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麻城縣建國第一農業社的1.016畝早稻，創造了畝產36956斤早稻的紀錄
今天人們對於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人們常常用領袖和群眾共享“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理想來嘲諷當年不可理喻的那種狂熱。這樣的單一解釋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着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
為什麼1958年的荒誕劇未遭到黨內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學者將原因歸咎為1957年的“反右”，他們認為，“反右”運動消滅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消滅了社會良知[1]。但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國的政治氣候。1958年是毛澤東繼續強化階級鬥爭的一年：在國際上，他主動向赫魯曉夫“叫板”，挑起了關於“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的中蘇論爭;在台海關係上，他發動了“炮擊金門”，製造出緊張的戰爭氣氛;在中共黨內，這一年是黨史上整肅出“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在民間，1958年還有過一個與經濟“大躍進”平行的“肅反大躍進”運動，在某些地區，甚至連中學生都無法倖免於“肅反”。由於內部檔案的封鎖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關這一另類“大躍進”的論述，在以往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中被長期忽略。
正是1958年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才製造了一種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失語”，並迅速地掃除了黨內外有可能反對“大躍進”的一切障礙。同時，中共原有的趨炎附勢的政治文化及其對行政管理的影響，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於是在高產指標上的層層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風。在這樣的氛圍里，如同經歷了一場互相欺騙的催眠，全中國似乎一夜間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斷能力，轉而相信共產主義福祉會瞬間降臨。這就是經濟“大躍進”得以順利推行的政治社會環境。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大躍進”期間的一切荒謬以及大饑荒出現的必然性了。
一、為經濟“大躍進”開道：“肅反大躍進”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運動
中共歷史上有過多次“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以下簡稱“肅反運動”)，比如20世紀30年代在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曾發生大規模殘殺黨和紅軍各級將領、普通士兵和工農大眾的“肅反運動”，這些事件後來都被“平反”或認定為嚴重“擴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後仍然沿用戰爭年代急風暴雨式鬥爭模式來肅清(其實是製造)“敵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即“肅反運動”)。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許多地區的“肅反運動”尚未結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2]於是，緊密配合形勢需要的“肅反大躍進”便應運而生了。
以山西省為例，根據最近發現的內部檔案，太原市領導“肅反”的“五人小組”在3月31日至4月2日召開了“全市肅反工作躍進大會”;絕大多數單位的“肅反”負責人與專職幹部皆認識到，在全面躍進的形勢下，“肅反”工作也必須來個“大躍進”，否則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肅反”可以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辦法，經過“整風”和“雙反”，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有了這些條件，“肅反”工作也可以來一個“大躍進”。[3]
在“調查工作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筆”，“要與時間賽跑”，“早上班、晚下班，犧牲工作日，一天當兩天”等“肅反大躍進”口號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單位以一天半的時間擬定出“肅反工作躍進規劃”，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保證措施”。太原市提出的辦法包括：領導幹部親自動手，研究問題，審閱材料，指揮工作，親自外出調查，甚至搞“肅反”“試驗田”;各單位在調查上要相互協作，以達到又好、又快、又省地進行調查的目的;採用小型展覽和群眾訴苦的方法發動群眾;流水作業，邊調查、邊訊問、邊定案、邊處理、邊結束。[4]太原市委還明確提出，凡是在“肅反大躍進”中定的案件，將來都不要“複查”。[5]此外，該市還大力評選“肅反先進工作者”，“在當前肅反大躍進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我肅反幹部的英雄氣概，更廣泛地開展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的社會主義革命競賽，進一步推動肅反工作全面大躍進，以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進行。”[6]“肅反大躍進”的領導者們不斷指令基層進一步擴大“立案面”和“打擊面”。例如，太原市郵電局因該局參加“肅反大躍進”的426人中絕大多數是20來歲的“新學徒”，實在“無反可肅”，因此在1958年底要求結束“肅反運動”。該要求被太原市委駁回，市委嚴令他們迅速“扭轉‘無敵論’”，進行“補課”、“扭轉局面”，其實也就是要求郵電局在20來歲的青年人中製造“現行反革命分子”。[7]
在同一時間，江蘇省也發動了“肅反大躍進”。江蘇省委在所有基層單位中對141萬人展開第四次“肅反”，其規模比第一、二、三次“肅反”的總和“還要大一倍以上”。在這次“肅反大躍進”中，據說收到揭發檢舉材料“40餘萬件”;通過全省範圍的大抄家，共搜出“反動證件”31,000餘件;成千上萬的幹部群眾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例如，江蘇省如東縣從1958年2月開始“第二次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肅反”，到1959年5月還組織了“第五次肅反”。該縣在僅17,000人的掘港鎮就“查出”了1百多名“壞分子”，逮捕了65人。[8]僅從1961年10月後江蘇省對1958至1960年間受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黨員的甄別平反來看，人數便達21萬餘人;此外還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22萬9千餘人，錯案比例達到98%以上。[9]由此可見“肅反大躍進”製造出來的冤案數量之大。
其實，在大躍進年代裡，山西和江蘇兩省並不是最狂熱的省份，其它省的情況更為嚴重。例如，據薄一波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1958年秋，河北徐水縣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推行了“全民肅反”，自上而下地分配指標，到處抓“壞人”和“消極份子”，“限期完成，送去勞改”。[10]又如，1958年在雲南、廣東等地都有過“肅反大躍進”的衍生物，即“司法(政法)大躍進”。丁抒指出：在雲南省的“政法大躍進”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4個縣共逮捕了2千人，“平均12戶人家就有1人被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在1958年內大搜捕了4次;“對於有反對大躍進的言行、又不夠逮捕條件的人，……送公安部門辦的‘學好隊’，全縣有183人進了‘學好隊’”。而廣東省汕頭市推行“司法大躍進”的口號是“清除18害”。4月的一個夜裡，該市突襲逮捕了數千人，塞滿了公安局。一天下半夜，那些未經審判的被關押者被麻繩捆綁，3個人一串，趕上卡車，送到粵北山區的錫礦、硫磺礦做苦工。幾個月後，那些服苦役的“犯人”被帶到“革命法庭”，一一宣判。一位20歲的青年因一年前被定作“右派分子”，遂被宣布為“反革命”，不容答辯便被判了4年刑。“大躍進”之前，法院系統雖然時時聽命於當地黨委，但形式上仍然在運作;而“大躍進”期間按照辦案要“多快好省”的要求，“全國有相當一部份基層人民法院，甚至少數中級人民法院、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與公安、檢察機關合併了，法院的工作實際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實行檢察長、公安局長或法院院長，檢察員、公安員或審判員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謂‘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的工作方法，一個案件從偵察、起訴到審判，由一個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給行政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工作隊去辦。事後，寫成判決書，送法院蓋個章、辦個手續就算完事。”到了1959年1月，律師制度正式取消。此後，民眾就生活在不受法律保護的社會中，一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盼天亮。[11]數年後公安部長謝富治透露：“1958年這一年，就捉了XX人，是大鎮反以後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應該捕的人。”[12]雖然筆者未能掌握所有省份“肅反大躍進”的準確數據，但讀者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出，“肅反大躍進”的可怕浪潮當時的確席捲全中國城鄉大地，深入到每個角落，這場政治打擊運動無疑在社會各階層製造出深深的恐懼。恰恰是這種政治氣氛保證了荒唐的經濟“大躍進”未遭受任何抵制地蔓延開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次政治運動中，未成年的中學生也成了打擊對象。在“大躍進”禍害最深，大饑荒持續最長的四川省，1958年春天曾開展了一場在中學生中“肅反”和“反右”的“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四川省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未能取得讓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立大功”的“成就”，李井泉便創造性地在中學生中推動了1958年的“肅反”和“反右”運動。由於“反右”運動餘波盪漾，人們普遍心有餘悸，運動的發動者即使想“引蛇出洞”也困難重重。尤其是對這些只有16到17歲、平時忙於做題、背書、打球的孩子，要讓他們“放出反動言論”，顯然並非易事。於是，在李井泉的指導下，各級幹部施以欺騙誘惑、挑逗暗示、誤導唆使等全套功夫來拖人下水。從1958年1月25日起，在成都市集中了該市全體高中應屆畢業生2,980人，進行為期3個多星期的集訓。事先，主辦者對孩子們“按進步、中間、落後、反動”4類作政治“排隊”;然後信誓旦旦地宣布，“這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反右”，還以動聽的“黨給青年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黨從來沒有讓青年去上當”的“貼心話”，來教唆被歸為3類、4類的高中生，讓他們“大膽地放，堅決地放，徹底地放”。[13]一旦這些孩子中了“引蛇出洞”之計，懵里懵懂地講出了一些主辦者們需要的話，便風雲突變，組織對這些孩子們的大規模的“批鬥會”，給他們套上“反動分子”的帽子。這一運動由成都市推向整個四川，從重慶、綿陽、廣元、自貢、內江一直到達縣、涪陵、溫江、瀘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未能倖免。據後來統計，全川各地劃為3、4類的少年超過3,200人，占當年全省高中和中專1萬名應屆畢業生的30%以上;有一個縣甚至把運動擴大到初中學生里，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黨分子”–年僅13歲!被迫害者不僅永久失去了升學的資格，不少人還被逮捕勞教，至少成為長期的“群眾專政”對象。1978年以後走上文壇的周克芹和賀星寒當年是四川省農業專科學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學的優秀生，1958年被這兩個學校分別宣布為“壞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政治上遭受20餘年的摧殘，“文革”後兩人都不幸在創作旺盛的中年相繼早逝。
實際上，除了“肅反運動”之外，1958年的中國還發動了一系列名目眾多的其它政治運動。據一位當年的西南師範學院學生回憶，“1958年大躍進，政治運動不斷，月月有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一個運動還未結束又來新的運動，上課、求學，反而被踢到一邊，好像讀大學就是專門搞政治運動，茲列舉如後：大興農田水利運動、‘雙反’運動、第二次‘反右’運動、勤工助學運動、愛國衛生運動、交心運動、拔白旗運動、吆麻雀運動、大戰紅五月運動、反壞運動、全民皆兵運動、‘四紅’運動、大鍊鋼運動、大戰三秋運動等，還有一個夭折了的學生公社運動，共計15項之多。”[14]西南師範學院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窺全豹，可以看出，這一連串政治運動加劇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恐懼感，使人們的精神面貌迅速地變得怯懦、卑下、猥瑣和沉淪。
二、掃除“大躍進”的黨內外障礙
毛澤東要通過“大躍進”在短短數年內便實現經濟上“趕超英美”，從而奪得領導國際共運的話語權，就必須掃除黨內外的各方障礙，而採用的方法還是他擅長的政治運動。1958年上半年毛在黨、政、軍、工會及民主黨派等各方面發動的政治運動，就是他為發動經濟“大躍進”所做的一系列準備。
首先，毛致力於掃除黨中央領導機構和政府部門內的障礙。他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大批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陳等人推行的1956年經濟政策的“反冒進”浪潮。周、陳、李、薄等人在政治壓力下不但一再檢討對“1956年建設躍進”的“方針性錯誤”，還主動為1958年“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的“大躍進”大唱讚歌。[15]然而，毛對這些“右傾分子”並不放心，於是在隨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增補為政治局委員。得到提拔的柯、李、譚三人馬上就成了“大躍進”最熱衷的吹鼓手和三年大饑荒的製造者。此外，毛還設立了中共中央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領導小組，通過這些黨務部門直接指揮政府機構的日常工作，在經濟建設上架空了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
與此同時，1958年5至7月，毛澤東通過彭德懷和黃克誠召開了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以汲取蘇聯軍內朱可夫事件的教訓為名，發動了“反個人主義”和“反教條主義運動”。這次軍內整肅先打擊總參謀長粟裕，後斗劉伯承、蕭克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不僅把訓練總監部的負責人蕭克、李達和郭天民打成“反黨分子”，還批判了李鍾奇、吳偉、趙陵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等十多位將領。從此，毛澤東在軍內也造成了人人戰戰兢兢的局面。
然後，毛又整肅了總工會系統。1958年5至8月，中共中央安排召開了全國總工會系統的第三次擴大會議，批判提倡“工會獨立性”的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宗派活動”。除了主要領導人賴若愚、董昕遭到殘酷鬥爭之外，經中央監委批准，陳用文、王榕、李修仁、吳平、邵井蛙、劉永生、劉健農、馮宿海、陶泊等十餘名負責人均受處分。全國總工會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秦達遠還被劃為“階級異己分子”而遭逮捕。[16]
對於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反覆被整肅的民主黨派，毛澤東仍然不放心。他發動了一場所謂民主黨派“向黨(共產黨)交心”運動，又被稱為民主黨派的“自我改造大躍進”。1958年3月16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文革”紅衛兵式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敬愛的毛主席：
在中國共產黨和您的英明領導下，我們國家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全國各方面出現了“大躍進”的新形勢。我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祖國的新形勢的鼓舞下，社會主義覺悟有所提高。現在，進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資本主義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加強思想改造，已經成為我們一致的、迫切的要求。今天，我們以火一般的熱情，在首都天安門前集會，一致通過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我們向您保證：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和您的領導下，認真改造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改進作風，交出心來，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貢獻出全部知識和力量，為促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
謹致
崇高的革命敬禮!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
1958年3月16日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負責人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督促我們向前再向前!躍進再躍進!”[18]
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進”，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共上層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徹底馴服，處處唯毛的馬首是瞻。但這還不夠，為了讓經濟上的“大躍進”在各地順利展開，毛又對省級幹部中持不同意見者開展了整肅和清洗。於是，1958年成了中共黨內揪出省一級“反黨集團”(不是指個人)最多的一年，數量甚至超過了後來的“文革”。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1958至1960年間出版過5卷本的《關於清除黨內右派分子的決定彙編》(內部文件)，共收集了黨內13級以上高級幹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材料285份，其中除了33個案例是1957年和1959年的，其他的252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全都是1958年定的案。這252位“右派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中，39人是省級高幹，對他們的定性大多是“反黨集團”。[19]除了各省市的“反黨集團”，中央各部委中也揪出了不少“右派集團”和“反黨反社會主義聯盟”，其中包括中共監察部黨組的王翰“右派反黨集團”(1958年5月，王翰原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監察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廣播事業局以溫濟澤為首的“反黨小集團”(1958年10月，溫濟澤原任廣播事業局黨組幹事、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的尚明、詹武、夏鳴“右派集團”(尚原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主任，詹原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局長兼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夏原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付局長)。這些“反黨集團”的“罪行”有幾個共同點：1、批評“肅反”和“反右”運動的擴大化;2、反對農業合作化的急躁冒進;3、對經濟“大躍進”有異議，表現出“右傾”態度。“大躍進”失敗後，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與會代表談到“大躍進”中的政治運動時紛紛表示：“實行了過火鬥爭，……在鬥爭中，一搞就找集團。”[20]這些“反黨集團”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甄別和80年代的複查中全部獲得平反，足見當年政治運動的錯謬。如果瀏覽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報》和各地省報的報道便會發現，那時隔幾天就有“反黨集團”被揪出來。在這種政治高壓下，黨內的有識之士只能噤若寒蟬。以後大饑荒的史實證明，凡是當年打省級“反黨集團”最凶的省份，無一例外地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平調風”的橫行之地，也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地區。
三、依靠酷刑、監禁與謊言煉成的“共產主義試點”
論及“大躍進”時期全國性的“放衛星”和“高指標”，人們一定還記得毛澤東寫於1958年7月1日的詩句：“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以詩觀之，似乎當時全國人民真的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而歷史真相是，這些浮誇的高產指標決不是出於大多數基層幹部和民眾的意願，而是自上而下層層逼迫、個個被迫自欺欺人的結果。當然，浮誇的壓力首先來自最高層，即毛澤東的野心和幻想。其次是一大批省級幹部對上迎合毛的幻想，對下則運用各種血腥手段逼迫各級幹部群眾提出和“實現”幻想中的高指標。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之類獻媚者更是千方百計地揣摸“聖意”，再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以達到自己飛黃騰達的最終目的。簡言之，從毛澤東到基層幹部，其實無人不知浮誇中存在着極大的欺騙，只不過“君”堅持自欺欺人的幻想，“臣”則上行下效地胡言亂語和自我催眠。
從上到下的“真話禁忌”之形成，是各省大整“反黨集團”、殘酷打擊講實話的中下層幹部群眾的直接結果。以河南省1958年製造“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為例(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珏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潘被毛澤東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直接免職)，全省幾個月內有10多萬人挨整，“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洛陽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經失常。當時趙文甫書記總結說，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21]這些瘋狂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還導致100多人死亡。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對該省政治運動和大饑荒的關係作了精闢分析：“河南省位於中國中原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這裡紅旗舉得最高，‘經驗’出得最多，飢餓也十分嚴重。河南的饑荒是從政治運動開始的。1957年7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佔全國右派分子總數55萬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幹部總數的15%。1958年又在黨內開展了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政治運動造成了恐懼和狂熱，造成了浮誇和殘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慘絕人寰的悲劇。”[22]
在用政治運動保障經濟“大躍進”的風潮中，基層的那些“衛星”和“高指標”往往是用拳頭打出來的，有時還採用了撤職罷官、酷刑監禁乃至殺戮等逼人就範的手段。例如，在河北省徐水縣這個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共產主義試點”縣(毛在1958年8月4日到該縣視察時竟然說出了“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樣辦呀?”之類昏話)，縣委書記張國忠為了落實毛提倡的“密植”，把5個有不同意見的生產隊長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先拳打腳踢，然後送去勞動改造，其中一人在3個月以後就死了。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了4,643個不支持浮誇鬧劇的幹部群眾。又如，甘肅省的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已經開始了，但省委書記張仲良睜着眼睛說瞎話，死死認定甘肅是“餘糧省”，強制推行“高指標、高徵購”;幹部群眾中誰不同意他的蠻幹辦法，省委就組織對這些持不同意見者的批判鬥爭，甚至把他們打成“反黨分子”;結果造成甘肅省在連續3年的饑荒中餓死近百萬人。再如，1958年上海市奉賢縣委在深耕和興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和“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的口號;於是在全縣範圍內普遍出現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關的現象，960餘幹部群眾遭迫害致死，2,400多農民被送去勞改。[23]
“大躍進”時期還創造出一種逼迫講真話的幹部群眾就範的所謂高產“辯論會”。河南省信陽地區的嵖岈山鄉是全國率先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現將該地1958年宣布小麥畝產12,000斤“高產衛星”之前的一場所謂“辯論會”實況摘錄如下：“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劉金占的生產隊長，在生產隊長擴大會議上，聽公社社長鍾德清傳達信陽地委會議的精神，當他聽到明年小麥要畝產12,000斤時，他覺得太離譜，說：‘畝產12,000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過癮哩’。這一句話使他馬上成了辯論對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接受辯論。劉金占慌了手腳，忙說：‘老少爺們，別動手哇，你說說這畝產1萬斤中不中?’沒有人回答他，在會議主持人的發動下，人們不由分說，先是一頓拳打。不一會兒，劉金占鼻青臉腫。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氣無力地說：‘你們還講不講理呀，你們都是種地的，一畝能產這麼多小麥嗎?’也許是良心發現，參加辯論的人們退縮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煙來。見辯論會冷場，主持人急了，說：‘怎麼?劉金占的反動言論你們還同情?誰不和他辯論，大家就和你辯論!’這麼一說，人們不敢怠慢，又沖了上去，一邊打一邊說：‘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講理!’劉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斷了。主持人問：‘服了嗎?’劉答：‘服了。’問：‘能打12,000斤嗎?’答：‘真能打12,000斤。’辯論會就這樣勝利結束。”[24]在“大躍進”時期餓死1百萬人的信陽地區，先後有12,000人次因為懷疑那些“高產典型”而被“辯論”批鬥。
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對基層幹部違法亂紀地用拳頭打出高產“衛星”等情況是完全知情的，但他並未阻止。針對公社幹部打人、捆人之情，他說：“打人、罵人、捆人，還有辯人，辯論成了一種懲罰。……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已經打了，改正了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25]在毛的縱容下，這種靠“抓階級鬥爭”來放高產“衛星”的做法自然風行全國。
顯然，“大躍進”是一個嚴密控制不同意見、殘酷鎮壓持不同意見者的過程。從“肅反大躍進”到高產“辯論會”的各種做法中可以看出，當時，說假話受鼓勵，講真話則立刻遭到嚴厲打擊，在這樣的政治氣氛里，全國性的“放衛星”和“高指標”就這樣產生了。可以說，在熱火朝天的經濟“大躍進”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血雨腥風的另類“大躍進”，即嚴重加劇了全社會政治恐懼的“肅反大躍進”，一個大量揪出“反黨集團”的“政治大躍進”，一個用拳頭製造高產“衛星”的“暴力大躍進”。
四、鼓勵謊言與無恥的政治制度乃災難的根源
如果進一步剖析政治運動和層層造假的關係，其實還可以看出，它們是深植於中共制度里的互為因果的痼疾。只要專制體制不變、政治運動持續不斷，政治恐懼和政治投機就必然存在並受到鼓勵。在這樣的制度里，造假永遠可以佔便宜;而講真話、做老實人卻只能吃虧，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高潮中，劉少奇也是一個狂熱的吹鼓手。當“大饑荒”出現後，他回湖南寧鄉縣自己的老家調查，耳聞目睹了農村的慘狀，於是對“大躍進”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在報告中沉痛反思了“大躍進”的錯誤，並憤怒譴責了全黨講假話的風氣。他當著毛澤東的面說了這樣一段話：“過去，有些老實人說了老實活，吃了虧，而不老實的人卻佔了便宜。黨內的這種情況，使一些幹部產生了一種印象，似乎老實人總是吃虧，似乎手長一點，隱瞞一點，說點假話，總是佔便宜。這種印象是不正確的，不正常的。在共產黨內、在人民群眾中，不允許滋長這種風氣。要抵制這種風氣，要對這種風氣進行鬥爭。說老實話真的吃虧，說假話真的不吃虧嗎?(毛澤東插話，總有一天要吃虧的。)我看，不怕吃虧的老實人，最後不會吃虧的，如果說是佔便宜的話，他最後要佔大便宜。因為老實人吃點虧，黨內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黨和人民終究是會信任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虧的‘聰明人’，不老實的人，最後要吃大虧的。因為你總是說假話，長期這樣搞，黨和人民就不會信任你了。……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應該注意，不要使那些說老實話，作老實事的人吃虧，要信任他們，表揚他們，對於那種說假話，作假報告的人，不要信任他們，要批評他們，必要的時候，要處分他們。只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採取這樣的政策，在黨內，在同志中間，那種不正常的印象才會改變過來，才會證明老實人並不吃虧，佔了便宜、說假話的‘聰明人’是一定要吃虧的。”[26]這便是後來在“文革”中被大肆批判的劉少奇的所謂“吃小虧佔大便宜”論。
這一說法1962年時得到了毛的表面贊同。然而，正因為劉在那次大會上對“大躍進”講了一些不中聽的老實話，使得毛澤東“龍顏不悅”，從此便對劉懷恨在心。1966年，“文革”開始，劉少奇成了全黨全國最主要的整肅對象，劉的“虧”實在吃得太大了，他不但被斗被關，而且死無葬身之地。劉少奇極具諷刺意義的個人命運從反面揭示了中共制度的真實取向：說謊造假永遠有利可圖，而講真話則一定會付出極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從1958年發生的“大躍進”直到今天中國的政治實踐，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只要鼓勵謊言與無恥的體制存在，政治恐懼和謊言假話就不會銷聲匿跡。
【注釋】
[1]朱正，“1957：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載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田園書屋(香港)，2007年。第280-281頁。
[2]中國科學院江蘇分院歷史研究所《江蘇十年史(1949-1959)》，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頁。
[3]“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組關於召開肅反躍進會議的報告”，載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員會五人小組辦公室編《肅反工作資料彙集》，1960年，第250頁。
[4]出處同上。
[5]“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定案工作的指示”，載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員會五人小組辦公室編《肅反工作資料彙集》，1960年，第57頁。
[6]“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組關於評選肅反先進工作着的試行辦法”，載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員會五人小組辦公室編《肅反工作資料彙集》，1960年，第65頁。
[7]“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組辦公室轉發市委五人小組南城工作組關於對太原市郵電局要求結束肅反運動的檢查報告”，，載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員會五人小組辦公室編《肅反工作資料彙集》，1960年，第83-84頁。
[8]轉引自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九十年代雜誌社(香港)，1997年，第146頁。
[9]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載《在歷史的風陵渡口》，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131頁。
[10]《人民日報》，1985年1月27日。
[11]同注8，第146,152-153頁。
[12]“1966年4月謝富治在中央(羅瑞卿)工作小組專門會議上的書面批判發言”，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香港)，2006年。
[13]王建軍主編，《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記實》，成都：2007年(自費印刷)，第29-34頁。
[14]陶渭熊，“大躍進年代的‘運動大學’”，《觀察》2008年6月13日。
[15]周恩來在1958年5月17日大會上的發言。轉引自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5-69頁。
[16]見“中共中央批轉對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複查結論和報告的通知”(1979年9月19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香港)，2006年。
[17]載《今日新聞》(1958年3月17日)。
[18]出處同上。
[19]根據已知的現有資料，各地的“反黨集團”如下：1957年12月，浙江省“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部長孫章錄等;1957-1958年，廣東省“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其成員包括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廣東省副省長馮白駒，副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古大存，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有恆、鍾明，副市長余美慶，統戰部副部長兼僑務局長謝創，市財貿辦主任古念良，市委副秘書長陳恩，市委辦公廳主任王伯群等;1958年7月，河南省“右傾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書記處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等人;1958年1月，四川省重慶市“右派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張文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市委宣傳部馬列主義教研組組長謝子等;1958年11月，四川省重慶市“反黨聯盟”，其成員有中共重慶市工會黨組書記、重慶市工會主席張顯儀等人;1958年2月，甘肅省“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其成員包括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前副省長陳成義(已亡)，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陸為公，民政廳副廳長劉餘生，司法廳副廳長王新潮，銀川專員曹又參，交通廳副廳長林里，商業廳副廳長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長馬濟川等人;1958年3月，安徽省“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楊效椿，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李銳，原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仁剛等人;1958年4月，安徽省淮南市“反黨集團”，其成員是中共淮南市委書記處書記夏際霞等人;1958年11月，安徽省蚌埠市“反黨聯盟”，其成員包括市委第二書記兼監委書記羅霞光，市委副書記王榮華，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杜宏本;1958年6月，廣西省“右派集團”，其成員包括廣西省委常委、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王夢周，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廖原，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長駱明，省委委員、省委文教部長王浩，省委候補委員、自治區兵役局長廖聯原等;1958年6月，青海省“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青海省委書記、省長孫作賓，青海省河南縣委第一書記潘光亞，青海省婦聯主任劉傑，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高繼先等;1958年，河北省“反黨聯盟”，其成員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長劉洪濤及王葆真等人;1958年6月，福建省“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福州市委書記黃國璋，省教育廳長林汝楠，晉江專區專員許集美，福州市委書記王一平等;1958年2月，貴州省“右派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候補委員、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處書記、副州長梁旺貴(侗族)，黔東南自治州州委委員、州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馮興謨(侗族);1958年4月，雲南省“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組織部副部長王鏡如，省委組織部組織指導處處長臧野農，省建築工程局處長袁用之，雲南省玉溪地委副書記全明，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謝加林，思茅地委書記梁家;1958年3月，山東省菏澤地委“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地委副書記兼專員扈國華，地委常委委員、宣傳部長杜湘，地委常委委員、財貿部長王魯光，地委委員、宣傳部付部長褚連捷，地委委員、單縣縣委第一書記申雲璞;1958年4月，山東省青島市“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青島市市委書記處書記孫漢卿，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青島市副市長崔介，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孫朴風，市委文教部副部長餘光前，國棉一廠黨委書記王偉，《青島日報》社總編輯顧膺等人;1958年8月，山東省“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卓如，省委候補委員、財貿部副部長張耀曾，省計委副主任郭士毅，省委委員、副省長袁子揚，財政廳廳長續中一，省計委副主任曹戎等人;1958年12月，山東省濟南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第一書記王路賓，市委工業部副部長、秘書長、書記處書記張毅等人;1958年2月，遼寧省“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遼寧省監察廳長、黨組書記張靜超，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方一臣等人;1958年10月，遼寧省“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其成員包括省委書記王錚等人;1958年6月，福建省“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原福州市委書記黃國璋，原省教育廳長林汝楠，原晉江專區專員許集美，原福州市委書記王一平等人;1958年8月，西藏“反黨集團”，其成員包括西藏工委副書記范明，共青團西藏工委副書記梁楓，青藏公路交通運輸管理局副局長、黨委第二書記白雲峰，工委辦公廳副主任曾實等人;1958年4月，新疆“地方民族主義反黨聯盟”，其成員包括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賽甫拉也夫，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伊敏諾夫，自治區常委艾斯海提等。
[20]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201頁。
[21]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8月號。
[22]楊繼繩，《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08年，第32頁。
[23]同上，第473,477,112,709頁。
[24]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380頁。
[25]“1958年11月1日毛澤東在邯鄲地區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大學，1968)，第176頁。
[26]原載《毒草集》，北京：紅代會清華井岡山兵團批鬥劉鄧戰鬥團，1967年7月。
《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