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几亿人的劳动成果造福子孙后代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上,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坚持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  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相结合，并未对任何模式照抄照搬，可谓实事求是自立更生审慎创新，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8~1960年进行的“大跃进”的本意，是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被后人视为荒唐的全民“大炼钢铁”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计划指标超常扩大，但由于其技术性较强和拥有系统管理，中国工业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大中型工业项目2200个左右，期间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精密仪器、拖拉机、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发展迅速；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4.6亿元增加到1960年的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40多万人，也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改造和革新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第五，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大跃进”确实造成了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企业，依然取得重大发展，支撑中国经济渡过了困难时期，并在此后继续主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始终坚持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产”，因而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科学技术还获得较大发展。以1966~1976年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为例：1976年发电量2031亿千瓦小时，与1966年相比增长146%；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原煤4.83亿吨，增长91.7%；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从总量上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说，其间中国取得了氢弹核技术、运载火箭、人造卫星、青菌素、杂交稻等尖端科技的丰硕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期间中国国有企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在苏联20世纪60年代初即撤去援华专家并停止援华项目和技术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自力更生”能力。

面对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每次党和国家都是发现问题后就第一时间着手纠正解决，从而使经济重新加快发展。事实是中国经济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在此后的1963~1966年四年间却连续高增长，如按GDP计算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1968年中国经济也未曾下降，在此后的1969年、1970年中国的GDP增长又分别跃升至16.9%和19.4%，这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种出现的加倍增长，不断创造出更大更新成就，既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有力，也使中国经济保持着整体上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

历史清楚说明，新中国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探索，一直是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改革和调整中前进的。回顾世界历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失误和挫折的国家是没有的。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更多更严重。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经济波动和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不说最近的2008年源自美国的“百年一遇”国际经济危机，即使更早一些的“日本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危机”，这一系列国家所遭受的打击很多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生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新中国个别年份出现的下降和失误都不是陷入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或无路可走状况，都不过是发展中曲折的表现。有人只抓住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大跃进”、“文革”等急躁做法或错误，无限上纲，以偏概全，一笔抹杀新中国前30年所有历史成就，毫无道理可言。如果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反复发生的严重问题都不能称为失败的话，那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曲折问题称为“失败”，全面否定，是何逻辑?  倘若一定要与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相比，那么，传统公有制社会这些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及所造成的损失，真可谓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