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中不开枪镇压底气在哪

同《四五》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武器是《群众专政》，亦称《无产阶级专政》。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个个都是一个《兵》，一个《民兵》。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做不到的事情。更是《警察世界》社会里办不成的事。文革中的《乱》，是《乱》走资派和右派，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没有《乱》，他们《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斗私批修》，他们同《四五》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集体在《四五》中不开枪镇压的底气所在。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二）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故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敌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曰，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教。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