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红帽子

今天，台湾国民党几近灭亡。马英九阿Q自嗨：“我们国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执政八年，没有让“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如今过气了的马英九能成吗？是不是要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扶》一下这个“爱中国爰台湾“的马英九国民党在《五二0》宣示求职上台执政实行“和统“。

走资派“特色党“也改名为《国民党》。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还证明不了《国民党》是什么习性？四十多年走资派的《患台政策》喂饱了台湾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了吗？

国民党在强大时容不下共产党。如今失势了还“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国民党的“国家“在哪里？

马英九掌握着全台最高机密，这次能与走资派习近平实行“和统“吗？以满足走资派习近平“和统“的梦想。

也让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

不过，国民党和走资派习近平“和统“了，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了，会不会也要在全中国继续屠杀共产党人。

蒋介石国民党流亡台湾时期，继续屠杀共产党人，或是同情共产党的平民百姓。几十年使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多行不义必自毙。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49年10月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退守台湾，在这期间他除了在大陆展开全面的破坏行动，还指挥特务部门在他曾经的陪都重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

渣滓洞里的大屠杀：

1949年11月，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命令毛人凤将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速予屠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与屠杀。毛人凤接到命令后，派保密局第六处副处长徐钟奇到重庆清理该所人犯，除释放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外，最后报蒋介石批准屠杀的共30余人。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令陆景清于同月25日执行屠杀。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庆解放前夕实行了两次大屠杀，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杀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杀了革命人士42人。这42人都是中共干部及党团员，有工委、市委、地委、县委及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革命人士，是于1948年春由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和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合作搜查《挺进报》，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由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杀了100人左右。徐远举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会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

郭旭对屠杀时的场景进行了回忆：“先将该所判处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当机关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当时没有被打死的被火烧死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连刽子手钟铸人都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关枪射扫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大规模暗杀：

国民党还对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1949年年初，蒋介石、毛人凤炮制出一份暗杀名单。在这张名单上，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龙云、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时间，国统区暗杀行动连绵不绝，人人自危。下面以杨虎城被暗杀为例，对蒋介石集团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暗杀行动作一简要说明。

蒋介石因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对自己实行软禁而对杨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蒋介石杀杨虎城的决心已下。毛人凤接到指示后，秘密将杨虎城运往重庆。他们杀害杨虎城的办法及过程极其残忍。

杨虎城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挟持着一同上去。……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调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义必自毙。1950年，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岛飘红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开始遭到破坏。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商议，尽快想法让身份暴露的同志内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枪杀。

蔡孝乾被捕后最终叛变投敌，这位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国民党。“台工委”诸多分部被一一破获，四百多名地下党人被其供出、抓捕。

国民党对吴石的怀疑，开始于蔡孝乾首次被捕时的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字样，国民党情治人员立即扑向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的住宅，并从其房间搜出签发给中共女特工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被捕，时间是1950年3月1日。

其实，吴石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之前已将大批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朱枫由香港传到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案”牵涉的人员大都被投入了监狱，受该案牵连而被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联络人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国民党情治机关曾多次在台大医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1950年9月，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这是“台大医院案”。

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最终全体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决无期。此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七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传阅中共文件书籍，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死刑。此为“桃园事件”。

还有发生于1950年3月的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案”。据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蒋介石与台湾》一书披露：台湾当局深恐官营企业高级职员受到主管负责人已投奔大陆的影响，特向最大的糖、电企业开刀，杀鸡给猴看。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状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也均遭杀害。刘晋珏的罪状是其子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才来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据资料披露，抗战时期“抗日义勇队”队长，当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牵连被枪杀;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语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秦风在《岁月台湾》一书曾披露这样一个插曲。那些被禁监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东十八海里的绿岛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囚徒共有三个大队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杨。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他们天天被重复“洗脑”，过着没有自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生活。

诞生于1954年夏天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唱遍了包括绿岛监狱在内的台湾每个角落，这首歌曲调优美，人人会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