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地处太行山区黄土高坡，植被稀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主要集中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800亩耕地零零星星散布成4700多块，每块耕地的面积平均不足0.18亩，可想而知地块有多小。这些山坡小地缺边少堰，三天不下雨禾苗就发黄，一旦下点急雨就会把地全都冲毁。耕地面积零散而又贫瘠，粮食产量一向处于低水平徘徊。

大寨村1952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陈永贵出任党支部书记，带领58名男劳力在白驼沟打坝24道，造地5亩。1953年在后底沟打坝25道，造地25亩。1954年在小背峪沟造地8亩。1955年起先后三次在狼窝掌打坝180多道，总长7.5公里，把300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依靠农民的生产热情和集体经济力量，持续挖山填沟，修造梯田，改造耕地，连年取得丰收，使粮食亩产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长到385公斤，不仅村民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公购粮，被昔阳县推荐为全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推荐陈永贵为全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山西日报》50年代曾经发表关于大寨人战天斗地事迹的通讯报道，使大寨在山西省小有名气。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山西省委派人参加现场会，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对全省具有指导作用，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的典型事迹，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带头苦干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于是，山西省掀起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省农业生产发展。

1963年3月，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再次把大寨树立为全省农业战线一面红旗，继续号召学习大寨。

1963年夏季，大寨遭遇特大洪灾，农民房屋被冲毁113孔窑、77间房，70%的农民无家可归。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10多年才修好的梯田与100多条大坝，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180亩耕地颗粒无收，严重自然灾害给大寨造成毁灭性打击。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些救济款，扶持大寨救灾度荒。大寨党支部却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保证农民口粮不少，农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和晋中地区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能做到这“三不要、三不少”，有些干部认为陈永贵是吹牛皮。

1963年下半年，大寨群众在陈永贵带领下，以无比高涨的干劲，白天抢修梯田、抢种庄稼，晚上重建房屋，经过几个月苦干实干，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大幅度增产，亩产量平均达到７００多斤，总产量达到２０多万斤，不仅群众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１２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得整齐划一，更加牢固，确确实实创造出了人间神话。

《人民日报》1963年8月3日发表通讯《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称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

山西省委派干部到大寨进行调查总结，树立大寨为先进典型。省委1963年11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号召党员向陈永贵学习。全省再次掀起学大寨、学陈永贵的新高潮。

《山西日报》记者郝战敖去大寨采写成一篇大寨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报道。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将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这份报道修改以后送给分社副社长马明审发新华社通稿。马明看了以后，叫来四五名记者，一起讨论这篇报道。记者们一致认为大寨这么好的典型，不能光发一条消息，应派人去北京向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推荐突出报道，还应配发社论。随后，新华社山西分社派冯东书与范银怀两位记者去北京，两人到了北京就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宣传鼓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穆家军、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庄和副主任何燕凌，都对大寨经验非常感兴趣。其中何燕凌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分管社论，并曾采访过大寨。

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太原开始讨论构思长篇通讯。宋莎荫提议“就写大寨这条道路。”分社遂派宋莎荫和范银怀两人去大寨采写通讯，很快写出初稿发送到北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带上福建分社社长孙明从北京乘飞机到太原，坐镇指导修改。《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刊登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详细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并配发何燕凌写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在此之前，陈永贵１９６４年１月应北京市委邀请，到人民大会堂给北京市机关干部介绍大寨经验，重点介绍大寨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依赖国家、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乘坐火车南下了解各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邯郸，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上专列，听取汇报。

陶鲁笳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特别问起“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的问题。陶鲁笳回答时，专门谈到大寨经验，说：“陈永贵领导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很见效，不久前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报告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是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大寨的干部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制度，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主席当即称赞道：“这个办法好！能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陶鲁笳还特别提到：《人民日报》2月发表长篇通讯报道大寨的事迹，还配发了社论，陈永贵1月份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１万多名干部介绍大寨经验。毛主席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材料，回头送给主席。毛主席问：陈永贵仨字怎么写？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下“陈永贵”三个字，告诉毛主席：陈永贵不太识字。毛主席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

毛主席继续南下途中，给周总理打电话，请总理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５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首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说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４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专门以大寨“三不要、三不少”为例，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调来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仔细阅读，被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是个好典型，随即打电话让陶鲁笳亲自到大寨去搞一次长时间详细调查。陶鲁笳随即到大寨蹲点２０天，写成一篇《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毛主席1964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山西省委把陈永贵和大寨的相关材料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仔细看完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陶鲁笳5月25日把《大寨大队调查报告》送呈毛主席和周总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赴大寨考察20多天，这时也写出调查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等方面肯定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又仔细看完陶鲁笳和廖鲁言的报告，高度赞赏陈永贵的事迹，充分肯定大寨经验。６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周总理向政治局常委介绍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强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1964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学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12月下旬召开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经验，使与会代表深受感动。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值得大大提倡”。这就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64年把大寨介绍到国外，使大寨的名声走出国门。

1965年初，全国农村按照周总理在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掀起学大寨运动。主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取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低产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那几年，大寨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引领作用。农民群众普遍认识到：大寨人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学习。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毛主席1965年6月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你投资多了，他反而搞不好，农业要靠大寨精神。”毛主席9月提议，要进一步宣传大寨的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毛主席10月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周总理亲自布置在北京举办“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副总理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展览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启展，展出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展览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展览，计划每个县树立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持续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

1966年8月12日发布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7年9月、1968年1月，先后两次召开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1970年8月召开北方农业会议。三次会议都以推广大寨经验为主旨。1975年9月15日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3700多名代表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300名。陈永贵致开幕词。华国锋作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普及大寨县”的号召。会议总结交流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及大寨县》。各地随即动员几亿农民依靠人力作业的方式，开展拦河围海围湖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坡修建水平梯田、修水库水渠、修田间道路等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动学大寨运动掀起新高潮。全国涌现出316个学大寨先进县、725个粮食亩产量达《纲要》县，分别占当时全国县总数的13.4%、31.2%。

1976年12月，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叶剑英1977年9月11日参观大寨以后在汇报材料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取得大丰收，正是因为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此后，全国农村普遍持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15年。

大寨的虎头山那时候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名山，1964年～1979年间，接待参观者1045万人，其中：副总理以上的中国领导人28人，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22人，国际友人25423人，国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50多人。马达加斯新闻代表团赞誉大寨是“全世界农民的首都”。南斯拉夫友好人士说：“大寨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世界人民也应学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泰国学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同世界七大奇迹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