是海军陆战队。伪军在山东惟一的正规军,是伪治安军第8集团军,全部在胶东。主力则在南海—平度和莱阳。当时的伪军,还有当地各个县里的保安队、伪自卫队、皇协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说,我刚到胶东时,国民党的军队大约有5万8千人。我们的军队是1万5千人。他们的力量是我们的3倍多。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南海。他们人比我们多,但不抗日,后来又陆续投降日本。
当时南海的地方封建地主、道会门势力也非常强大。
相对来说,在南海我们党的力量和武装力量都是比较弱的。我们在1 938年,由袁超拉起一支队伍,搞了一次起义。后来被人吃掉了。后来又搞了第二次起义,也被人挤出来了。到1942年的时候,南海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当时,我们在南海只剩下13个村庄。南海基本上是一个平原,敌强我弱,党的基础比较薄弱。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我们是靠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在以后的几年,才逐步打开了那里的局面。我1945年正式到南海任军分区司令员,开辟诸(城)、胶(县)、高(密)抗日根据地。
当时最主要的特点,是胶东的地方党的基础比较好,群众基础比较好。胶东部队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觉悟是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军民关系特别好。不管在哪个时期,不管在哪个地区,抗战时期也好解放战争时期也好,不管是哪支部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都是特别好的。这正是我们革命抗日武装力量最本质的特征。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仗。否则我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1943年,曾经成立了一个“铁道游击队”。纪律是很好的。我们的武装力量政治、思想、文化素质都是很高的。不仅很能打仗,而且纪律也很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一天也不能生存,更谈不到胜利了。
我们当时是把最好的干部配备到那里去的。曾经把正规部队16团3营9连很能打仗的连长王福贵,专门调到高密任独立营长。16团的领导舍不得放,为此还有过一番周折。这个王福贵,打仗是很好的(后来解放战争时,他成为“海南英雄团”的团长)。他本人也是高密人。他可能是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牺牲了。
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坛堕落、腐败到这等地步
我们所拜访过的老同志,大都对文艺创作的情况并不熟悉,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成见。但是,在接触到《丰乳肥臀》这部作品后,他们无不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愤怒。
1940年在胶东南海地委任过地委书记和当地武装部队政委的徐中夫同志,在对我们谈到这部作品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坛竟堕落到这等地步!真不知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我看不出来。格调低下,非常下流。我看了之后非常厌恶,太无聊啦!有些则完全是瞎编。像让一个哑巴当班长,就纯粹是编出来的。班长,是要指挥作战的。哑巴,怎么传递信息,进行联络,指挥作战?”
徐中夫同志激动地、斩钉截铁地说:“在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不腐败的,而且是惟一不腐败的一支政治力量。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共产党确有许多腐败现象,那时的共产党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他接着说,“这不是说,我们抗日军队没有个别的缺点。可是,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政治纪律,却是当时任何别的武装力量所根本不能比拟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主流。我们的党和国队是惟一舍身为国,出生入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集团和武装力量。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如果我们的武装力量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群浑浑噩噩、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我们不是早就完蛋了吗?腐败绝对不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固有的。当前,我们所面对着的种种腐败现象,恰恰是忘记、丢掉、背弃了这些光荣革命传统的产物。《丰乳肥臀》却告诉人们,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来就是那个样子。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我们能够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壮大起来,并最后取得胜利,靠的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否则,我们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他气愤地、深情地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谁想到挣钱?谁想到作官?谁想到追求个人享受?甚至谁想到还能活到今天?我们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贡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千千万万先烈为这一神圣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这些人能活到今天,是幸存者。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正义的胜利,民族大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军队的胜利,更是党的胜利。它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要快,更来得不易。你这样来糟蹋它,你是什么东西!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逆流。不仅是《丰乳肥臀》,还有那本《红高梁》,也是写高密的。这样来糟蹋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大出风头。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作品,如获至宝,给你奖励,都不足为奇,可以理解。有这个材料,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是要丑化我们,出我们的丑。可是,我们的国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拿来大量出版,我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为什么还要高度评价,大力吹捧?有关单位还给予高额奖励,大炒特炒,大出风头。这值不值得我们的文艺领导部门考虑呢?他们对这股潮流采取什么态度?你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的《讲话》还应不应该作为我们文艺的指导方针?我不能理解,我感到非常气愤!你的书写得粗糙,艺术性不够,都可以谅解。现在不是这样,他就是对共产党仇恨。不仅糟蹋共产党,糟蹋了革命,也糟蹋了人民,糟蹋了你的妈妈、姐妹,你的父老乡亲!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难道你就拿这样的货色‘奉献给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文艺界的一种腐败的现象!歪曲历史,歪曲现实,诬蔑你的先辈,诬蔑人民,诬蔑抗日军队,哪一条你能站得住脚?老实说,文艺界堕落到这个程度,我是想不到的。太肮脏了!无法卒读。就是书摊上那些被禁止黄色的东西,也没有下流到这个程度。它应属于‘扫黄’之列,大扫、特扫之列!文艺批评不展开,不争论,实在是不行了。”
他一再发出感叹:真是想不到,无法理解!出自人民军队的作家之手,就更难以理解了!我们的部队是不应当出这种事的。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吧!我感到非常痛心!”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李奎生同志是直接在胶县、高密县从事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较早、较久的同志之一(更早在胶县、高密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拉武工队,对那里情况最熟悉的是袁超同志,他远在上海,我们未及找到他)。李奎生同志不仅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高密周围地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还向我们提供了他所珍藏的两本书:《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高密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和《中共平度党史大事记1932-1949》。
书中对高密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是这样描述和概括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全面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危亡。1 0月,国民党高密县长曹梦九率部弃城出走。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高密县,不久,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日伪的统治区。国难当头之际,高密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投入了抗日战争。他们宣传发动群众,或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高密党组织在这民族斗争中恢复、建立、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领导人民进行抗御侵略的中流砥柱。”
这难道不是高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抗日斗争历史最概括、最本质的明确表述吗?
出生人死,经历了高密周围抗日斗争大部分过程的李奎生同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个概括作了具体而生动、详尽的注解,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情节。因为篇幅关系,在这篇报道中我们不可能充分记录和反映出来,转达给我们的读者。
李奎生同志在谈话中,还曾深情地唱了当时高密地区人民群众怀念一位抗日烈士(他的亲密战友)的一支歌曲:
“刘大队长牺牲,为了老百姓!”
这不是集中反映了当时真正鱼水、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吗?它所表达的是真正能够催人泪下的战友之情、人民之情!
“为了老百姓”,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惟一宗旨。千千万万的抗日革命志士,正是为了这一崇高的宗旨而舍身忘我,艰苦斗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谁也没有权利否定它、抹煞它、歪曲它、亵渎它、颠倒它、糟蹋它!
而在《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用1/3的篇幅描述的高密地区抗日阶段的历程,却显然与上面的表述完全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对历史的无知来解释吧?它在真正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当中引起强烈的反感和不满,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到底是《丰乳肥臀》的描述反映的是高密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历史,还是上面那段对历史的概括反映了那里的真实历史呢?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当事者,这些老革命有资格、更有无可推卸的义务对此作出历史的澄清,向人们说出历史的真实情况。这是对革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负责,也是对高密周围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善良人民负责,更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未来负责!
继承、学习、发扬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课题。是克服、防止、医治堕落、贪污、腐败、脱离群众最有效的“防腐剂”之一。为此,我们应当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人民。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丰乳肥臀》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会对年轻一代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半个世纪后,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我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沉默!
文坛的堕落和背叛——老红军老八路怒批莫言《丰乳肥臀》
【编者按】本文为《中流》(现代文学期刊)记者的专题报道,题为《文坛的堕落和背叛——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原文发表于该刊1996年第12期。现予重新编发,以飨读者。
文坛的堕落和背叛
——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
本刊记者
《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用1/3的篇幅描述的高密地区抗日阶段的历程,却显然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真正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老红军、老八路讲述真实的历史,看出莫言小说的颠倒是非和故意污蔑革命历史、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问题的提出:“史诗”?还是“反史诗”或“颠覆史诗”?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曾被人说成是反映山东胶东高密县地区生活的“史诗式的严肃之作”。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小说“辉映出了北方人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的“巨著”,并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杰作用”。因此,它不仅得以被中国最重要的、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之一隆重推出并广为传播,还破天荒地获得被授予10万元奖金的“殊荣”。一时间这部作品的问世,被当作文坛盛事,被捧上了天,被“炒”得火红、火红……。
当有人对这一点提出根本质疑的时候,有的人却又站出来辩解说,小说所反映的根本不是历史。因此,就根本不应当用历史的真实性、深刻性去要求它、评价它。意思说,你批评我不符合历史,可是,我所反映的根本就不是历史。
这真正是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怎么说都有理了!
我们不妨看看发给《丰乳肥臀》10万元大奖,在颁奖时的“评委会评语”:
“《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着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
这里说得不是明明白白吗?“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纵深感”恰恰是给予这部作品大奖的最主要的“根据”。说这部小说与历史根本无关云云,纯粹是极其拙劣的睁着眼说瞎话的欺人之谈。
上述的“白纸黑字”,至少足以证明,如何看待和评价《丰乳肥臀》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山东高密地区的人民和那个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透过高密的历史来看待整个中国的百年史,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的问题。在这个基点上,争论的双方,其实是并没有根本分歧的。
问题在于,《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它在多大程度从本质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高密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整个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它给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纵深感”,怎样反映“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做出了怎样的“概括”?它所表露的又是怎样一种“执着的激情”呢?它真的可以称得上反映高密地区,以至整个中国近百年的“史诗”吗?
最近以来,这部作品,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较大、较多的讨论和争议(这种讨论和争议,在本刊也曾陆续有所反映),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方面而展开的。
我们也不妨看一看与此有关的评论!不久前《文艺争鸣》发表了署名张军的一篇评论:《莫言:反讽艺术家》。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的论断:
“有人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史诗。我认为,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一部‘反史诗’来得准确。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有一种反史诗,或者说颠覆史诗的味道。”
文章作者还明确地认为,他所说的这种“反史诗”或者对历史的“莫言式反讽”,并不是对一时、一事、一地一枝一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反讽”,而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的、根本的“反讽”,一种“颠覆”性的“爆破性”的“世纪反讽”。
我们不能不这样来提出问题:《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严肃的史诗,还是一部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那场革命的伟大历史,大唱反调,对之歪曲、颠倒、嘲弄、否定、亵渎、背叛的“反史诗”,“颠覆史诗”和“世纪反讽”呢?
到底怎样看我们的人民,怎样看我们的民族,怎样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怎样看高密那个地区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和斗争?怎样看高密和整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这难道是不应当弄清楚的枝节问题吗?
当文艺界和社会各方面从这一角度,对这部作品提出批评;对给这部作品以10万元大奖的非寻常的举措表示异议时,我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不是就立即被请出来,通过在几个大报连续大发“广告词”(!),为之加油打气吗?说什么“《大家》(首发这部小说,并发给10万元大奖的一家刊物)是用自己博大精深的作品来说话的”。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并破例获奖的《丰乳肥臀》,当然也就归入“博大精深”之列了。“《大家》出大家”。《丰乳肥臀》的作者,因在这份刊物上发了这部作品,当然也就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家”了。
这就是某些人对社会各方面的批评所做出的强烈反应。
寻访历史见证人
对这些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最有资格作出权威回答的,当然不是自封的“著名作家”或其他什么人,而应当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当事人,首先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密那个地方的基本人民群众,更应该是曾经亲身在那个地区战斗和生活过的,为之献出过青春、鲜血和生命的几代革命的老前辈——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武工队员、老共产党员……。
在首都北京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当事人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毕竟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而不属于早已被人忘却了的“死无对证”的遥远过去。亲自参与、经历、目击过那一段历史和生活的人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健在人世的。
他们对这部小说是持怎样一种看法?我们可不可以多少听一听这一部分人的看法呢?
毕竟,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才是文学艺术的最权威的评判者!
为此,本刊记者开始了一个寻访的过程。
这个寻访过程,实际上是从本刊编辑部本身开始的。我们的副主编陈志昂同志早在还是一个少年作曲家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曾经为词作者于在水同志写的一首反映高密周围地区抗日斗争的歌词谱过曲。这支题名为《高平路民兵歌》,满腔热情地歌颂高密、平度人民英勇抗敌的抗日歌曲,曾刊载在1944年8月胶东解放区出版的《胶东大众》上。歌词全文如下:
高平路,长又长,公路两旁好地方。
米麦棉花遍地长,谁家不是粮满仓!
鬼子兵,凶似狼,投降分子无天良,
抓人杀人还不算,捐税重重没法抗!
拿起土炮和土枪,男女老少齐武装。
组织民兵展开了游击战,配合八路保家乡。
朱鲁顶子一战胆气壮,大战敌人在高格庄。
刘家官庄屋顶来当战场,武器虽“熊”志气刚!
宁拼死,不饿死,口号真雄壮!
要自由,要光明,大家团结求解放!
这支歌,所反映的、所歌颂的,就是1943-1944年左右,共产党领导下武器十分简陋的抗日武装力量,在高密—平度公路两旁,同日寇、汉奸、投降派进行英勇、艰苦斗争的事迹。在当时的战斗中,还曾涌现过“高平路上‘五虎将’”的英雄人物,受到胶东军区的嘉奖。
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贵、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写照吗?这难道不是构成高密地区抗日斗争“史诗”的可歌可泣的十分生动的一页吗?
高密人民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创造的,决不是一部“拆烂污”的,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历史!
历史决不容许糟蹋和强奸!
这就成了我们寻访到的最初的线索和起点。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直接的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呢?
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老战友、老读者,甚至与我们有着生死之交的韩力同志和李平中将。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在高密地区工作过,却都是经历了包括高密在内的胶东解放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整个过程的老战士。韩力同志,是山东胶东解放区的一个革命前辈。李平同志,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还曾经在离高密不远的北海军分区的一个武工队当过政委。他们自身的经历,已经足以有资格对这部小说总体上的历史真实性作出客观的、权威的判断了。
就是在他们两人的热心地帮助、引导下,我们终于在首都北京找到了几位曾直接在高密县周围地区战斗、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那一带地区担负过实际领导责任的、最有发言权的,更加直接的历史当事人。这些人是:
原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老红军。1940年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率领一支部队在胶东南海地区胶县、高密、平度、即墨等地活动过。1945年曾被任命为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员,(高密就是南海地区的一个县)直接领导了那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此外,贾若瑜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曾长期任胶东军区参谋处长、参谋长、抗大胶东分校校长。解放初期,他还担任过胶东军区司令员。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县),自然也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
前中国驻挪威大使徐中夫,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长期在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从事抗日革命活动。1 940年,曾任南海地委书记,南海独立团政委。是高密县当时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直接领导人之一。
前国务院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从1 940年前后,就一直在胶县、高密、平度、昌邑等地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活动。1941年,作为胶县县委书记兼管高密县党的工作,主持建立了新的中共高密工委。抗日战争的后期(1945年1月开始),曾被任命为高密县武工大队的政委、中共高密县工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亲自领导了日本投降以前那一阶段时间高密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并在那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这些同志那里我们得知,这样的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都还健在,即使在北京,也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可惜,因时间和条件的关系(有的人地址不详,有的人离首都太远,无法取得联系),我们暂时就不可能去一一寻访了。
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根据我们采访中得到的另外一个线索,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更能代表高密地区历史本质的令人钦佩的真正的革命家庭——与小说中上官一家形成鲜明对照的,被称之为抗日老人牛景文一家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家史。
在李奎生同志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山东高密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
“1937年8月原八区前屯村在济南求学的牛树兰(芳稷)、牛玉华、牛玉温(刘新)等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随校流亡,决意回乡参加抗战。他们回乡后,与本村同学王寄语、张希贤(张进)等,以及颇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学校长、被誉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华等人之父)共同酝酿,召开了一次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革命武装,利用冬学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影响了周围的村庄。”
这是十分典型的一个革命人家的家史,它同样是构成整个高密的革命史诗的生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家人的成员之一,抗日老人牛景文的大女儿,已离休的牛玉华同志,现在就生活在首都北京。她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就是在学生时代从自己的故乡高密西南乡开始的。她的弟弟牛芳稷,就曾经是抗战初期高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她们父女、姐弟,早在30年代末就已经自觉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这在高密县是广为人知的,并已经载入当地的史籍。这一家人,不是完全可以无愧地称之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真正的、典型的“革命世家”吗?不是与书中人为编造出来的上官一家形成极其鲜明对照吗?她作为这个伟大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亲历者、见证人,对《丰乳肥臀》向高密革命历史、高密的人民及其斗争史,所泼出的脏水,所进行的歪曲、亵渎、丑化,作出强烈反应,表示了极大的义愤,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牛玉华同志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已经以《历史不能胡涂乱抹》为题,写成专文,发表于本刊今年第10期。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改开后的《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中共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莫言》一生的“命运改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莫言》不是参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上大学“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的。这里没有没有说他学历低而成不了大作家。列举这些事实是想告诉那些唯学历论的《莫言》的帮凶们:《莫言》就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出生。现在成了“你们心中的大作家“了。
《莫言》的参军不是被“抓壮丁“拉去当兵的。是自觉自愿去参军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是干部待遇,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在古今中外军中能提干?就是今天的走资派特色政府里的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不要招收?更别说提拔当“军官“了。
《莫言》还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莫言》还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当代作家,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后,又被提为正排级教员。部队恢复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后被提为少校。1993年改为文职干部,享受副师职待遇。
因作家徐怀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建文学系,并看到莫言的《民间音乐》后,十分欣赏,破格给了莫言参加考试的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知考些啥?
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之后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在德国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共同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青年作家代表蒋方舟共同出访哥伦比亚,并参与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又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展览。参与编剧的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第15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学院同时宣布成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被秘鲁天主教大学、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长诗《饺子歌》获得第五届中国长诗奖特别奖。入选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排名51。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特别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揭晓了2023“年度影响力人物”,莫言获年度文化贡献人物 。
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起诉“他,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成了吗?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走资派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鲁迅时代,那么莫言一定会成为鲁迅笔下那条“丧家的”、“资本家也包括一切压迫者,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的乏走狗”!
文革中的《张铁生》。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1950年,张铁生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县。1968年10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秋天,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家乡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母亲来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1971年,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中国共青团。他还和同村姑娘小侯谈恋爱。在队长任内,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搞特殊化。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将生产队的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了弹弓皮玩,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照价赔偿。生产队里部分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清早不出工,仍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照缺早工扣除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也是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出勤340多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后,经其努力,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1973年6月,张铁生被枣山大队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中的“本人志愿”一栏填写了兽医、农田水利两个专业。作为生产队长,他要率领社员锄草抗旱,没时间复习功课。本来县里通知称,考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认为有这3周足够。不料县里后来取消了复习计划,但张铁生不知道。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县城,成为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对他说,快回家取书,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回家听信。张铁生慌了,赶紧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大批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看了数学教材。
次日即1973年6月28日,张铁生匆忙上阵参加统一文化考试的第一科语文开卷考试,作文题《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张铁生在草稿纸上写完后没来得及把它抄到考卷上。6月29日上午开卷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基础知识和常识,考生可查书,监考教师也可对考生作适当启发。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长椅上,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随后疲劳的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开考20分钟,考场闭门。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因为该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教师认识他,所以还是给他发了考卷。张铁生拿到物理化学考卷后,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教师催他快答题。这时离考试结束时间还很长,张铁生便将中午起草的信抄到理化考卷背面。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不仅有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6月30日,张铁生得知考试结果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非“白卷”)。
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得知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时,当晚便命人打电话将考卷和信送来,并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到兴城县调查。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想离开农村,而是想更好地建设农村,上大学的动机非常好。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兴城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张铁生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听取汇报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并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经毛远新删改后刊登在《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的张铁生的信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编者按称:“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农田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们得知和张铁生在同一个班,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最后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后来成了张铁生的妻子。张铁生成为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师生们一起到农村。在4个月时间里,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且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6年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辽宁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乘吉普车来到村里,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张铁生带走。从此张铁生开始了监禁生涯。有关部门起初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的军营内。
王沪宁们编织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的谬论”很多很多。王沪宁是三代走资派掌控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魔鬼撒但。
㈦,“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评论:现在有大量文章吹捧这句话,我就不多说其有道理的一面了。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希望人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但是这句话也是典型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的谬论”,与马列毛主义正确理论不相容。因为:
1,众所周知:“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需要”有天壤之别,在阶级社会里离开阶级谈什么“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修正主义谬论。
例如资产阶级希望剥削的剩余价值越多越好,以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工人阶级希望自己的收入多一点,被剥削的部分少一点,以维持合理需求。请问,共产党该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
拿房子来说,买房的群众希望房价低一点;卖房的资本家和投机者希望房价高一点。共产党究竟维护哪一方的利益?
普通群众希望住房有合理面积;资产阶级则希望豪宅越大越奢华越好。共产党的“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需要”该满足谁?
其他需求不同阶级也经常不一样。例如普通小资产阶级买国产汽车,价廉物美;资产阶级则买外国名牌,显示身份,支援外国。如此等等。
现在共产党竟然忘记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糊涂地希望资产阶级当大善人,帮助农村发展,结果出现:“有的资本以农为名,占用农田搞开发‘种房子’,损害农民利益”(《人民日报:有的资本以农为名 占用农田搞开发“种房子”》,2017-11-06 14:37,察网,赵永平)
对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农业部不得不发出警告:《农业部:农村创业创新不能“富了老板,亏了老乡”》(红歌会网,2017-11-13 ,来源:央广网,沈静文)
寄希望于资本家,共产党忘记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观点必然一败涂地。
2,即使抛开阶级观点,人的需求也有合理和不合理的。除了有觉悟的共产党人等之外,普通人的私欲是无止境的。共产党是像资产阶级一样纵容私欲恶性膨胀,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号召“斗私”?如果纵容私欲恶性膨胀,每人都希望住房面积越大越好,在各个旅游风景区都有自己的住房才好,冬天去海南,夏天去北戴河当然好,但是共产党怎么满足?
3,即使中国人少地多,政府想满足并且可以满足也不行,因为资源和生态环境等不容许。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请看:《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红色中国网,2017-10-20 22:45,张玉林)
中国必须重视资源被过渡消耗带来的生存问题,全球逾15000名科学家发出了“人类警告”,请看:“科学家们警告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人类依然面临着有限资源被过渡消耗带来的生存问题,‘科学家、媒体和公众在应对相关问题上做得还不够’,如果全世界不立刻采取行动,生物多样性将面临灾难性的损失,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全球逾15000名科学家发出“人类警告”》,万维读者网,2017-11-14 17:14:12,来自界面)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政客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请看著名的环保人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曾经因“‘为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所作的不懈努力’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今年被大家抨击,因为人们发现“戈尔家的用电量数字惊人,是普通家庭的21倍!”(《致力于环保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用电量是普通家庭的21倍》,张晗烁,观察者网,2017-08-09 21:12:00)
美国人均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社会舆论都不能容忍浪费资源,我国怎么能只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提“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呢?
共产党本应该是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包括不合理私欲,实现共产主义的政党,现在却像骗取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了。
……
如此等等。王沪宁们编织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的谬论”很多,因为篇幅关系我就不再赘言批判了。
九大党章在《总纲》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真共产党的党章。
现在的党章竟然不批判资本主义,更不提“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哪里像共产党的党章?
为什么不批不提?因为没有二线,而不受无产阶级监督考察的党中央一直执行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怎么批怎么提?
马克思主义者赵磊指出:“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来,但凡是揭露资本主义问题和弊端的文章,中国人自己是不能写的(写了也发表不了),只能由外国人写了以后,再引进到国内。为什么?因为缺乏理论自信呗。”(《赵磊:难道“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2017-11-04 10:50:50,红歌会网,赵磊)
在笔杆子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控制的现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被腾讯屏蔽,连发表文章的公众号都遭殃,“屏蔽所有功能一个月”。共产党不掌握笔杆子,没有二线行吗?
本月7日是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共产党本应隆重纪念人类历史新纪元——传统社会主义诞生百年大庆。然而有革命者观察媒体后说:
“引用 云淡 2017-11-7 13:14
11月7日各网站巡礼
十月革命100周年 —— 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无产者进行隆重纪念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的百年纪念日,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不纪念谁来纪念?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山丹丹红、红歌会、昆仑策、红色文化等网站都发表了纪念专题或系列文章。希望看到有更多的红色网站行动起来,推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纪念文章,形成一个新闻热点。
与其形成对照的是特色主流(人民网、新华网)网站的热点:元首会晤、美国得克萨斯州教堂枪击事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只字不提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只有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发文《十月革命百年,人类进步的一个世纪》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堪称是“2.0版”的社会主义,……”
一些网站列出了对于十月革命的两种不同看法。右派网站攻击十月革命是预料中的。”(《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毛泽东思想旗帜网,2017-11-6 22:26,列宁,来自《列宁选集》第4卷,此文章后面云淡的跟帖)
国外媒体当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动向,有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 中国官方未办纪念活动》(联合早报网,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03:30 AM,于泽远,来自/联合早报)
革命者爱国者当然也看在眼里,凉在心里。文章:《望长城内外: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2017-11-09 15:01:30,红歌会网,望长城内外)
写得很精彩,故全文列出其内容(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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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可是,昨天(11月7日),国内各大媒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凤凰网、环球网、光明网、中国网、求是网、新浪网等)竟然全都没有发表或刊登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文章,甚至在这些网站的首页连“十月革命”这四个字都找不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我们党对100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作出了重新评价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20天前(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世界郑重地宣示:“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天前(10月31日),习近平等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还一齐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面对党旗、高举右手、逐字逐句、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还在嘉兴南湖一大会址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没有十月革命,哪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十月革命,又哪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要想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能忘记和否定100年前的十月革命。
那么,是不是因为俄罗斯现总统普京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我国考虑到与俄罗斯的关系,故而不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呢?我想想也不可能。大家都知道,普京不仅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而且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我国的各大媒体并没有因此而不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是近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习近平等七名中央常委面对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录像在电视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难道这就不怕影响中俄关系了吗?
要不,会不会是国内各大媒体不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招呼,有意这样干的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坚持党的领导和听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是十九大的主要精神之一,况且新进入中央领导机关的都是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领导干部,因此,这种可能性也根本就不存在。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真希望哪个媒体能对这件令人费解的怪事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引用完毕
网友:是不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都不纪念?
作者:当然不是,越南、古巴就公开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请看:
《新华社:越南、古巴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红歌会网,2017-11-08 18:37:15,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该文后面的跟帖值得列出,请看(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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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8日 22:29祖国母亲在召唤 [山西省网友],越南都树立伟大的列宁同志的雕像,某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高举马列旗帜,却没有见一座雕像,一副肖像,甚至连开国主席的雕像都想打倒,好恶心
今日10:37和事佬 [山西省朔州市网友],苏联解体应该从赫鲁晓夫开始,是少数背叛马列主义的统治者强行的的意志,他们不能能代表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利益!当年的苏联经济科技军事和综合国力连美国人都惧怕三分,而且科技方面有好多项目领先于美国,七十年代和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如果体制落后,能有这样的经济成果?,美国还能制裁了他?如果苏联坚持真马列主义,不变信仰,决不会有后来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南联盟和朝核问题。决不会有解体的悲剧,他们的解体完全是由于背叛了马列主义,走上了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道道路,甚至用武力侵略别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为敌,领导集团贪污腐败,利欲熏心,贿赂横行,以致失去党心民
2017年11月8日 23:41华稼 [湖北省武汉市网友],我们不动声色。
今日13:31不老松,看来某国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整垮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丧失主人翁地位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新生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者,对列宁很难看到一座雕像,对开国领袖不敬不尊.连十月革命100周年都没有大型话动.
今日11:46草花铃铛 [辽宁省网友]某大国正忙着迎接特疯子来检查指导工作,呈上大礼包。
今日10:25端倪可察 [陕西省西安市网友]我们这里静悄悄,全然不知如此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含义,让小兄弟抢先了。
今日9:51shhw [上海市网友]来了与十月不共戴天的头号贵客,那有心思纪念百年。
——————————————————————————引用完毕
更令人怒发冲冠的事情是:“11月7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某主流媒体对‘十月革命100周年’只字不提,竟然在重要位置隆重纪念清末汉奸李鸿章逝世126周年。”(《方进枝:内外通吃受贿卖国的李鸿章值得纪念吗?》,2017-11-10 08:09:28,红歌会网,方进枝)
《起诉》是法律用语。《起诉》是有期限的。《起诉》是有条件的。
资本权贵操纵下的《法律》就是一堆“狗屎”。执政掌权们需要时弄几个狗头精屎拉出一条“法律“来,然而再雇用一帮吹鼓手装模装样的《起诉》,开始走程序,拖上几年之后,这堆“狗屎”也凉干了,就开庭公审,再过几月宣判。
《法律》是有漏洞的,《法律》是随时可以修改的。
《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中共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一位ID为“说真话的毛星火”(实名吴万争)的网红,贴出起诉书,宣称要状告作家莫言。据“说真话的毛星火”的起诉书显示,他指控莫言的小说作品《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涉嫌“抹黑烈士”等诸多“罪名”。希望法院支持下架莫言书籍,向“英雄先烈和全国人民道歉”。
又搞了个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万余人投票,支持起诉莫言的,有8000多人,占绝大多数。不支持的,只有1000多人。
《起诉莫言》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现身了。支持者中的人数虽多,但想过没有,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骂莫言容易,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比骂走资派更重要的是思考,比如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起诉“他,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成了吗?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走资派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鲁迅时代,那么莫言一定会成为鲁迅笔下那条“丧家的”、“资本家也包括一切压迫者,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的乏走狗”!
莫言对思想的认知却是极端贫乏和肤浅。他的文学思想内部好像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他早期大量的作品对历史的书写都是一种西方化的视野,像后来很多人在评价他获得诺贝尔奖时说他的写作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国家想象的结果。
莫言当过兵,是共产党员。但他反而极端憎恨那支军队以及缔造了那支军队的领袖和那个时代。为什么莫言“诬蔑”“抹黑”的都是前三十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而从不“诬蔑”抹黑”后三十年和改开时期的?
九十年代初对莫言的批判,作为批评者之一的刘白羽可谓“主流精英”,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来。近几年网上不断发起对莫言的批评乃至起诉,人民群众成了主角,“主流精英”却不仅缺席,而且“一概采取默杀、封杀的态度,不回应,不理踩”。这说明了什么?
莫言获诺奖和他得到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跟他是否“侮辱革命先烈”“美化日军”没有半毛钱关系。既然有人起诉,能不能被受理和能否胜诉,应该由法院裁定,而不是老胡。一边给依法提请民事诉讼的普遍公民扣上一大串吓人的帽子,一边指责对方是扣政治大帽子,这种贼喊捉贼的游戏太腌臜,还是别玩的好。
莫言不吝笔墨拼命歌颂的人,无非是地主、恶霸、土匪、还乡团、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洋人牧师、日本兵……等等。在莫言的笔下,只有这些人才“保有人性的光辉”,而革命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因为莫言认为,“试图改变黑暗的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他的“文学奖”时,颁奖词充斥着对中国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诋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但莫言没有。他带着一脸三生有幸的表情,深深鞠躬并领取了他的奖金!
难怪李敖会说这样的话,“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容易,先卖国。”
从莫言的作品里,读者很容易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华民族的鄙视与不屑,对人民革命的极端仇恨。他最擅长的,是把反动势力作的恶,把国民党还乡团作的恶,加诸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八路军的头上,如他在《丰乳肥臀》中所做的那样。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也是一部替地主阶级鸣冤叫屈的作品,其阴暗刻毒,有甚于方方的《软埋》。
在这部小说中,地主西门闹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没有犯过一丁点错,民兵在土地革命中将其镇压完全是滥杀无辜,所有人都觉得他冤枉,连阎王都觉得他冤。
莫言只不过是高山脚下的一抔黄土,上面长满了青草,一片荒凉。
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污蔑八路军英烈,抹黑中国革命,为小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的种种恶行,如果说他就是一个民族败类,说他就是一个文学汉奸或汉奸,恐怕是一点也不会冤枉他的。面对莫言种种恶行,终于有一个说真话的毛星火网友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莫言。可以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想做而没有做,而做不了的正义之举,可谓大快人心。毛星火的起诉,理所当然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网民的支持和拥护。
但莫言被起诉,自然也让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的莫言的同类立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能容忍莫言这样一个得了诺贝尔文学文学奖的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同类被起诉,于是乎,环球前总编胡锡进立马跳了出来,给毛星火网红扣了一大堆的大帽子,指责毛星火“破坏社会和谐”云云。
可以肯定,那些反对和害怕起诉莫言的人,无非就是那些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对立面的人,比如,旧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旧中国上海滩之类的流氓恶势力,旧中国的军阀和黑社会势力,旧中国汉奸买办,反动文人,他们的后代子孙。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当代中国被帝国主义收买的,拿了美国小日本等西方国家狗粮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公知汉奸买办官僚,他们最希望中国改旗易帜,中国共产党垮台,那样他们就能永远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人吃人了。
毛星火网红起诉莫言,是网络的大众化普及,中国人民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打破主流社会媒体的话语垄断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对文艺界几十年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摸黑仇恨的一次有力反击。
这场斗争,其意义,不亚于就是一场中国民间发起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当代中国的思想和网络的文化革命。中国左翼其实没有必要害怕或避讳文化革命的字眼。文化大革命,是打翻所有封建腐朽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汉奸文化,买办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地文化,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反动文化,反革命文化,奴才文化,垃圾文化,屎尿屁文化,裤裆文化,反人民文化,反共产党文化,反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一切反动的腐朽的文化糟粕的革命。如果说,毛星火和广大的支持者与胡锡进为代表的势力的这场斗争,说它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恐怕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胡锡进为什么气急败坏,跳出来打棍子扣帽子,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和他们必须要阻止这场起诉。因为他们非常明白,如果他们输了这场斗争,他们在网络上的那点人气,他们这些年所不遗余力从事的,背叛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邪恶国家站台的种种举动,将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甚至他们的话语权,都会从此没有了市场。
这场斗争,关乎正义,关乎天理,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乎中国人民的幸福,关乎中国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场斗争,全国人民全国网民,一切有能力的人们,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这场斗争,也许最终不会出现中国亿万网民满意的结果。但这场斗争,无论胜负,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只要有中国人民和广大网民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只要声势造起来了,无论输赢都是胜利。
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斗争,将是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生态向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方向的改变的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和因素。还是国际歌唱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的权力,人民的地位,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人民的未来,还是要靠人民自己,还是要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说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因为当今中国,仍然还有大量还没有觉醒没有觉悟的普通民众,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民族的未来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处境也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当然,也还有大量还在稀里糊涂的支持莫言,支持胡锡进之流的那些人。这些人,对社会上各种纷杂的事物,各种是非曲直,缺乏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主张,总是人云亦云。明明莫言与胡锡进之流是要颠覆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为国际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统治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不遗余力的战斗,但是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就是看不到,看不透真相,识不破他们的本来面目,而这场其实莫言的斗争,也极有可能让这些人觉醒。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是知识精英们根据自身特殊经验对文革或毛泽东时代充满个人情绪的一种控诉,也是特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学施加的强烈影响,远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农民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但由于知识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工人农民们则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很长时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叙述的便是全部的历史真相。这种状况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许多以前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文革记忆,极大地矫正和修补了“伤痕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盲视症,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呈现到当代人的面前,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精英叙述的怀疑和不信任感。
但这种叙述模式在主流文学中仍然被沿袭着,比如莫言、余华和严歌苓的小说《生死疲劳》、《兄弟》和《第九个寡妇》,人物和情节照例是“伤痕文学”的模式。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那儿荡然无存,那场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按照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漫画式的善恶悲情剧。这也再一次表明,中国作家的思想贫乏和想象力窘迫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
莫言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已经从最初“伤痕文学”的遮遮掩掩变成了赤裸裸、不加掩饰的造谣和污蔑,并且不是针对党的某个时期而是针对整个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历史和民族。
胡锡进表面上看是东拉西扯,实际上却利用所谓“党媒”的身份为各种腐朽反动势力和牛鬼蛇神打掩护。这两个人物被人起诉,无论起诉人的个人动机和事件的结果怎样,都说明人民群众正在努力把缠在自己精神上的绳索挣脱开,把各种烟幕吹散,从而能够如实地去认识历史和现实。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应该庆祝的好事情吗?至于有人担心、害怕,那只能说明他们的立场是和人民、和中国革命、和整个中国历史和民族根本对立的。他们要么接受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改造,要么成为阻挡历史潮流的“螳臂”。
大家都知道,莫言和胡锡进居然还是共产党员!莫言这样造谣、污蔑党和人民军队,这样糟蹋中国历史和民族,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服务于党的事业?胡锡进整天满嘴放炮,非常完美地充当了敌对势力的烟雾弹和麻醉剂,是不是符合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莫言和胡锡进以及他们的同类,应不应该被起诉呢?应该。他们不但应该被起诉,更应该受到全社会的批判——天地之间自有公理,人心之中自有是非。买办汉奸、官僚洋奴有他们的一套说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自己的革命道理。最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会获胜,这就是天地之间的公理,这就是人心之中的的是非。
但是,起诉莫言和胡锡进能解决根本问题吗?类似莫言和胡锡进的有多少?现 代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很多假洋鬼子。要起诉更是应起诉王沪宁?但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掌控下《起诉》行吗?不行。絕对行不通。工人农民要想翻身做主人必须得造反,推翻走资派特色政权才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