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让还乡团剥削压迫工农
走资派特色政府四十多年经年累月地宣扬国民党以来,大陆的国民党走资派面对在台湾岛上正牌的国民党面前时的自卑,让走资派们对台事务上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乞跪式的定政施策的状态。
尤其是走资派特色政府种种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从根子上带偏了走资派们的思维脑路。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宣传部门,总是乐于不停地宣扬“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可台湾政府呢?屠杀大陆渔民己不算个事。台湾朝野哪个政党要两岸统一的。而大陆走资派一厢情愿梦想《统一》?是让台湾还乡团来大陆同大陆的国民党还乡团一起剥削压迫大陆的工人和农民工。马英九的“不统不独“是要《中华民国》。
可是事实呢?走资派特色政府过去四十多年来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的结果是什么呢?马英九的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已经失势,谁也改变不了现有台湾的局面。对于马英九来大陆行的私心,相信各方都心如明镜。沒有能改变台湾的选举结果。现在的台湾问题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两岸关系,更是中美博弈的大局。在美国急切想要将台湾地区打造成“抗中前沿”时,掌控台海局势的是美国。
可以去瞅一瞅,每一次大陆发生天灾人祸时,台湾人在社交平台上是怎样的言辞在对我们进行诅咒、攻击、辱骂………那些话我根本是没法截图发在这的……这世界上最恶毒、最污浊的用语也不过如此。
那些人根本不是人,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反华把自己反成了反社会、反成了被殖民化的法西斯。
就这样,走资派特色政府还是在不断地惠台、利台,每年拿出百亿体量的拨款用于高校供养台籍学生、政策惠及台商、各类无用的两岸交流活动。
看看这张图,中国某县的“台办”,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工作内容:这是福建福州永泰县的,一年将近百万量级。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甚至内地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城市都成立了“台办”、要求上级拨款进行“对台事务工作”……。真乃荒谬!
所谓“穷则思变”,台湾,首先得让他“水深火热”起来,中国才能一蹴而就地施行中国统一大业。
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凝聚起农民阶级的革命斗志,不就是因为天下苦蒋久矣、不得不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嘛。
所以这一点来看,走资派的言论里的:“2021年的台岛就是1949年的北平”简直就是一句自嗨,完全是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致幻。
七十余年前的北平战事,在1949年年初时可谓三大战役的收官,其水到渠成之势非常清晰。
当时解放军对傅作义集团进行了分割包围,直接截断其西退、南撤的两条通路,惊弓之鸟瞬间变成笼中之鸟。
随后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确立的“先取两头后打中间”的次序,逐一以极小的代价和作战成本,成功歼灭被围困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的敌军残余,顺利解放天津和塘沽。
天津被解放后,才有了北平守敌二十五万人陷于绝境的绝佳局面,也才有了中央军委决定同傅作义谈判,以及傅作义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率部接受和平改编的结局。
比起战事层面的相对和平、轻快,真正让北平解放大业载入史册的,其实更是解放军进京时城内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欢拥。
北平城被围困一个多月,许多店铺当时早已关门歇业,街道一片萧条凄凉。但是随着解放军的进入,城内顿时恢复了生机和热闹。
根据平津区铁路局工人的回忆,解放军进城当天,许多工人、学生都是自发涌到军车前,根本没有报备,踩着凳子、扒着肩膀,都想一睹解放军的风采。
还有许多人用粉笔在军车上写下各种祝福语——包括对新政权的期待、对共产党的期许。
北平城的老百姓为什么如此期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根据学者的记述,从1948年初冬开始,国民党十三军就从顺义方向往北平城里败退,随之而来就是北平这座早已被海外帝国主义抛弃、任由国民党对之“自行处理”的华北重镇的灾难。
经过了与解放军的一系列作战,这帮国军败伍早已军无军模、人没人样。马队没了队形,骑兵没了威风,兵蔫着头颅,马耷着脑袋。
但是,他们面对解放军时人困马乏,可是一面对北平城内的老百姓,这帮蒋记土匪立刻恢复“三头六臂”之态:在东直门外关厢一带,国民党兵强拆民房、滥伐树木,再把树和木堆到护城河岸边作为路障,妄图阻挡我军攻城。
解放战争打的是什么?是人心向背,是政治征服。
作为对比,今天的问题在于:台湾虽然已有明显掉队之势,但得益于美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喂养以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国家共同给予的地缘航道红利,其经济总量远未到崩溃之时。
今天的台湾省,人均GDP约25000美元,经过七十年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冗长崛起期,凭借地缘优势而壮大的经济规模,事实上非常稳固。
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经济在殖民化模式下的突飞猛进举世瞩目,每年平均国民所得从1952年的186美元,到2010年提高为1万9千多美元,六十年间增加逾百倍。
在海外贸易方面,台湾在成为“四小龙”的岁月里也由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贸易逆差,发展成为出口高科技和工业产品为主的贸易顺差。
至2011年,台湾省累积了高达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高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
自这一点而论,中国就不具备曾经解放被压迫的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天然现实优势——纵使想要从阶级自决的层面动员台湾省底层民众,今日的中国自身是否有足够的意识形态自信呢?
故而,对于台湾的解放事业,绝对不是鸡血主义就能轻易实现,因为解放是一项长期作业,在登岛之后究竟该如何治理、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不可重蹈香港覆辙),非一日之功。
不过虽然如此,台湾省的经济也有改变不了基本弱点,除了受制于美国,由于台岛没有地下资源,经济奇迹全靠人为“努力奋斗”。这四十年来靠在大陆开血汗工厂来剥削农民工。
并且,台湾高度依赖海外贸易,每遇国际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必被爆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1998年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和2011年的欧债危机,都造成台湾的股票大崩、全岛经济受挫。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是拥有诸多压制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的……
然而!格外让人愤怒和无奈的是,作为大陆方面的走资派,不但不去“穷台”,过往四十多年反而无底线地在“惠台”、“宠台”………。
特别是之于早就处在穷途末路的国民党,“九二共识”早已成了一种“提款密码”,而不再是会谈门槛。
为了帮扶台湾经济,走资派们甚至有过要求海南果农“排队稍后”、让台湾果商先卖,走资派们还有过问责令工厂和渔业资源以极大的优惠政策给台商经营。
待到台湾爆发塑化剂事件时,大陆这边的官方却又冷处理式的报道。
如若不是近年来大陆政治风气得到有效扭转,诸如台湾诈骗案、间谍特务案等,恐怕也难得到广泛的报道以让大陆网民认识到台岛岛民真实的对华面目。
“留岛不留人”当然是一句玩笑话,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共产党更是以人为本的的政党,不可能去进行杀戮行为。但是,这绝不代表走资派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反面,即无限制地自降身位、疼宠台岛。
走资派这种自我矮化,与中央走资派习近平为《统一》作为政绩想名留青史有关。和共产党的信仰,是完全的、绝对的背离。
比如“海峡两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王卫星的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就应该打到十八层地狱去:“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背叛当初打下江山时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这样的“统战”无疑是对自己的阉割,也是统一大业的真正阻碍——而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什么佩洛西。
剿海上寇易,剿心中寇难。
不把佩洛西落地的冰冷事实摆到某些投降分子面前、不把这些幻想派逼到墙角、甚至把那最后一窝墙角——所谓“海峡中线”都给砸烂、使之退无可退………《凝聚力》是无从谈起的。
别忘了,直到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那派人在极力淡化“解放战争”、妄图用所谓“内战”一词取代呢。
美帝国主义,重要,又真的不那么重要。
不清除内部蛀虫生乱,谈何域外收复失地?
应当有知:扭正某些“主流认知”已是当务之急,是全体中国人民、是所有爱国群众的责任。
解放台湾,是原共产党所有人的大业,它原则上属于解放战争的收尾(解放战争从未结束),注定会成为一出史诗雄剧,宛若斯大林当年勒令苏军在攻入柏林之前一定要“梳洗干净、军装整洁”,这是战争行为本身无可撼动的正义性之体现。
对台湾,武装解放是政治高度的征服,一定要在全世界各列强与兄弟国家们的安然注目下,雄赳赳地跨过台湾海峡,在台湾人民真心的拥护下(而非向利而往,或是堪堪屈服)完成毛主席与全体华夏儿女、英雄先烈们的共同志愿。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执掌台湾党政军大权,他进一步推行所谓“本土化”和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经改造运动”,增加台籍人员在台湾权力中枢中的比重,为其“实质台独”做准备。
从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新领导体制下的“本土化”进程飞速加快。
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这是当时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由台籍人士担任这个职务,且国民党中委和中常委内的台籍人士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1992年12月,台伪立法机构举行重新选举,原来从大陆来的一些“委员”或去世或退休,因此全部“立法委员”都由台湾居民选举产生。
从那时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两岸不可能再“一家亲”了,“老朋友们”纷纷离去,只剩下满眼尽是“新敌人”。
除了武统,别无出路。
因而,佩洛西也好,佩洛东也罢,纵使这位美国老妪是一篇终章的首页,但与整部中国人民的解放史诗相比,已然窜访又窜逃的她不过是沧海一粟。
美帝国主义利用台湾问题进行红线试探和反复撩拨,这不以某一个政客的言行为转移,真正决定进程的只能是我们内部的政治姿态是否高度统一。
操纵中印关系、中日关系、英欧关系、俄欧关系乃至中俄关系和日韩关系,美帝的离岸拱火思路自20世纪初开始就没有、也注定不可能改变。
所以,虽然不反对将台海问题纳入全球视角来看待,但是正如1958年毛主席炮击金门不与赫鲁晓夫知会那般——这是中国内政框架内的议题,和你苏联无关,故而无需你的知晓甚至“许可”。
台海问题永远是关起门来的私事,既是私事,自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论是对岸还是大陆。
勿忘毛主席在1939年6月30日的话: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中国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
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还原最真实的历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中的《官兵是不平等》的。
近年来,作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先后采访23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35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老百姓亲眼目睹:
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xviii]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1937年至1945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诚。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阶级报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抓判杀绝,采取:
一是:批判、斗争、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开除公职。
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
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的阶级报复、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复仇的残酷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亲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
例如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来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
而且对‘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
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斗争、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开除公职,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走资派们篡权后,为了忽悠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颠倒黑白的谎言来误导人民群众。打左灯往右转,实现走资派和右派们瓜分国有资产,各个大走资派和大右派们都成了如同《中华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陆的走资派和右派们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个富豪家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斗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走资派和右派们簒权上台,走资派和右派们先富了,拿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盘散沙的四处流浪去找工作的农民工临时工。走资派和右派们和国民党的《还乡团》又回来了,反对《文革》,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进行残酷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和复仇。这就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
《统一台湾》是大陆走资派习近平的“中国梦“。习近平实现了这个“中国梦“之后,就可以“皇帝“做到死,名留青史。
习近平要《统一台湾》,在大陆,习近平依靠的是留下大陆的原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放出来的国民党的《还乡团》己经模行霸道了四十多年了。《还乡团》们掌权后世袭子孙成了权贵阶级。
习近平要《统一台湾》,在台湾,习近平依靠的是己经过气了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特色政府以种种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总是乐于不停地宣扬“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的政策倾斜,来招引台湾国民党的《还乡团》。在大陆剩削工农。
然而,习近平要《统一台湾》的中国梦,靠几个还乡团能《统一台湾》吗?且不说大陆的低层人士在走资派和国民党的《还乡团》以及右派资本家权贵的严控下不敢发声。但有两关要过:
一是美国。
二是台湾民进党。
靠几个还乡团能《统一台湾》吗?
想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及低层群众将国民党成立的《还乡团》都关进了牢里。
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成立《还乡团》,迫害百姓,鱼肉乡里,比日寇还残忍可怖。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句话在年轻人眼中,可能只是影视作品中一句有梗的台词。
但在老一辈人来说,这句话是一段非常血腥恐怖的记忆,甚至比日本侵华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汉三正是《还乡团》的一个缩影。
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表了《关于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与民众自卫队及难民还乡团的联系办法》,《还乡团》正式成立。
所谓《还乡团》其中就是一些地主恶霸,因为在土地革命中,红军把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穷苦的百姓,这些地主乡绅对红军恨之入骨,很多人都跑到了国统区寻求庇护。
有些地主土豪甚至为了和共产党作对,甚至加入了日本伪军,借用日本侵略军来杀红军及其亲人。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不仅不管,反而感觉这些地主是对付共产党的利器,因此成立了“难民还乡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给这些落魄的地主提供枪支弹药,并且给他们派去了教官。
蒋军司令汤恩伯还给《还乡团》的人训话,叫嚣要打回苏北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县都有一到两个团的《还乡团》。
这些人也不光是地主,也有土匪恶霸、罕见走狗,总而言之,只要是能给红军使绊子,就算是条狗,蒋介石都要牵过来咬红军一口。
对于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国民党应接不暇,毕竟当时中国的基础还是农村,并且共产党在百姓中口碑非常好,即便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百姓们也愿意帮助红军。
《还乡团》成立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占领一处乡镇,就会让《还乡团》留在当地驻守。
这不仅给红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还乡团》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恶霸,《还乡团》们鱼肉百姓,欺男霸女,给老百姓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还乡团》对百姓非常狠,甚至有些比日寇都残忍,《还乡团》们对解放军分的土地不屑一顾,并且挨家挨户清算帮助过红军的人。
并且,《还乡团》继续搞老的那一套,强抢百姓土地,然后让穷人们租用,以此来收缴粮食。
1946年,江苏一处《还乡团》一夜之间逮捕了108名村民,当天就活埋了30人。
烧房子,吃绝户,搞灭门,《还乡团》无恶不作。
1947年,《还乡团》在郯城杀害了2124名革命干部家属,关押了10152人,侮辱妇女,强征兵役更是不计其数。
《还乡团》的作案手法也非常残忍,电刑、活埋就不说了,甚至还搞起了剥皮、炮烙柱、点天灯等极为残酷的刑法。
这可是对待自己的同胞,《还乡团》都能采取如此手段,由此可见《还乡团》已经完全泯灭了良心。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还乡团》作为国民党在基层的“代理人”,自然为国民党反动派积累了一系列的“好名声”。
也正因《还乡团》的暴行,人民群众纷纷倒向红军的阵营,至少在红军这边,他们能吃饱穿暖,保证“耕者有其田”。
很快,国民党反动派就轰然垮台,《还乡团》也遭到了百姓的清算。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6park.com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八路军著名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66口人,几乎被灭了门。徐海东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蒋介石和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因为从大量历史资料来看,当时的时代和历史事实绝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胆假设和求证的那样简单、平和,蒋介石本人也绝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颂德的那样温良恭俭让。
当然,今天重提这些历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还原历史,澄清史实,以正视听,避免某些历史细节被人随意戏说、瞎说和胡说,进而使某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维持现状》是美国期许的。谁敢不听?谁有胆违背?大陆走资派习近平听美国的。过气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听美国的。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听美国的。接着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赖清德也是听美国的。
为什么要《维持现状》?因为美国要《对台军售》。美国军队满世界驻军,用过的大量二手军火如何处理?都扔太平洋?美国人可聪明了不会扔掉的。还可赚钱。台海两岸分治,台湾可是个听话的买家。美国将二,三手军火卖给台湾每年可赚不少钱。美国卖不了的二手军火还可以援助乌克兰等国家。何乐而不为。《统一》?梦想吗。走资派习近平实现了做皇帝的梦想。还梦想《统一》台湾名留历史。可事实呢?美国不同意两岸《统一》,走资派习近平的梦想能实现吗?
当前,或许也已经确实到了必须要“抛弃幻想”的阶段,域内域外形势皆不容乐观,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条去“维持现状”,恐怕历史性重任的实现会被继续推迟,遥遥无期。
去年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及《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官方层面对台政策最全面调整。
该法案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虽然当中部分条文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骑脸”味儿依旧浓郁。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审议曾被两度推迟。
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表决显示了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并认可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时,《法案》原有条文曾要求驻美的准外交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更名“美国代表处”……
并且,《法案》原本还要赋予台岛“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经修订后改为在军备移转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并计划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资金(修正版则强调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且加码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个月前,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窜访我台湾省,重申“美国对台支持”。
当时的窜访团成员还包括美众议员加勒曼帝、鲁文索、贝耶和罗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刚刚窜访台岛,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落地台岛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此时还依然有人继续对“和平统一”、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与所谓“岛内中间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实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国内,极多数的人群四十年来实质上从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纵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成了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来也从未尊重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湾省的领土归属。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岛安全担保写进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还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的适当行动。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该法却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粗暴践踏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内政。
关于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该法案第四条的所谓“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又规定:
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当局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即,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当局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该法案对对中美关系以及我们的统一大业造成着负面影响,堪称埋雷。
同时,作为对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此前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思路的践行,诸多时代性的对台方略纷纷出炉。
比如,1981年我们制定的“叶九条”,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对台军售问题签订《八一七公报》。
以今天视角重新回溯看待,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含糊的公报:
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均无精确定义,“逐步减少”、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基准是什么,全都没有指定。
尽管美方声明放弃长期对台军售,但也没有说明长期”有多长;虽重申“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也并没有设立明确期限。
而就在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仅一个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里根指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这位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会见台伪总统将经国,对台提出“六项保证”。
大致内容为:
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不会在北京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间人,不会施压迫使台湾与北京展开谈判,不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庆氛围”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人民军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们的热情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遵循着“扎根本土,深耕台湾”的方略,蒋经国集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公开对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国一次性交付台岛48架F-5E/F战机(价值1.6亿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导弹(价值3200万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岛1013枚BGM-71拖式导弹与49具发射器、5套改良型鹰式导弹、284枚MIM-72C檞树导弹、14辆M110A2自走炮(价值2.83亿美元)。
在《《还乡团》的报复残杀毛发耸然》博文的评论中:“建议了解一下文革中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认真的去《了解一下》了。
在《维基百科》中介召:“道县事件,也称道县惨案、道县大屠杀,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湖南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在内的10余个县市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又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死者绝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权划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五类分子(3576人)以及他们的子女(4057人),还包括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参与了大屠杀。湖南道县屠杀还直接影响了1968年的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没法去核实真假。以“信“为准。
不过,在《了解》过程中: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在控诉声讨《文革》中的“大屠杀“。
搜索了几十篇《题目》都是相似的。而作者有不同:
《文革杀人- 共产暴政录:湖南道县大屠杀》大纪元新闻网。
《湖南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 明镜书刊》RFI。
《从湖南道县大屠杀看文革中的两派 - 万维博客》万维博客。
《文革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大纪元新闻网。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纽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
《黨性殺人無法無天文革道縣大屠殺| 兩岸| 重點新聞》中央社 。
《从机密档案看道县地区的文革的大屠杀》阿波罗新闻网。
.........几百篇。
难得见到一篇:《文革中的武斗与“阶级敌人”、保守派——《道县大屠杀》读后感》乌有之乡。但打不开。显示《404》。
这是在互联网上的现实。可以理解。说明实际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每一个部位里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可恶的是《走资派右派还乡团》们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走资派右派还乡团》们自己口头上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但在行动上可狠得很。例如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屠杀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六四时邓以为造反派和红卫兵又回来了,就动用军队开枪镇压。
《杀人》不是就在文革中发生过。更不是毛泽东发明的。
对于《杀人》古今中外都存在。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几千年《杀人》到现在。以巴战争,俄乌战争每天都在《杀人》。中国古代的皇室兄弟之间争皇位要《杀人》。换朝代要《杀人》。
今天的海峽两岸杀渔民就不是《杀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高呼:“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了吗?渔民的命不是命?只有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命是命?建汉《了解一下》四十年来台湾方杀了多少大陆渔民?
对于《杀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恐怕无人能正确回答。
但在中国近一百年来,《杀人》都是有文字记录的。显然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中的各自的阶级立场不同,各自都将对方的《杀人》说得严重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你该相信哪一个阶级阵营里作的宣传。
作为一个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讲,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和社会实践来辨别内容的真假还是可以的。比如有的《杀人》是骗不了后人的。
如说走资派邓小平六四没蒋介石国民党?恐怕邓小平的儿孙也不相信。
蒋介石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各自都有记录。蒋介石国民党方作为战功来记录的。反证了《杀人》的事实。
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的《杀人》也是要去邀功的,都记录在案的,想懒也懒不了的。
而文革中受到批判斗争过的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等,在文革后都放出来后说的,水分就很多了。
就拿邓小平来说,《永不翻案》还有谁会相信?以此类推,邓说:江青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莫说别人不信,就是邓自己信吗?
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革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十分激烈,当然有《杀人》。
有武斗,就会有《杀人》。
站在《走资派》立场上,攻击《文革》,能理解。
站在改革开放后被下岗的工人,四处乞讨式的农民工临时工,被跳楼的富士康工人及工人亲人的立场上,他们不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什么没有把邓小平等走资派杀光?
事实上,从古今中外的领导人看,毛泽东是最少《杀人》的一个伟人。这方面在这个博客里曾发过许多博文说过的。有兴趣可翻看。
当然,沒有这立场去看。也是正常的。人各有志。
这就是阶级斗争。
走资派邓小平上台后杀人少吗?
只是各时期被杀的人不同而己。
可恶的是,现在的走資派一边杀人,一边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忽悠谁啊?
美国说《不》习皇统一梦会成吗?过气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过气的台湾国民党朱立伦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下届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台湾民众党柯文哲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大陆走资派习近平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如听,一是会听话的!美国说《不》习皇统一梦会成吗?
如果说对台军售,还只是拿台湾当棋子。那么美国亲自将美国的军事力量嵌入台湾岛内,则是美国对台湾岛的战略重视程度,以及台湾岛之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地缘价值拔升的事实体现。也是美国执政当权集团开始撕下画皮、歇斯底里“保卫”台湾岛,这个东北亚反对共产党的前沿阵地的事实体现。美国才不管走资派们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就如俄罗斯普京一样不是共产党,但美西方要《打》你,一样作为敌人样的“共产党“为目标来打击。中国走资派习近平也一样待之。
2021年6月,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苏利文和昆斯三人(一个共和党配两个民主党)就已经高调窜访台湾,且是乘坐C-17军事战略运输机而非惯例的C-40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军民两用机场)。
美方当时的说辞是“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根本没有携带哪怕一剂疫苗来岛。
这就是单纯的政治挑衅举动,并非卫生事务行为。
台岛当局的伪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当日屁颠屁颠、流着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机,台当局伪领导人蔡英文随后也在台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与美国人会面。
对此,岛内独派“绿媒”兴奋炒作,称美国客人乘坐军机首次抵台,“意义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就已经率领代表团抵达过台湾。
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台的白宫内阁官员,在两年前时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白宫内阁成员。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得到参众两院通过后,正式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与台湾交往法》,也就是台岛岛内称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该法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另一部现行的与台岛伪府官方相关的美国国内法案。
请注意这个法案的全称:《鼓励美国与台湾间所有层级互访与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许台岛伪府的官员进入美国,并在允许与美国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内阁机构官员会面;它还鼓励驻美国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任何台岛伪府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一切正式活动,并使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岛伪府高官参与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从《与台湾交往法》开始,美帝国主义就已经是毫不遮掩地在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踩在脚下了,理论上已容不得中国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这样的论调,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墙”的范畴,而是已经事实站在了美帝国主义的角度,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喊话与诱降:
所谓“坚决避免和美国滑向对抗”,此等怯姿简直连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义上还敢出诏“宣战”,胡某人此番嘴脸,已足以同蒋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对标媲美。
百余年前的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但是,毛主席则在1937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农阶级向世界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现实也证明,投降和妥协绝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领土的图谋进犯,反而会给国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时代级损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9年珍宝岛战役以及三次击落美军侦察机,给予新中国的宝贵经验。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气宇轩昂的话语至今听来仍铿锵有力:
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
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就在那仅仅三年前,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刚刚采用机动设伏战术,一举击落了U-2飞机!
那也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击落敌机,振奋了国人,当时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赞赏!
此前,美国利用U-2飞机进行空中间谍活动已有多次,先后侵入过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上空采取照相侦察、气象观测等侵略行为,是冷战时期美国获取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钢少气多”以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论,经考虑,中央军委批准了空军“用游击战打飞机”的方案,最终取得奇效,从此长空无虞。
就在我们打下美机不过两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媚美恐美的苏修当局还对“不听指挥、一意孤行与美对抗”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
他们在各兄弟党同志们的面前对中方当众叫嚣:
列宁同志得揪一揪中国同志的耳朵!
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方面予以尖锐反击:
列宁同志如果能揪我们耳朵,说明我们离列宁同志还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宁恐怕想揪他们的耳朵,都找不到他们了!
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之论调,站得住脚吗?
如若软弱,美帝国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会合力将你围剿;而如若抛弃幻想、独立自主,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主席,从来可曾有过恐惧和妥协?
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昔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堡垒的中国,在苏联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异类”——宛若今天铁骨铮铮的群众,在以胡某人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异类一般。
然而,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机十年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已然拥有了原子弹的中国,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郑重承诺:
美国会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那一次,这位美国总统飞抵北京时,我们是用这样的标语欢迎他的:
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场面,在胡某人看来或许又要被批判为“激进、对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从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对蒋介石军事集团穷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请求”,以及美帝国主义包藏祸心的停战调停,在党内和社会上部分难断形势的群众、商贾、民主党派人士的嘈杂喧嚣声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断用一纸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凝聚了人心共识、为闪亮巍峨的新中国政权敲响了初生的钟声: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
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团结,绝不是盲目地扩大化迎合。
为了反绿而拥蓝,最后只会将自己的「红」污染得褪色难净。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有过精准点明: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斗争哲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哲学,如列宁所言:
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妥协、投降、噤声…这些能够实现团结吗?答案显然无需多议。
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还是要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讨教,1964年7月,主席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拨云见日:
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