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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的省委书记:山东第一书记舒同丢官

(2016-12-03 15:45:19) 下一个

舒同其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舒同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6]。1937年11月,出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扩大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领导晋察冀军区除奸部制造熊大缜冤案,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后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44年夏,赴中共山东分局传达整风精神[7]。是年秋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分局学习委员会主任。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舒同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1月,他参与策反韩练成[8]。1949年6月,舒同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务[9]。并被授权组建和担任“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但因解放军未能攻击台湾而无法上任[10]。1954年,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8年-1959年期间,由于山东省虚报、浮夸严重,上百万平民因饥饿而死,1960年被降为章丘县县委书记[11]。1963年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2]。在其任内,山东省人口从1957年的5500万,减至1960年年底的5000万。[13]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被监禁、批斗,经毛泽东推荐由他书写的中国农业展览馆的匾额也被砸烂。1978年被平反,任命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1980年,舒同发起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并被推选为第一届主席,以后又担任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名誉主席。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4]

(维基百科)

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山东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12】

口述人:邹佩义(男,1941年出生,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人)

采访人:邹雪平(女,1985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时间:2010年2月18日

采访地点:邹家村,邹佩义家中

 采访笔记:

佩义爷爷在村里有个绰号叫“瘸把三”,我从记事的时候就叫他瘸把三爷爷,因为他是位残疾人。

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马路上的柴火堆上晒太阳。当时我正想找老人,就走过去问他有没有空,问他一下以前的老事,他爽快地就答应了。他一瘸一拐地带着我到他家,看着他一步接一步的走路,费劲的很。他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没有老伴。我不知道他是从没有讨过老婆,还是讨过又离婚了。我不太清楚,从小就没有听过有关他的故事。

他的房子是新房,他和他的侄子住在一个院子中,有两间。走进房间有点乱,地上摆的什么都有。再进入到他的主屋,地上摆了很多药瓶,一看他吃了不少药。为了让我坐下来,他还立马收拾座椅。房间里面简陋得很,一眼望去,墙上贴了很多年画,吸引我的是放在箱柜上的红色电视机,一看就很老了。在老人家我很少看到有电视机的,我一直认为老人是不看电视的。

他在讲述时,说的最多的是“那个时候饿得着实厉害了”。

口述正文

       吃食堂

生活困难是60年。一开始挨饿是在食堂里喝薄粥。一家人去打吃的,个人就吃个人的那一份,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候都吃菜,哪怕不能吃的菜也得吃。俺爹跟一个叫慧德爷的人,他俩个人吃耗子,脸吃得烂得和马虎似的(“马虎”,当地方言:脸被弄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吃菜,爬到地里采青菜芽芽、麦子苗吃,饿得人们就吃这些,还有槐树叶子都吃没了,数着榆树最厉害,榆树皮吃的顶稍上都没了,老榆树皮当面子,搁在碾上压,调出来和口水似的,再放上菜,喝那个。

到以后陆续着才分了点粮食,有二、三两。挑沟(挖沟)的人吃那个蛋蛋子(菜团子),把棒子瓤(玉米棒子)磨了以后做成面子,多少加上点粮食,挑沟(挖沟)的就吃这个,有这个的话也死不了,多少见粮食,不挑沟挖河的就饿死了。那一年可厉害了,就得了那些菜,老百姓就撅着腚在地里采菜,没有也是采,多少采点就一顿吧。60年到这个程度。咱们村里记事的……那时候到现在有50年了吧,可不,整50年了。

咱村一天两、三个的死,那一年饿死好几十人

那时候死老(很)多人了,别的村我不知道,咱村里一天两、三个地死,那一年咱村里死了好几十。全堂他两个伯伯就是这样,吃食堂,一天分二、三两粮食熬薄粥,一人一舀子,喝上那一舀子就能哼哼,喝不上那一舀子就不能哼哼,就这么饿死的。咱这饿死老些(好多)了,几天就两个两个的死。你长恩爷爷,别看他活的岁数大,他爹死的时候,咱一村人都抬不动那棺材,村里用驼子(一种搬运工具)拖着棺材,人用门抬着,饿得整村的人们抬不动一个死尸,都饿成这程度。长恩送他爹,才到清水的屋那。人家长恩最后好了,又活到80多。那时候饿得着实厉害了。像你这么大的小孩,踢踢就不动弹,吃不上就在屋跟下面晒太阳,女小孩在家里,男小孩在屋墙边卧着,踢踢就不动弹。好赖都没有粮食,不光咱这里,那个时候到处挨饿。到以后慢慢地,挑沟挖河也死了好多。

咱村饿得挺狠的,一天死两个。谁?金田他爹和小姚他爹是一晚上死的,长曾爷爷也是跟小姚家的一个人一天死的,死的时候就两个两个的死。那时死的人着实多了。运来他奶奶也是饿死的,是60年饿死在屋里。什么地方都一样,都挨饿,哪有啥吃?咱村跟邱家都出了名的严重。那时候上头(上级单位)知道了,还上这来访问,去邱家(村),也来咱这。到以后就好多了。一开始可了不得,人们还说,吃地瓜面子吃饱了也好啊,没想到能熬到现在这种社会。

58年“刮五风”闹腾

头一年, “刮五风”闹腾,东西都扔了,入社是五五年,这个我都记得,五五年入社是挺好的,不到18岁不让干活。到58年以后,就叫“刮五风”,不干活光闹腾,黑夜白天点火,在地里不让回家,都抛(挖)上地瓜窝,在里面睡,那是58年。58年的粮食呢,没抛,全埋在地里,萝卜抛(挖)了也埋在地里,所以 60年挨饿呢,就是这么着挨的饿。这么捣鼓,58年能有啥吃的。一开始不挨饿,吃好的,58年吃食堂的时候炒菜,小孩们闹腾,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粮食扔的到处都是,这村搬到那村,那村搬到这村,这么闹腾。这样,到以后不就都没粮食了嘛,陆续着一年穷了,下一年还会有吃的嘛,以后越整越穷了。

“刮五风”时,你说麦子呢,撒麦子撒一万斤,“刮五风”时咱这可没有这么办的,别的地方都乱报,说撒上多少麦子,长多少麦子,那几年把东西都糟践了,柴火都不让进家。大人孩子挖上坟那样的窝子,把柴火呕在里面,干活干多少不说,黑夜都点着柴火不让睡觉。到下两年就穷了,没有粮食就挨饿了。没有粮食人们还吹,那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粮食,人们吹多少万斤,本来长一斤,说成长一万斤。到以后去无棣(隔壁的一个县城),老木头(村民的名字)当官的时候,到处去找粮食,实际哪有粮食,根本就没有。那时候叫“打老虎”(找有粮食的人),人们都胡说有多少万斤粮食,他就来找粮食,去哪找粮食,地里的粮食都舍(扔)在地里,都糟践了,这样挨的饿,操他娘!那时候饿得人们……

到集体入社了,那是55年入的社。54年“茶花互助”,那时候都收入不上,都不老实干活。就说挑沟(挖沟)吧,早上去挑还行,但都到饭食时才凑齐,到地里再学这知识那知识,都闹着不干活。到地里,娘们拿着鞋底,活都干不过来,都耽误了,那一年地里的草都很多,它能长吗?以后不挨饿,到哪里跑啊。翻过来时,庄稼也不强,跟现在差远了。那时候种宽的地,不能种窄的,种窄的话人们就糟践东西,逼的人都种窄的,开始的时候种得很宽,一亩地种十多斤,就长不了那些粮食。那时候,操他娘,光闹腾玩……

58年闹腾得太狠了,有的村庄稼放在地里不管,任家、赵华家那两个村的道两边,掰了多少棒子,附近村里的人没有承认的,都舍了。那个李家村,庄稼都弄不到家里,附近的村帮着弄,有些就舍在地里。58年那个时候,真没啥吃,那个时候入社就是闹腾,咱村到大么张村耕地,一会耕三十亩地,都不闹嘛,这一下子,那一下子,比耕地瓜地都快,去十多人,三十亩地就耕完了,就这样不老实干活,这村给那村耕,那村给这村耕,那一年都说“刮五风”,60年挨饿就是这个样子。

当个农村干部学这个学那个,我那时候就是老百姓,整天让你开会,还学习。到以后多少有点粮食,也就是吃几两,以后到一斤嘛。分地的时候到斤数了,到斤数就是好的,一年一个人平均360斤粮食的话,那就是很好的了。实际上入社时,真好的不多,郭家村的山海,他当干部的时候一年到头都不分粮食,你去吃啥?长点还不够糟践的,不光一个村。一个地打麦子,麦子从麦秋一直到大秋,下雨晒不上,闷着都糟践了,那时候着实厉害了。实际上,毛主席说的是不错,下头(下级)可不是这样办的,地里不怎么长粮食,都让草吃了。咱这以前有块地,就在同堂家的屋那边,萝卜地里的草,娘们坐着打草,就像割蒲扇那样,打出来再长萝卜,你说能长强吗?那时候是这样闹腾法,不怎么干活。

仓库有粮食,没人敢偷

挨饿的时候,光想着这些事,可了不得。饿得人们围着地瓜,吸地瓜水。以前在你四奶奶家,联祥家(四奶奶的儿子家)那边,在她家有个仓库,没有人敢去偷,门上锁着一把锁。那是国家的仓库,有点粮食人家存着,没有敢偷的。那个时候的政策和现在不一样,大小的事就敢逮捕你,现在逮捕不了。运来他爹多大的事啊,就是罚劳役罚没的,运来他爹是偷了梭柱他家一个十多斤的小猪,还在地瓜糠上扒了一篮子地瓜,判了三年刑,把他(运来他爹)弄没了,之后找不着了。运来他爹他娘都找不着了,他娘是长病死的,埋在(村)东北上,坟也没了。他爹就是在青海没的,之前发到青海。他爹是59年发放的。以前运来和他爷爷一起过,他爹就跟他娘过。那个时候的政策有点事就没法办,都不敢偷。说错了话也不行,你说一句毛主席的错话,就麻烦了,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学生在道上骂毛主席也不行,骂一句的话非要找着,那个时候还这样。

(完)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2年6月26日)

【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2】

口述人:吕转改(女,1928年出生,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人)

采访人:邹雪平(女,1985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时间:2010年2月22日

采访地点:邹家村,吕转改家

采访笔记:

知道金奶奶的大名叫吕转改时,是在2010年2月第一次采访她后才得知的,并且是问的她孙子。村子里像她这样的老人,除了我的奶奶之外,我一个老人的大名都不知道。第一次去采访她,心里挺紧张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和老人待在一起过,其实一开始也不清楚该怎样进入她的生活。不过因为我是出生并且长大在这个村子,村里的老人我都熟悉,接触对我来说也不难。

金奶奶是我采访中印象比较深的老人,也是村里唯一一位戴着眼镜的老人。记得小时候经常去她家,但我忘记了她当时长什么样子。上学后,我就很少去她家,慢慢地到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见了她都不会喊她奶奶,每次在村里见到她的时候,我记得经常会溜过去,现在想想却想不出会溜过去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她戴着眼镜,觉得怪怪的。

2010年初开始重新接触金奶奶,当时就是为了去采访她关于挨饿的事。还记得去她家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睡觉,我走进她的房间,把她吵醒了。她急忙带上眼镜看着我,像见了一个陌生人一样。现在想想当时的行为,好像太冒犯老人,但正是因为那次的接触,听了金奶奶和我讲的故事,我才开始再去关注她。

金奶奶是个小脚的老人,像她这样的老人,在村里也不多见。看着金奶奶的脚,小得可怜,好像没有我的一半大。第一次去她家时,给她拍过一张照片,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呆,看到她瘦小的身驱和那两只咄咄逼人的小脚,我没法感受她是怎么走过这几十年的。有一次我去她家,正好看到她在院子走着,两只小脚迈着小步子,慢慢地往前移动,没办法体会到她所承受的重量。采访中她还对我说过,她去过别的村子要过饭,饿得走不动,我却也想象不到她是怎么走到别的村子的。

2011年过年我再次重返她家,再次和她待在一起,听她讲故事,最大的感受就是很踏实。

口述正文

吃糠吃菜吃树皮

哎呦,刚娶了(嫁过来)没挨饿,入了社(公社)才挨得饿。挨饿的时候,光记得挨饿了,啥也想不着,吃糠吃菜。我去地里找野菜,啥菜也吃到了。哎呦,就是没吃屎,就是没吃蒿子(一种野菜草),没有不吃的东西。俺那时嫁(过来)了,是在这里挨的饿。在队里干活要撅地,人家使杆子量上这么多块地,你撅不完人家不让你回家,还在地里吃。那时光吃地瓜,也吃菜,都吃青青菜、吐露酸(野菜名)、晏紫因(野菜名)、纤纤臭(野菜名)、野菜、榆叶。炕上铺的草包上面的秕子,弄下来压压,攥成饽饽,掺和着吃,就是吃那个。好赖没有啊,没啥吃。跑到郑家店俺姐家,在那要了点萝卜,带了回来。回来俺老伴还不能动弹了,捣鼓捣鼓让他吃了。人家都受罪,没有比我受罪大的。

吃那些树皮,把菜扒拉熟了,切碎,搁上点盐,拌拌就往嘴里扒。就这么着,还咋吃啊?那些榆树叶就煮煮,就这么吃,槐树叶也是这样吃。咱村里采不到了,就到别的村采。我爬到树上摘榆叶,小珠(指自己的女儿)就给我递筐子,递钩子,俺勾上一篮子,摘回来就蒸巴拉子(都是菜做的),打胡饼,就这样。好事想不着,就想着这些。那些吐露酸、青青菜还是好菜,扒拉熟了拌来吃,还不难吃了。哎哟……吃榆树皮,先割下那个皮来,把老皮扔了,光剩下那个嫩的,再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这样扒拉吃。树皮啥味的……记不着了,光知道好吃了。菜还有好味嘛,苦甜酸辣的。

好嘛,俺的眼瞎了嘛,一上地(到地里)就哭,一上地就哭,哭成这么样。为啥哭啊?到地里找不到菜。家里也没啥烧,还得拿着兜去拾柴火。菜都吃光了,树皮都扒光了,回到家就哭,找不着不就挨饿嘛。好赖有啥吃也行,就是没有。俺去俺娘家,她蒸了干粮。俺娘对俺说:妮,我蒸了好干粮。我说:啥干粮啊?俺娘说是青叶的,搁了点面子。我吃了好几个饽饽子(馍馍)。我临来的时候,她还给我搁了几个,家来(回到家)就让老伴吃上了,哎哟……

女儿小珠找野菜在地里睡着了

说以前可了不得,光想着挨饿了。小珠去采苜蓿,都中午十一、二点了,她还没有回来,我就到处去找她,也找不找(到)。到吕家坟她姥娘家,找了也没在那里,这上哪了?把孩子饿死了?我就围着村子嚎嚎地叫:小珠!小珠!孩子挟着那个筐子睡在地里。她一边哭着一边(跟我)回来。在赵家村那,我说:妮,家来吧,天这么晚了。孩子回来了也没啥吃,筐子里采了半筐子苜蓿。回来后,我挑了挑,搁在那个小铜锅里煮了煮,她扒(吃)上了那碗菜。别人挨饿还有点糠,买点吃的,咱这好赖就是没有,光指着吃菜啊。

饿死俺好几个闺女,俺大哥饿死了

孩子饿死好几个,有一个都这么大,会跑了,到死手里还攥着糠干粮。死的孩子都是闺女,就是剩下豆秋(指儿子)(一)个人。哎呦,啥法啊!俺今年八十三了,那时上地里干活撅地,俺让长曾奶奶帮俺哄孩子,小珠净点点(很小),到人家葡萄架子那里,采了一把又一把的葡萄叶,往嘴里添,把架上的叶子都吃没了。一个她,一个栓令家的玉翟,就是她两个。长曾奶奶说,别人家的孩子还不这样,就是金家(吕转改家)那个和栓令家那个,光在葡萄架下面吃那些叶子。村里的人们都说,他们那是饿得,不饿还吃那个嘛。哎哟,操他娘……饿死俺好几闺女,那个焕娥(女儿)光掉腚(烂屁股),她腚上都有虫子,回家我用鞋底给她擦,不然的话都让蛐咬烂,她那时都会跑了,这么高,死了。

当时家里有四、五口人,俺老伴、老伴他哥、我、晓凤、小珠,五六口。俺大哥饿死了,有七十。他在饲养畜喂牲口,他在那里拿回来麻膳(一种吃的),让当官的看到了,人家训他就死了。有天晚上还在那玩,长河当队长。开会要砖,我就对俺哥说,村里要砖,咱家里没有咋办,一个人要六、七块。我说,哥,咋办?他说明天再说吧。人家长河早上在喇叭里吆喝,早上起来我一直想这六、七块砖,我就在窗户边上叫他。我说,哥,人家都吆喝砖了,咱去哪里弄啊?他不说话。每次他是插着门,那一天他没插。我说,哎呦,他怎么不说话啊?我想每次他都听得很清楚。我又对他说,哥,人家要砖了,你快起来和我去扒,咱去扒墙。他还是不说话,我就掰过他的头,他嘴里吐露沫(吐沫)。那时他还没断气,嘴里光吐沫。我出来就叫,长河兄弟,快来,银哥(俺哥)不行了。他说咋着了?我说嘴里吐露沫了,不知咋着。长河看了看,他说真不行了,人完了,人完了。他一会就断气了,那不是饿死的嘛,是饿死的。到底那五块砖,也没找到,光顾死的(俺哥)了。叫长河来,叫村里干部来,还有邹佩熙看看。棺材都没有,用两个门板绑在一块,把他搁在里面,要是有吃的,他也死不了。

我也去要饭了

我还要了次饭。俺和长恩家(长恩的老婆)去要饭的,去小王家和柴家,要了两个村。人家那里有老些(很多)挑沟的,那道上走路的人趟趟的(人多),好多人倒在道上就不动弹了。我那时也不害怕,去人家地里拾干白菜叶子,一边拾着一边往嘴里添。去人家门上要饭,一进人家那个门,眼泪就哗哗地掉。人家在喂孩子,就半碗粥。俺说,大娘,你给俺舀点粥喝。那大娘说,哎哟,俺没有了,这是俺的孩子剩的。俺说,剩的那个俺也不嫌啊。人家就给俺那么半碗,俺就嗖嗖地喝了。看见人家在井上陶漏(洗)菜,俺就和人家说,大娘,给俺点菜吃。人家说俺这还是买的了。俺看着她说,你买的,你给俺点吧。人家掏漏(洗)着,给了俺一点,俺就添在嘴里。要点萝卜就装在口袋里,要点地瓜就装在口袋里,家里还有孩子呢。好的就留给孩子吃,那糠那菜,俺和长恩家就吃。哎呦……寻思这个社会真好,又吃馍馍,吃面条,吃饼。那个时候看见了还不撑死嘛。哎呦……哎呦……

偷了一个棒子都训我

俺家(屋)后不是种的玉米吗?孩子热的哭,搂着我的腿,不让我烧火,我撅地回到家,我寻思到屋后劈点树叶子,回家烧火。我掰了一个棒槌(玉米棒),那个棒槌(玉米棒)搭拉着(下垂着),我把掰的棒槌(玉米棒)搁在口袋了,西曾家在一个墙角边上看见了,她对我说,老金家,你掰棒子了吗?我说,没啊。没?她说,我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了,我也没。我寻思回家烧烧,给孩子吃。她走到我跟前,一下子在我的口袋里,夺出那一个棒子来。在挨饿的时候,那一个棒子是管事嘛,我操他娘。她拿着那个棒槌(玉米棒),去找村干部,找邹佩喜。到晚上开会,都训我,村干部也训我,邹佩喜也训我。我就和他们说,我别的事没有干,就偷了一个棒子。我的孩子哭,那时恼得我好哭。那是队里的棒子,有粮食不让吃,队里的粮食老多了,就是不让吃。棒子都存在老四家的屋里,都长了芽子,也不分。那时候饿得人们把棒子囫囵往嘴里塞。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地瓜秸子,嫩的囫囵棒子,人们咔哧咔哧地吃,村干部看不见就偷吃。要是看见玉堂(村里的队长)来了,就都不吃了。寻思起早已(早先)那些事来,可了不得了。

村里有粮食就搁着,不让吃。要是有人偷的话,让人看见了,了得嘛!你偷的话,让人看见就游街,还偷粮食。敢偷嘛,胆子大的敢偷。东边西河家的娘对俺说,小妮,你还这么挨饿,你咋着弄不了点东西啊。俺胆子小,不敢。不敢去地里掰棒子,俺不敢。人家都不挨饿,俺光挨饿。地里的麦苗子,俺采回来煮煮吃,和老草似的,不烂。那时候游街,就是带着高帽子在村里游街,人们都说为了啥?都说为了偷粮食。

(完)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2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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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蓝天 回复 悄悄话 能把这段历史记下来非常难得。当年我父母就是那时离开山东奔赴东北去寻出路的。也听说了一些实际情况。政府应该公开事实,对历史负责任地作个交代。谢谢你的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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