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个民族的苦难，往往就是从毁灭英雄开始。一个民族的兴起，往往是跟一个英雄的诞生开始。华夏的多次绝处逢生，是因为有英雄辈出。匈奴的兴起，始自冒顿单于。蒙古的雄风，来自成吉思汗。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国的争权，实际就是两个痞子的战斗，却被赋予正义和崇高的意义，因为美国是因为此战而独立。

一个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于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自立不起来的民族，最终会走向消亡。一个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民族意志的民族，他也只能在饱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为什么历史会循环？为什么一个统治秩序只能维系几百年？为什么老的权贵会在仇恨中毁灭，新的权贵又会走老权贵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难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被称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刘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后者则为暴君，他们，实际是历代的儒家嘲讽的对象。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数时期是权贵之间的游戏，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尧舜的“禅让”，对于破坏秩序的农民起义，总是讥为暴民造反，儒家从来不反省统治者的罪恶，不反省自己理论的缺陷，却仇恨底层人民的反抗，扼杀底层人民的生存，实际上扼杀了中国人思维的进步。

儒家。从理论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狭隘的，历史的循环，就是儒家的没落导致的。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论天下，直面的就是中华兴亡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无法企及的思想，他属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只有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来，毛泽东独立的人格，注定了未来中国不可阻挡地要走向崛起。

那个蒋介石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满嘴仁义道德、内部安葬龌龊的人物，自然被遗弃在台湾，继续在日记中自淫。

毛泽东的后半生，一是坚持不懈地在致力于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二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阻止共产党的变质和共产党干部的蜕变。正是因为这两点，让1957年就决定要退休去考察黄河、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一直为人民站岗到生命的终结。《文革》的诞生。

毛泽东给予人民以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人民监督合批评政府的权力，人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工人、农民成为了政府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可以直接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因为监督和批评政府，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力。

毛泽东用人民民主的办法，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复辟和GCD的蜕变。毛泽东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起比较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到了极致，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延伸到偏远的乡村，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干部跟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学习，黑恶势力销声匿迹，劳动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儒家幻想了几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达不到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资本是一个逐利的东西，是一个逐利的没有理性的怪物，谁控制了它，它就为谁创造财富，为谁构造美好的生活，别的人，都是它剥削的对象，就只能是穷人。由于资本本身的世袭性，资本建构下的一切权力，就都是世袭的。资本与社会公共权力结合，会创造出最大的利润，所以资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与权力结合的机会，最后是权力也会变成资本的附庸，所以，资本控制下的权力，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与媒体结合，可以制造出有利于资本的舆论氛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资本却可以轻易做到，资本控制下的舆论，可以让你失去判断能力，跟着造就的舆论导向一起走，你永远不可能看到真相。

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控制和节制资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资本为私人控制，即实行私有制，资本就只为资本家服务，满足资本家的私利，它就会永远给大多数人制造贫困，与大多数人为敌。民主、平等、公平、正义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资本下，大多数人，就是生产的奴隶，命运不如一台机器。资本为社会控制，即实行公有制，才能保证资本为大多数人服务。才会有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才能够成为人。

在有钱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时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预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