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洋专家们是怎么度过的?

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后,  在走资派邓小平的授意使尽一切办法搞臭文革旨意下,  在文革中受批判游街戴高帽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走资派、砖家叫兽妖魔邪怪牛鬼蛇神大师污婆公知名人都紧跟来控诉文革抹黑文革,   四十年来忙得不亦乐呼写文章作演讲出书拍电影电视剧使尽一切手段,  将文革中的一切做错的事归罪于毛泽东完全是颠倒黑白,   而对文革中取得的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于否定一切将其抹黒。对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几代年轻人,  经四十多年来的忽悠和洗脑己很成功。走资派胜利了。下面是一些文革中的洋专家们是怎么度过的?  先看这些洋专家们在文革开始时给他们的顶头上司"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

【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因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

 这张大字报被上报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作了批示,  不过当时有关部门并未向外国专家们传达“毛泽东批示”。据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国矿业学院“东方红造反队”召开的批判《修养》（即刘少奇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会上发言时的“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外办和外国专家局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毛泽东这个批示仍然不胫而走，并被红卫兵、造反派录入当时编印的各种“文革大事记”。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著名专家爱泼斯坦（从小在中国天津长大的波兰籍美国记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红卫兵们视为“外国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向群众公布了毛泽东的批示内容：“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美国农业机械专家寒春，后来在一次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谈到他们获悉毛泽东批示后的心情时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学游泳了！”

现在来看这张大字报，仍然不能不承认，大字报表现出的是外国专家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这正如当时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谈及她的“文革”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此话确实朴素而真切地概括了当时许多积极投身“文革”的人们的特点。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中阳早和寒春夫妇最有名。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28岁时到中国，希望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他在延安进入中共创办的最早的农场工作，寒春（原名琼·韩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后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放弃了在美国的条件优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于1948年初来到内战炮火中的中国，次年春在贫寒的延安窑洞里与阳早结婚。此后，夫妻俩从延安到“三边”，从陕北黄土高原到内蒙草原，从西安草滩到北京郊区，为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发展畜牧业兢兢业业工作（1987年中国政府为表彰他俩在中国连续工作40年，向他们颁发了《国际科技合作奖》）。从他们的经历可知，他们属于那种如今已十分罕见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寒春谈到了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背景：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与中国民众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为他们规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们难于容忍的则是政治待遇的变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同中国工人甚至干部的关系也疏远了。1966年5月他们被调到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以缩小与中国同事的差别，“费了老大的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9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谈到给外国专家的这种待遇是错误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长来看我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他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外国人硬被推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这两位外国专家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迫”是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他们自然将这些问题联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张胆地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于是，在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受到鼓舞，便写出了那张大字报。据寒春说，大字报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动手术，外语学院一位认识史克已14年的领导听说了，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史克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就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谁知当她出院后，那位领导却对她说：“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寒春认为，这说明干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国人的信”。

当时许多外国专家都写了“革命的大字报”。例如，北京白求恩医院英国骨科专家洪若诗开了一个通宵的家庭会议，“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决心起来造反，同中国同志一起造修正主义的反。于是，他们打破思想上的顾虑，写了一张全家署名的大字报……”。 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说，他在1966年9月初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和中国同志一齐学习、并肩战斗。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国国籍但享受外国专家待遇的美裔专家沙博里，直到1984年仍维持着当年对“文革”的认识：“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和方法滋长起来。这种现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么广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认为形势是非常严重的。”

 正是基于类似认识，为支持中国革命而来华的外国专家们纷纷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戴妮丝回忆说：“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这位在1936年就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随同丈夫来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国共产党员，也为了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两点“牺牲”：“我的第一个‘牺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党申请。这个行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身处异国，我不能与我所在的党共同战斗，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党过于听命于苏联，过多地指责中国。……总之，太‘修’了。这可能是个有意义的行动，我申请加入了一个年轻的法共（马列）。不管怎样，我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过去，有些（法共）同志对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诚引以为荣。可今后他们就会把我当成叛徒。‘叛徒’，我反复掂量着这个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个‘牺牲’相对来说容易些，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我要求降低工资，以求接近中国同志，特别是那些即将去农村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