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常会想起李纯愚老师，他离世至今将近60年了。

1950年代，李纯愚是当年西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北大研究生毕业。在50年代末，反右后的拔白旗运动中，被拔白旗，发配到甘肃极贫穷的农村劳动。听说后来因体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负，看不到人生前途，服毒自杀了。

查西北师院李纯愚，居然没有查到任何信息，非常失望和遗憾，毕竟他在师院教了那么些年书。后来在2003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中，总算查到他在北大读研的记录。

我没在西北师院读过书，和李纯愚老师本来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无意之中却有缘相识，有些接触和一点点了解，也就比较关注。

前面写过，建国以后，从1950年开始，我父亲就来到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50年代前半期，我作为师院子弟，在西北师范学院附设中学读书，喜欢打乒乓球。

1956年暑假高中毕业后，我去西安读大学。大学第一年，感觉不大好，一来感觉大学里的老师教学水平普遍不高，远不如我们师院附中的老师；二来那一年学校里太多政治活动和运动，先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写大字报批判教授，后来开始抓右派，大家都没有多少心思学习；其三，同班同宿舍有一位L同学，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不仅自己积极学毛选，同时也过度关心周围其他同学的言行动态，开会学习讨论的时候，也许是为帮助同学提高觉悟吧，常常掏出他的小本子，说某某同学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过什么话，思想有什么问题，。。。。。。弄得大家都不愿意在宿舍里待，回宿舍也不想交谈。在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人倒霉了。（再次听到这位L同学的消息时，是说他在工作岗位上不幸英年早逝，由于他的突出成绩和表现，被树为青年楷模。也曾听说，毕业很多年后，他曾经向某同学表示过道歉和后悔。）

1957年暑假，我以“得了关节炎”为由，申请休学一年。无独有偶，我们班另一位王姓同学也以同样理由申请休学，他是从兰州铁中考来的。1958年暑假后复学时，我们俩和1957级学生一样，才开始读二年级。

我在兰州西北师院家里休学的这一年，有一个邻居老头正管理着位于单身宿舍（平房）区的教工俱乐部，里面有书报阅览室，有象棋、扑克等娱乐项目，也有一张乒乓球台。老头喜欢打乒乓球，我也喜欢，就常去教工俱乐部打乒乓球。在那里结识了五、六位球友，都常在晚饭后去打球。最厉害的是历史系学生郭宗（越南华侨），曾代表甘肃省队参加过全国比赛；物理系的李纯愚老师也是其中之一，他总是打到出汗为止，就脱衣离开了。

李老师皮肤白皙，个子不高不矮，胖瘦也适中，戴眼镜，比较书生气，沉默寡言，打球之外不多说话。更何况他是大学老师，而我只是一个教工子弟，大一休学的学生而已。我只知道他是师院物理系讲师，北大研究生毕业。不过那年头，北大研究生毕业的老师也是很稀罕的，所以我印象蛮深。似乎他当时还是单身，至于他是哪里人，怎么来到西北师院物理系等等，我都不知。

那一年，我还去旁听过李纯愚老师给西北师院物理系学生上的普通物理（电磁学）课，百多人的大教室，我坐在后排。感觉他讲得挺清楚，比我的大学老师好很多，又多几分钦敬。

在家休学这一年，也正是西北师院大抓右派的一年。当年甘肃省委是非常极左的，西北师院也是异常极左，西北师院的许多教职员和几百名青年学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的父亲是历史系副教授，从来与人无争、不多讲话，也不幸中招，在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一辈子家庭妇女的我母亲竟也受牵连，遭了更大的罪，两位老人家蒙冤受难整整二十年。

那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李纯愚老师，在反右中躲过一劫，却未能躲过下一年的“拔白旗”运动，他被拔了白旗，还被发配到极为贫穷落后的甘肃农村劳动。那个地方穷得没有牛（或没有足够的牛劳力？），只能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种庄稼。当时甘肃农村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他一介书生，大约体力和精神上都很难承受，加上不爱说话，无法排解，看不到前途，便想一死了之。

关于他的死，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是：那一天他把所剩的粮票油票全交给他住的那家人，请人家给他烙成饼，吃完饼，就服毒自杀了。还听说他父亲接到师院通知来到学校，一个人呆在他的宿舍里，不吃不喝，两天后带上儿子的一些遗物离开了。

我早已年逾八旬，作为李纯愚老师当年的小友和编外学生，在将近一甲子之后，写下这样一篇小文，是为纪念李纯愚老师，也是为自己心安，并立此存照。

从《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查到，李纯愚是1948年入学的北大研究生，他研究生导师是光学专家赵广增教授，有几位他当年的师兄弟，后来名气很大。他1951年研究生毕业，是北大物理系在复员回北平以后、直至建国后1952年院系调整前唯一一位毕业的研究生。非常感谢这本书的编著者沈克琦、赵凯华教授，辛苦收集、整理、编辑、刊出北京大学物理系这么多年、这么齐全的档案。

 下面是录自《北京大学物理九十年》的资料：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