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多半认为，这主要还是全国范围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如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的一个批示时就这样写道：

“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山东农民当时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如此少的口粮，如何能不发生春荒夏荒，以至于饥荒呢？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主管粮食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却相信“一般说是够吃的”。这看来也是几年来春荒夏荒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中央在上述简报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评了甘肃省徽县县委的作法，一方面却并不要求甘肃省委“严肃处理”，还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是当时国内各省农业大跃进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实现大跃进，在1958年是衡量一个干部好赖的最主要的标准。何况，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过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搞建设和打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跃进其实也就是照战争打仗的思维设计和推动起来的。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谢富治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云南省这时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

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

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

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

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这里，毛泽东关于我们现时普遍把任务提得太重，只知道把千钧重担压下去，逼得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对人民生活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因此不能专门责怪下面干部的话，说明了他不主张处分云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没有讲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云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区出现肿病之后，即陆续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6月开始全面介入，并几度主动向中央汇报过情况。10月以后更多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检讨和请求处分。想来这也是毛及中央高层无意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同样是在郑州会议上，他一面批评虚报、浮夸，一面又对山东范县声称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卫星”计划欣赏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第二天，他在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讲：大家都说今年至少9000亿斤，我看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定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粮食各地报的数字打个七折，还有8000亿斤，我只要7500亿斤就满意了。7500亿斤－8000亿斤就很了不得了。”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谭震林后来解释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今天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数字来。要多，能多到9000亿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亿斤，因为他把小杂粮、地瓜已经吃去的部分都不计算在内了。”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最初，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讲：“五六年只增产150亿斤粮食就大跃进，五七年只增产50亿斤，五八年能增产1000亿斤，我就满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不是1000亿斤，而是3800亿斤，这不是大跃进吗？”

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还会紧张呢？在1月22日批转山东省委、省政府就馆陶县发生逃荒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他也注意到粮食产量有虚报、浮夸的情况，曾提到：“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

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谭对此感到不好理解。说：过去以为是老人和小孩身体不好，现在看，有些壮劳力也死了，这就和劳动强度问题有关了。但是，这几个月气候不好，天气恐怕也有问题，热一下，冷一下。“据说1919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死了两千万人。这样的气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影响没有，是祸还是福，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紫阳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接连发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鼓励农民一天吃五顿之类的说法有问题，说：“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了。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同时，他更多讲的，是要给农民利益。

他讲：“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

其中，“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163人，占10.4％；患水肿病致死的953人，占62.4％；因吃糠秕过多，大便干结致死的95人，占6.2％；因饿致死的315人，占20.6％。”另外，“卖婴弃子事件已发现者达58起”，仅金乡、单县两县即已死亡耕畜35600余头。

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订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

再加上各级干部开会太多，未能深入实际，不了解下面缺粮的情况，反而还大搞反瞒产私分，“结果不仅未能反出什么粮食，反而对粮食的紧张形势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造成人心惶惶，有粮的无粮的都喊缺粮，真假难分，人口继续大批外流。”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在对六中全会制定的那个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发生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最低数字，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

因此，毛泽东开始承认，粮食、棉花的产量，要大幅超产恐怕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为自己去年相信并帮着宣传徐水等百万亩“卫星”田的事辩解说：去年我只看了那几亩田，其他地方的都没看过。什么万斤亩，我就不信，除非一斤一斤称。现在的问题是，10500亿斤的指标已经公布了，“现在改也不好改，改了怕泄气，中国人、外国人（面前）都不好看。”只能寄希望“七凑八凑，多种蕃薯，把豆子也算上，可能达到万亿斤、九千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快点过去。

这种心情从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4月17日刚刚心急火燎地批示要解决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26日得到内务部报上来的关于春荒有所好转的情况通报，他又马上批转各地，宽慰人心。当然，他还是告诫各地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还指示要“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1959年春荒持续时间远较过去长，死人的情况也远较过去多。光是一个山东，到5月中旬仍然有30多万水肿病人，有将近12万人逃荒在外。济宁地委即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该专区年初以来已有7569人因饿病而死。对这一报告，就连山东省委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因为像巨野县一个县就已有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人数达7536人，已知属于非正常死亡者达1860人；金乡县也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6700多人，非正常死亡数1500人。这两个县半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即超过3300人了，何况，两县所报正常死亡人数也不大可信，因为它们都大大超出了往年半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

粮食匮乏的严重程度，还可通过耕畜死亡反映出来。据济宁地委报告，专区原有耕畜65万头，半年多因没有饲料等原因也一下子死了12万头。即使活着的耕畜也非常疲弱。

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八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十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由于不少省份上一年虚报、浮夸十分过火，再加上大跃进期间到处“拔白旗”、打右倾，因此，灾情已经十分严重，却没有哪个省会主动据实上报。各地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都尽可能地隐瞒实情，以至许多严重情况还是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从群众来信中了解到，批转地方查证才暴露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比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1）亩产比去年高的多；（2）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3）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

谭强调，工作做到家，任务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不要把农民估计得过低，应该把农民估计得高一点。”因为，“中国的农民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间已经养成了照顾大局的观点。”

有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等人的这种意见，毛泽东更相信这次春荒差不多过去了，形势已经好转了。6月底，他召集中央及各地领导人上庐山，准备开一个“神仙会”，大家优哉游哉，轻轻松松地一起来总结研究一下前面大跃进的经验与问题。

当然，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大跃进出了严重问题，他的总结，是守住一条底线的，即成绩和错误要“九一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至于那一分错误，比如粮食大量增产却搞得如此紧张，他虽耿耿于怀，不得其解，却主张眼下不必深究。说：“说得清就说，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庐山转向并非彭德怀惹的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毛泽东又打算如何去改变粮食紧张的现状呢？以往的党史、国史著述，大都很重视庐山会议的转向问题。即认为会议原本是要反“左”的，彭德怀7月14日一封上书，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惹恼了毛泽东，会议于是从反“左”一下子转到反右去了。而这个说法，也是毛泽东事后自己多次讲过的。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庐山会议上从始至终毛泽东都没有弄清楚发生问题的根子在哪里，那么，说彭德怀不上书，会议就能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就会一直坚持反“左”，也不那么可信。事实上，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段提出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意见，就可以印证这一判断。

7月5日，毛泽东结合粮食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就粮食问题专门提出了他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假定今年年成确实比去年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多征购一点粮食，以备危急时国家手里有粮。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应该大力压缩，和1957年看齐。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可多收，可以多吃。”

四，“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

从上述三、四两点可知，毛泽东是注意到了公社化导致农民日常生活受困的一些问题的，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农民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但是，他的前提却还是“食堂吃饭”。

“食堂吃饭”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农民还是不能自己开伙，意味着毛泽东还是希望坚持对农民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意味着农民还必须要过集体生活，自家的东西不能归自己所有，自家的房子多半也都不能自己住。连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易维持的情况下，农民又如何去经营自留地、私人菜园、田头地角，如何能节约归己、自种自吃呢？

至于一、二两点，就是要求“多购少销”。“多购少销”是中共中央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一个一贯的方针，但是，在粮食供应已经开始与民众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严重断粮并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明确提出这一要求，一旦确定下来，岂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吗？

毛泽东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显然是因为他并不清楚粮食问题的危险程度。他的信心和数据依旧是从主管经济和粮食工作的负责人那里来的。他所以要在全会上专门就粮食问题发表这几点意见，原因也就在于多数省份的领导人都在喊粮食困难，要求中央减少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数量，放宽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额度。而中共中央主管经济、财政、粮食工作的负责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顶牛现象，他出面要求其实是要帮中央来做说服各地领导人的思想工作的。

毛泽东的依据是：一，1958年就算粮食总产量只有5000亿斤，也还是比1957年增产了35％，实现了“大跃进”。如果照谭震林等人报告的情况，1959年虽然播种面积有减少，但年成肯定比1958年还好，亩产还要高，产粮总数不会低于1958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仍旧比照1958年，购到1100亿斤呢？二，1957年全国只销了839亿斤，没有出任何问题，1959年为什么不可以向1957年839亿斤的销售量看齐，甚至再低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亿、820亿呢？”扣除军粮、出口和养猪饲料120亿斤，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央和各地不就可以净储备160亿斤，以弥补现有300多亿斤库存的不足了吗？

显而易见的是，靠听汇报了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不仅不了解全国粮食问题的实际状况，而且不了解1958年工业、水利大跃进所造成的城乡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粮食供需关系极大改变的情况。

他只注意到1958年度粮食销售了1018亿斤，超出1957年度839亿斤太多，这个时候却没有想到城乡工业大跃进和大搞水利建设的结果，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了2000万人，农村企业和兴修水利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去吃商品粮去了。光是一个新增城市人口2000万人，就需要差不多100亿斤以米、面为主、不含地瓜干的粮食。再加上全国上亿农民被投入到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中去，所需商品粮十分巨大。

只要保持现有人口结构不变和继续各项跃进政策，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低于1958年度的水平。粮食部最初也是按此水平计划的，原定1959年度的销售额为1020亿斤。但是，毛泽东会上一提出质疑，粮食部马上就动摇了，改调到了855亿斤。对这个数字，毛泽东却还是觉得多，总觉得应该可以“和1957年看齐”。即所谓“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很了解城乡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情况，至少对这方面问题不敏感，中共中央负责经济、农村和粮食工作的领导人则不然，他们早就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他们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需要从这个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从缓解自身主管的国家粮食储备紧张的角度，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如此，包括对毛泽东所提恢复社员自留地、自种自吃、免征公粮的意见，他们还表示了不同意，认为对国家粮食利益影响太大。李先念就特别提醒毛泽东说：“按照自留地占耕地面积5％计算，全国约减征23亿斤细粮，折人民币2亿元左右。我建议，免征的这部分公粮，可以暂时转由公社或者基本核算单位交纳，执行一年再看。”

上述这一切讨论和决策，都发生在庐山会议初期，即彭德怀上书的7月14日之前。事实上，彭德怀也一样不清楚1958年度粮食的实际产量，更不了解当时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他同样认为“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换言之，7月14日之后，毛泽东虽然因彭信转而发动批“右”，会议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以及毛泽东在会议前期所拟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并未改变。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下一年度的粮食征购和销售的指标，计划总产量5000亿斤，购1100亿斤，在征购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却较上年度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的销售额，确定为820亿斤。加上增拨国家生猪生产基地饲料20亿斤，即840亿斤。这一数字基本与1957年839亿斤持平。而且，计划中粮食出口还有所增加，即由1958年的82亿斤，变成了100亿斤。

粮食部长陈国栋在解释这一方案的报告中称：按照这一购销计划，并不会减少农民的口粮，相反，较1955年所定的417斤的标准还有增加，全国农民年平均每人留有口粮可到440斤，约相当于330斤成品粮，平均到每天每人可以有9两粮食吃。“如果在有瓜菜的季节里，掺食一些瓜菜，并有计划地加工一些干菜，储备起来，和粮混着吃，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可以吃得好。”

从陈国栋的上述算法和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粮食部长本人也不了解，农民实际到手的口粮数是不能靠这种算法在纸面上平均推算出来的。除了种子粮、饲料粮不算外，光是一个公社化带来的县社提留的所谓公积金、公益金及各种机动粮，就从中截去了农民大量的口粮数。

毛泽东年初在郑州会议上就尖锐批评过公社一级“积累太多”，什么都“共产”，“实际是抢产”。他举的例子是河南，说河南除国家征税7％以外，县社一级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就占26％，生产消耗至少20％，还要收百分之几的公益金、管理费，如果再算上20％以上的统购数，即使余上20％，即1000亿斤粮食能全部留给农民，农民年平均口粮数最多也只有两三百斤原粮，根本不可能达到440斤原粮的水平。

如果我们注意到柯庆施介绍的情况，就更能了解纸面上的计算有多不靠谱了。他讲，华东各省社队两级干部为工作便利，甚至为自身谋利，存在大量提留机动粮的情况。据江苏镇江9个公社，15个大队调查，社员每人每年负担机动粮达31斤。有的大队为此不惜克扣社员口粮，本来每人年应得基本口粮只有226斤，竟被克扣去80斤，致社员实际到手只有146斤。

随后的情况也很快证明了粮食部的算法完全脱离实际。由于各地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根本不可能照人均440斤原粮水平给农民留口粮。在无法抗拒中央征购任务的情况下，各地不久即纷纷要求压缩农民口粮来满足征购所需，中央对此也只能迁就同意。

一个多月后，即9月17日，中央就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不要说农民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

就是这些并不完全顶数的粮食，多半也还会因为各种中间过程的损耗，和上述各种克扣和贪污而大打折扣。许多地方农民一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甚至更少，严重断粮乃至广泛饥荒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知，在1959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无论庐山会议批“左”还是批“右”，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症结所在，继续坚持制定并实行“多征少销”的方针，就必定会加剧大面积饥荒的扩散与发展。

反右倾创造出的虚假成绩

庐山会议转而批“右”，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试图向中央反映基层严重问题的干部成批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处罚。湖南80多个县，有30多个县委第一书记挨了整。河南信阳地区16个县的第一书记被撤职。山东聊城一个地区，两万多干部被批判或定性为右倾，并且批斗了数万名群众。

由此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各级干部吓破了胆，只能更加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强力措施向农民催逼征粮；一是虚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愈加脱节和扭曲了。

因为各地干部尽心竭力地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销”的指标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初，国家购销指标完成得异乎寻常地好。粮食部为此极为兴奋，在1960年1月26日给毛和中央的报告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粮食局势好得很。”

根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4％了。加上1960年5月－6月会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将要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已经做到了。”

受此鼓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明确提出，要争取国家粮食库存（包括周转粮在内）到1962年时，能够达到1000亿斤。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也提出，有必要争取使粮食总产量到1962年达到7500亿－8000亿斤。

据此，中共中央于1月30日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粮食一项的目标被规定为6000亿斤，比1959年要增长11％。因为，中共中央相信，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00亿斤，比1958年还增长了8％，因此，1960年粮食产量理应争取更进一步的增长。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发现问题。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就还在零星地反映报道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比如它在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就接连反映了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等情况。

但是，和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内部参考》刊登的反映农村实情的消息，并几度批示的情况不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内部参考》这种零星的报道明显地不重视。他主观上显然更乐于相信来自中共中央和各地党政领导人的形势判断，更愿意听到他们讲：“目前形势很好，去年春夏都没现在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从1958年开始，1959年巩固，从1960年看，是更前进了一大步。”

受此心态影响，这一年3月，中央发现山东再度出现春荒，农民外流十余万人，肿病9万多人，死亡1000多人，也只是认为，问题出在省里各级干部没有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只要重视起来，做好工作，粮食不是问题。

几乎同时，周恩来读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群众来信，也只是回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称：“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

但是，如此政策下粮食问题的大爆发是迟早的事情。进入三四月份以后，各地粮食紧张即导致粮食销量无法抑制地猛增，原定1959年度销售计划被大大突破了。还在2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不得不同意各省关于增加粮食销售数额的要求，把原定销售820亿斤的计划，修改为917亿斤。到4月中旬，中央吃惊地发现，各地粮食销售的数量还在增加，年度销售指标很可能会超过1050亿斤以上了。

与此同时，还是有大批农民得不到粮食，因而越来越多地方因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鉴于无数群众来信雪片般地飞往北京，许多中央高级干部也通过亲友了解到农民饿毙的惨况，许多地方难以隐瞒，也不得不把一些情况上报到省委和中央来了。

3月中旬，江苏省委上报了所属“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阳地委上报，“从去年11月以来，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

事实上，凡是这时地方自报的死人情况，都有隐瞒。如中央信阳工作组6月调查即发现，信阳地委上报的死亡数字被人为地大大缩小了。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3万，其中正常死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多，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然达到28万之多。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国务院财贸办并粮食部从5月下旬开始，接连四次向各地发出“紧急指示”，并以中央名义几度召开各省、区农业负责人的电话会议，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计划和部署的调运粮食任务，但各地自顾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始终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于中央负责供应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也面临断粮之危了。

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和粮食部负责人不得联名求助于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随即先后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乃至于向毛泽东告急，说明：“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四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六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到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发现此前的乐观估计又错了。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仅无法达到计划中的6000亿斤，很可能只能收获4500亿斤。粮食产量一下子缩水四分之一，无论是购还是销，原来的计划全都无法实现了。这一情况让中共中央十分紧张，开始提出，全国下一年度的粮食安排必须马上“按需要从低的原则”妥善部署计划。

按照这一思路制订的1960年度粮食收支调拨计划，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1961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虽然销售粮数也相应提升到1108亿斤，出口粮数降低到48亿斤，但在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1957年水平的情况下，即使纸面上全国农民每人全年口粮也只能安排到360斤原粮。不要说留给农民的这部分“粮食”不少是靠些白薯、大豆之类充数，即使农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数字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7两的东西可吃。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后，因为实在无粮以救饥馑，大家于是纷纷异想天开地构想种种含有这样或那样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来充数。从毛泽东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管部门也都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地进行鼓吹，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生产。

连续两年“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现象，并且会出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呢？毛泽东这时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寻找答案了。而他这个时候也终于考虑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他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讲话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来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些的检讨。

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

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人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说，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了。今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30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数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了717亿斤。

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约200万人左右。”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在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深受中央重视；比如四川省，更为严重的死人情况发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后。即使是那些开始揭开了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饥荒死人的现象也难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据此，谭震林于3月初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办不办食堂的问题和要不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农民很关心，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是否可以讨论一下。

4月15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毛家乡韶山公社调查报告提出：“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并列举了食堂破坏性作用的种种例证。

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大家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说得好：“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

这一年夏天，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破坏性最为直接的公共食堂终于全面停办了。食堂散伙后，供给制亦废止了，社队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私人财物等部分退赔给农民，农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来了。这样，农民又可以养猪、养鸡、积肥，和自主经营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应对粮食困难的调节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负作用。因而痛下决心将大跃进以来增长出来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http://history.sohu.com/20131119/n3903313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