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儿女下农村邓家子女走后门

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写信了。

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上大学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住一时期。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大儿子，因此，我暂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

“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疾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万一有一个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过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

“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猝。静候你的指示。”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至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然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里，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了延安。毛泽东送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毛岸英愿意去。

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原载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1968年，毛主席呼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层各级干部响应号召，将各自的子女纷纷送往农村。作为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

李敏的战友崔新华告诉记者，早在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中的5个人都在阿拉善左旗插队落户，受到了当地蒙族牧民无微不至的关爱。其中一位战友因病发高烧，昏迷了5天5夜，幸亏一位老大娘精心照顾，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这位战友谈起此事激动得双眼泛出泪花，情绪难以自制。

几十年过去了，这批战友现在分处祖国各地，但内蒙古人民当时对他们的关爱依旧牢记在心。为此，他们每人拿出20万元的积蓄，凑齐120万元，委托在沪的崔新华等到上海希望办办理捐款手续，用这笔钱在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建造1600平方米的教学楼等，为1000多名学生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让李讷下乡的一段历史：六十年代的一天，毛主席和8341部队的指战员合影，后来看到照片里站着一个女兵，是李讷。

毛主席便问汪东兴是怎么回事。汪东兴说，李讷是《解放军报》的总编，有资格参加合影。毛主席说，她一个娃娃懂什么呀。

紧接着李讷就被安排到江西五七干校去劳动，一段时间后，直接去农村插队，直接到农村生活劳动，完全和农民过一样的日子。

“农民在农村吃了几千年的苦，没说一句话。知青在农村吃了几年的苦，就有人就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伤痕’书。”

毛泽东：“一定要联系群众，夹着尾巴做人”。

也正是这种优良作风和教育熏陶，毛泽东的一生勤勉刻苦，为世人所敬仰，毛泽东的后代们也无一不是作风低调、做事踏实，被社会所称赞。

 “夹着尾巴做人”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毛主席喜爱读书、酷爱历史，因此生活中，他常常会用一些古话、谚语或俗语来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起炉灶”等等。其中，“夹紧尾巴做人”就是他经常用来教导周边人的话语之一。

就是 “谦虚做人，谨慎行事”。

就是“摆正位置，脚踏实地”。

就是“谦和忍让，以退为进”。

就是“不惧吃亏，甘于奉献”。

“夹着尾巴做人”涵义丰富，应用广泛，本就是做人的一门重要学问。如果真正参透落实这句话，低调行事，踏实肯干，于己于国都将大有裨益，也难怪毛主席会这么喜欢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勉励身边人。

毛主席曾说过，“夹着尾巴做人”是他小时候母亲最常教育他的话语，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牢记，不断用这句话提醒和告诫自己，切莫身居高位，就忘了人民群众，要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脚踏实地，谨慎行事。

纵观毛主席革命生涯，谦虚谨慎的态度一直贯穿始终。比如，毛主席一生对知识都保持着如饥似渴，但从不自满，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他曾说过：“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可见其治学的严谨以及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把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精神积极在党内推广，提醒广大干部同志要深刻谨记群众的力量，切莫有点成绩，就骄傲自大，不把人民放在眼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开始产生居功自傲的心理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袖及时察觉，加强党内整风学习和思想建设。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要求党内同志要保持谦虚态度，向群众学习，特别是老同志，他提出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迸取的精神。”正是这次的提醒，借用“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免了一场思想和政治危机。

在子女教育中，毛主席更是把这句老话时刻挂在嘴边。他一生育有10个子女，但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长大成人的仅有四人，分别是毛岸青、毛岸英、李敏和李讷。

虽然政务繁忙，但毛主席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导和要求，特别是在品格的培养方面。他严格对待自己的子女，为他们设立了诸多规矩，也不厌其烦地提醒，谨防他们出现干部子弟的那股傲气。

比如，1941年1月，当他收到苏联求学的毛岸英的信件时，尽管高兴于儿子在那边的优异表现，依然不忘回信叮嘱他们，不要因为他人的表扬和抬举，助长自满之气，而忘记了脚踏实地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让当时的毛岸英大为触动，也牢记于心，一生贯彻。

也正是这种家风传承，几十年来，毛主席的后代们一直行事低调，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道路。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为新中国的成长真的倾注所有，牺牲一切：爱人、子女、家庭以及自己的健康。可以说是辛苦了一辈子，也贫寒了一辈子。毛主席在生活中时刻把联系群众放在心里，把“夹着尾巴做人”挂在嘴边，严格要求自己以及身边人，坚决抵制骄傲腐败之风在身边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主席，他仍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据他身边的勤务兵回忆，他的日用品向来是能用多少就买多少，从不浪费，一件睡衣一穿就是十几年，补丁多到无法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