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熟悉的自主品牌都去哪儿了

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那些熟悉的自主品牌都去哪儿了？如永久自行车、风凰自行车、上海手表、上海海鸥照相机、多种型号各式各样的收音机.....中国自主品牌都去哪儿了？

上海海鸥照相机的诞生：一个经典中国品牌，往往起始于一个非凡的使命。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的国防、公安、新闻、医疗、科研、体育等领域急需国产的高级单反相机。在工业基础力量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上海照相机厂临急受命，在1964年研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高级单反相机——上海DF-7型。

1949年5月，上海市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要求把包括照相机在内的几个轻工产品搞出来。1957年初，组建了照相机试制小组。试制小组选定以德国莱卡3B型35mm小型相机为样机，并开始动手试制，其中的摄影镜头采用了长春光机所设计的F1：3.5f, 50mm镜头图纸。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1月24日全部自制的第一架“上海"牌58-Ⅰ型35mm平视取景照相机诞生，1月25日《解放日报》对此做了专门报道。以此为起点，上海照相机工业进入了有计划的建厂阶段。

1958年3月，上海照相机厂在延安西路716号宣告成立，由张亚民同志出任支部书记兼厂长，吴绍英同志任副厂长。1958年全年共试制成：58-Ⅰ型、58-Ⅱ型35mm小型照相机两种，58-Ⅲ型120折叠式照相机、58-Ⅳ型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及S-Ⅰ型小型曝光表。

1959年全年试制成的新产品有59-Ⅰ型35mm框式取景照相机、上照一分厂的三脚架、S-Ⅱ型小型曝光表、上照二分厂的201型、202型120折叠式照相机。

1960年 ，60-Ⅰ型35mm单镜头反光照相机试制样机二台。58-Ⅱ型相机经过二个多月的改型设计，进行了设计鉴定。上照二分厂新产品201型、202型照相机投入生产。

1961年 ，58-Ⅱ改型第三架试制样品进行鉴定。上海照相机厂派人支援二分厂204型照相机的试制和生产。轻工业局决定将204型照相机改由总厂定型为中级方镜箱来投入生产。 58-Ⅱ结束生产。将58-Ⅱ相机改型定名为7型照相机，进行批量投产鉴定。4型相机进行考核试生产。
1963年，上报7型35mm单镜头反光照相机设计试制任务书。（原来由58-Ⅱ改型定名的7型照相机停止投产准备。将7型型号用于35mm单反照相机。）4型照相机正式开始投入生产。 根据轻工业局陈克奇局长的指示，将十台4型照相机送广交会展出。市轻工业局受轻工业部委托召开203型照相机的鉴定会。上海《日本工业展览会》期间，日本小西六写真工业株式会所秋山静一营业技术课长来厂参观。

1964年 ，7型35mm单镜头反光照相机进入设计阶段。4型照相机第一批出口在广交会成交300台。上照二厂新产品203型批量投产。4型照相机在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被评为三等奖。7型照相机试制第一台样机，厂内进行设计鉴定。

1965年，上照二厂205型135平视取景照相机试制样机新产品鉴定。

1966年，上照二厂新产品205型照相机小批量投产。DF-AB型35mm专用照相机试制鉴定。

1967年，上海市轻工业局布置“DF大暗盒"增加计时装置，并进行试制和小批量试生产。DF/f500mm长焦距镜头进行选型设计。DF型照相机（由原7型改称为DF型）开始小批量试制。根据产品出口需要，将“上海牌"改为 “海鸥牌"，自1968年元旦启用。

1968年 ，4A、4B型照相机批量投产，4C型照相机完成试制。

1969年，第一批DF/f500mm长焦距镜头试制完成二台样品。根据国家计委指示，上照二厂将200名职工及205型照相机的全部生产技术，包括设计图纸、工艺装备及专用设备等，支援内地建设筹建江西光学仪器总厂。中央电影工作会议下达研制高级照相机的指示,由上海照相机厂和上海照相机二厂分别承担东风-20型(代号6920)和红旗-20型照相机。东风-20型相机完成设计图，开始安排试制。4C型照相机投入批量生产。

1970年第一台东风-20型样机送北京。第二批东风-20型样机送北京。

1971年，美国《现代摄影》杂志连续三期刊登文章，评价中国生产的六种照相机。

1972年，《外贸商报》第54期刊登题为“我国照相机在法国市场的反映"，李先念副总理就此作出批示：“应当严格质量，否则不生产、不出口"。红旗-20型照相机设计鉴定。

1973年 ，在《全国电影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作指示：“照相机是哪个部门管的？我国的照相机太少，外贸不能满足，国内也很需要，不仅要数量也要质量。上海怎样搞，搞多少，要具体研究"。一机部仪器仪表局发函：根据周总理“在上海照相机厂试制周福占建议的超广角照相机"的指示，由上海市轻工业局安排在上照厂进行试制。

《文革》中上海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工交组《关于上海照相机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松江华东警校旧址扩建上海照相机厂。国家计委发文《关于审批照相机工业“四五"规划和1973年计划的意见报告》批准上海照相机厂迁址扩建项目。一机部仪器仪表局于11月在北京举行《全国照相机产品质量评比》，海鸥4A型、海鸥203型相机，结构可靠、各项指标基本上达到部颁标准的要求。

1974年 ，在国家计委与一机部仪器仪表局主持下，关于引进DF主体生产线项目在北京与日本三协精机株式会社举行技术谈判和贸易洽谈，上海照相机厂计人杰、唐大昌作为中方代表参加。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电影、电视、照相工业会议》，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副总理关于照相机的一段批示：“照相机如何发展，要作一次检查，也要象电影那样迅速发展。这个产品国内外市场都很需要"。上海轻工业局钟表工业公司与常州轻工业局达成关于将202型照相机移交常州照相机厂生产的《202照相机移交协议书》。

1975年《DF主体生产线》全部设备运抵上海，并于5月底自行安装调试完毕。一机部仪器仪表局发出《关于安排内测曝光表和电子快门照相机攻关计划的函》,规定由上照厂负责DF照相机加装内测曝光表、上照二厂负责135电子快门照相机的攻关项目。

《上海牌手表》，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大陆的一个手表品牌，于1955年推出，其出產的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块细马手表[a]。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曾佩戴过上海牌手表，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国表”或“中华第一表”。

上海牌手表最初采用的是楼宇型标志。据标志设计者陈家昌介绍，他受上海大厦造型的启发，把“上海”两个字巧妙组合起来，呈下宽上窄等腰三角形结构，体现自强不息、傲然崛起的内涵。后来，上海手表厂工程技术人员汪瑗从毛泽东题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两幅手工艺迹中，分别采集了“上”和“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海”字进行组合，即为现在的上海牌标志。

在上海牌手表诞生之前，上海有生产粗马手表的能力，但粗马是用钢丝做成的，由于结构工艺简单、精度差，只能用于闹钟、秒表、定时器。1954年，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李富春在上海视察时提出：“我国有6亿人民这样大的市场，手表工业大有作为。希望上海能生产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1955年4月，上海钟表行业的几十名师傅联名给中共上海市委写信，希望能够制造中国人自己的细马手表，后市委公开回应表示支持。同年7月9日，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与上海钟表同业公会组织大光明钟厂、中国钟厂等13家钟厂和建国仪表厂、华康钟表材料行、慎昌钟表店，以及艺星、和成、华成、中苏等4家工业社，加上6名从事钟表修理的个体技工共58人，组成手表试制小组。第一次计划试制的是12只仿瑞士“赛尔卡”细马防水手表。第一批试制的长三针（17钻）细马手表150只零件零件由参加试制单位和人员分头制造[6][7]，大光明钟厂工程师曲元德研制小钢马，中国钟厂工程师阮顺发承担主夹板试制。但这些手表是用做琴用的音簧铜片、雨伞的钢丝骨、缝衣针等原料加工而成的。9月26日，第一批18只细马手表在上海试制成功，这些手表打上了“第一批试制”、“中国上海”的字样。

1956年初，上海轻工业局开始筹办上海手表厂。同年9月，第二批18只手表试制成功，并命名为“东方红”和“和平”牌。

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7月1日，第一批100只上海牌手表在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试销，型号为A581型，寓意为“1958年第一种机芯”，售价为每块60元人民币。试销当天，100只上海牌手表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还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的登记人数就超过1000人。当天《新民晚报》还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标题为《第三百货今晨顾客盈门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该款手表亦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佩戴。后来周恩來还購買了上海牌A623日曆表。據周恩來身邊工作超過二十年的衛士長成元功的《周恩來總理衛士長回憶錄》中記述，當周恩來從报纸廣告上得知上海牌生產了各種功能的腕表後，感到十分高興，還立刻購買了一款A623日曆表。此后周恩来率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代表大會，亦佩戴着這枚腕表。这块手表被周恩来终身佩戴，直至逝世。周恩来所佩戴的A623日曆表现已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手表需要凭票券购买。由于当时的市场供应极其有限，上海牌手表成为当时男士身份的象征，也是1970-1980年代中国人的结婚“三大件”之一（其余两件分别是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和蜜蜂牌缝纫机）。当时还流行一句俗语，即“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就没有姑娘会嫁给你”。

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在钟表工作生产工作会上提出了手表生产的统一规划，并组织了机械手表统一机芯设计工作。后来国产表有了统一标准，这些生产出的国产表被称为“统机表”（即统一机芯的手表），当时全国38家计划内手表厂都逐步开始生产统机表。同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了228万只上海牌手表，由此中国手表开始摆脱依赖进口的历史。

凤凰、飞鸽、永久，曾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自主制造生产的自行车品牌的三颗明珠。遗憾的是，这些曾经的“大牌”被外国品牌代替了。让外国的捷安特、美利达们后来居上。2021年，捷安特母公司巨大机械收入186亿元，而凤凰与永久的收入加起来，还不到前者的零头。而自行车皇国的中国买外国造的自行车了。

1868年，自行车传入中国，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是稀罕事物。学习难度高，价格昂贵，有能力购买的，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富商大贾。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开始普及自行车，国产自行车品牌，凤凰、飞鸽、永久是三颗明珠。三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工厂整合资源催生的新品牌。大跃进年代上海自行车厂和上海自行车三厂，开始研发永久和凤凰的新车。工厂领导和工人们通过技术攻关，国内自行车产业有了蓬勃的发展。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收音机这三样重要的生活用品，被称为“三大件”，是经济实力的象征。后来加上缝纫机，成了新的“三转一响”组合。而如今凤凰、飞鸽、永久自行车“民族品牌”都去哪儿了？

新中国经过三年恢复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老百姓都渴望能拥有自己的收音机。1952年，国家决定在南京无线电厂开辟一条完全国产化的收音机生产线，以带动电子工业发展。同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套国产收音机电子管在南京电工厂研制成功，收音机核心元件国产化的问题终于被攻破。相比之下，而后电阻、电容、喇叭、开关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就轻松了许多。次年3月25日，中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电子管收音机在南京试制成功，定名为“红星牌502型”。中国只能依靠进口外国元器件装配收音机的历史从此画上了句号。

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与收音机制造密切相关的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被列入《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中。中国的电子工业和收音机制造业随之进入了发展速度最快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第一支晶体三极管、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台晶体管车载收音机、第一条现代化晶体管收音机生产线相继问世，多种型号、各式各样的收音机开始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家庭。也是大跃进中取得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