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又摧残青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活，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毛泽东认为教育受政治和经济所制约，同时教育又对政治和经济起重要的反作用。因而，他很重视教育工作。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期，他要求教育要紧密配合革命工作，提出：“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新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则要求教育同各种经济事业相配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并对德育、智育、体育分别提出明确的要求。在德育方面，他指出，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他要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以外，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提倡深入实际，接近工农。在智育方面，毛泽东指出：学习书本知识（理性知识）是完全必要的；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统一，将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要善于思索，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改革教育方法和考试方法。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法。重视学生自学。在体育方面，毛泽东很注意增强学生的体质，除了倡导发展体育运动之外，还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毛泽东指出，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他从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思想教育三个方面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他指出，这即是革命及生产发展的需要；教育改革及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他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始终坚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他指出，要从实际出发，确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制度、内容及组织形式。

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就提出:一方面要办列宁小学、中学、师范以及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学校，另一方面要办群众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组等，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以民教民，来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办教育，指出要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发展群众教育,发展小学教育；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由于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得到蓬勃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