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听说过红包，甚至亲自给过医生红包。红包对我却是陌生的。上天赐了我一个好身体，在国内和医生来往不多，没有需要。只是听说（尤其是当下）红包横行，无它地球会停止转动，每每看到听到，总是不由地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不收红包的医生们。

“举国翻腾”的年代，大概在1975年（年龄太小记不清）父亲在一个战备医院当院长（外行领导内行）。医院坐落在“深山里”（我们村里人的话，其实我们村就在山区），好像是林彪搞战备时设立的。医生都从省城来，医院很小，但科室俱全，每科只有一个医生和附近当地医院来学习的。母亲得了重病，大哥在家照顾二哥（都是小学）。我年龄太小就随她来到这个医院。

母亲当时可能是肺积水，当时公社医院无能为力，县医院一来远，二是那里的医术比不上这个战备医院的。果然住院后“老刘”（后来得知为副教授）很快就控制了病情，母亲就在父亲的宿舍休养，我们三个挤在一个房间，输液打针也都在此，这样省了住院费。母亲的病一个月后痊愈，我也因此得以更多地了解这所医院，认识这些医生们。

医院就想电影里的战时医院一样，简朴，整洁。病人称呼医生们“X大夫” ，比较熟识的称“老X”。医生宿舍喝门诊之间有很大一块空地，医生们集体劳动种植小麦，留下一小块种菜。医院食堂就用自产的粮食和菜做饭，粮食和菜因是自产不要钱，只手油和烧煤的那部分。一张大饼3分钱（大号披萨大小）。我不是医院职工，也和医生们一起吃，沾了一个多月的便宜。

医生们看我可爱（我小时很胖，虽然吃不上蛋白），都喜欢逗我。我就一个个认识了外科的“老姚”，五官科的“老田”，妇产科的“老刘” ，药剂科的“老王” 等等。我和“老姚”最熟，他给来学习的护士们讲急救包扎时用我当尸体。我也得以两次跟他进手术室现场观摩他做手术。

两次手术的病人都是我们村老乡，一个是邻居大婶，可能是乳瘤。另一个大爷也是胸部取出了肿瘤。手术都是“老姚”一个人完成，他让我站在离手术台5-6米远的位置。肿瘤取出后放在盘子里端给我看。“老姚”还到我们公社医院用那里的手术室为我的同桌女孩切除六指，为一个小男孩做“兔唇”缝合。这两次手术他本人和战备医院都分文不取，公社医院只收取了手术室费用。事后小男孩的妈妈托我母亲转交给“老姚”一些柿子干表示感谢，量不多，给“老姚”时我也尝了尝。 

其它科室的医生们也多次份外辛苦为附近的老乡服务，老乡们做多送些花生地瓜感谢。鸡和鸡蛋当时很珍贵，可能纪律要求，没见医生们收过。

后来战备医院撤销了，医生们都回了省城，内科“老刘”回到省肿瘤医院，“老姚” 和 “老田” 回到市医院。97年回国探亲时我扁桃腺增生，大哥带我找到“老田”，田叔已经不每天上班了（返聘），又是周六，简短寒暄后马上带我去了医院亲自为我检查，初步判断无碍。得知我加拿大有医保后建议我回去治疗（结果只是良性增生）。田叔硬要留我们在家吃饭，我没打扰他。他也不喜欢到饭店吃。就此别过。一再让我转告父亲到城里看他，住几天。

我想这些医生没收过红包，可能与生活的时代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