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暑假后,我离开兰州的家,来到西安上大学,一所4年制大学的物理系,本应1960年毕业,却因为1957年暑假因‘病’休学一年,成了1961届毕业生。
文革前后,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算是实习,工资48块5毛(在西安地区),一年后转正,工资是57块。十几、二十年都这样,没有变过。
在当年那种低要求、低标准、低物价、低收费的情况下,一个大学毕业生工资,够做什么?
大概说来,在正常情况下(无灾无大病),按一般城市标准,双职工夫妻的工资可以用来养育两个孩子,养3个稍紧一点,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多少能存点钱,也许过几年可以添一个“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之类,那年月还没有电视机等等),或者可以在暑假出去游玩一次;若是单身,算小富,每周可以到饭店去开开荤,吃顿好的(比如在西安,就是去吃一顿羊肉泡馍),改善一下伙食,这类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最后一两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
从1960年春天起,大三,大四年级,就总感觉吃不饱。学生粮食定量虽有保证(也难免缺斤少两),油肉蛋蔬菜则严重短缺,还吃过一次包谷面和泡软了的干榆树叶拌在一起蒸熟了的散饭。很多同学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实在饿得很了,几个男生就会想些歪办法弄点吃的,吃过生物系果园里的苹果,还有不知谁在学生宿舍附近开地种的菜,生茄子,南瓜(煮熟了吃)等等。唉,想起来丢人,不细说了。
从1960年底开始,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估计很多计划项目下马或暂停,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很低。
1961年夏天毕业,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系一改历来毕业分派后再放暑假、暑假后直接去分配的单位报到的做法,让我们先放暑假回家,开学回校后再分配。
暑假结束大家返校,宿舍已经腾出来给在校生住,我们被临时安置,住在另外的地方。分配方案公布后,才知比上一届差很多。比较好的单位和留校名额不多,几乎全被党员和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那些人分掉了,我们这些家庭有些问题的人分配大都不好。
我被分配到陕西武功县, 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武功大约在西安和宝鸡的中间,除农科院外,当地还有一个西北农学院,也因此在武功设置了一个小车站。周围都是农村地方,从农科院到西北农学院,路也挺远还难走,至少要半个多小时。
后来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看到办公室门上挂的牌子“小麦所”,“绿肥所”,“棉花所”,等等的,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学物理的在这里能干什么。加上实在不喜欢那地方,就要求重新分配。当然不可能有啥好去处,最后,我选择留在西安市,那就只能当中学教师,不过,这都是后话。
话说毕业分配后已是1961年秋季。某一天,我要离开学校,去武功的农科院陕西分院报到了。60届留校、原来同班同宿舍的赵勃同学和另一位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崔文两个人送我去火车站。等车时间,看见有河南人卖烤红薯,唯一已经有工资收入的赵勃就去买来了一个烤红薯,不大的一个,猜猜要多少钱?5元!也就是说,他全月工资只够买10个这样不大的红薯!
看着这么一个价值等于赵勃月工资十分之一的小红薯,谁都不好意思吃,三个人就这么默默无言地呆着,愣着,最后还是赵勃说,咱们分着吃了吧,红薯都快凉了。
这几天,每天早餐吃点红薯,又想起了这段往事,58年了,思绪万千!没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朋友,恐怕很难想象吧。
那两年,商店里还出售一种“高价点心”(水晶饼,算是陕西特产),不要粮票。但是每斤要卖12元!所以当时还有这么一句话: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等于4斤点心加两张电影票!
还记得70年代那时1斤大米可以换8斤的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