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九学运的见证文字其实很多，但每一份都有独到的价值。不过，我认为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亲历者也应该尝试跳出个人经历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学理角度来分析这场运动。

这样的研究其实也已经不少，但我希望简要地提供一点学理角度，供亲历者思考，并在这个框架里重新整理当时的经历和记忆。

我的看法是，运动的初期是一场自发性极强的集体行动，最初的动因有很强的情感因素，这些情感因素包括对1986年学运挫折的不满，对腐败的痛恨，对胡耀邦的同情和悼念，在悼念时期应该是情感远远强于理智的。

但是，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如果要持续，必然转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个过程的标志就是在学生会，团委，学联这类原有官方体制之外，建立了其实也多少模仿原有体制的，平行的高自联组织。但是，高自联自始至终都是地方性的，从来没有全国性的高自联。

下跪递交请愿书，是经典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社会运动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幕。

运动的激进化是以绝食为标志的。绝食行动事实上绕过了甚至是绑架了比较理性的高自联，成为一个更为情感驱动的激进行动组，以自虐，自我牺牲，占领道德高地的方式向当局施加压力。

到中后期，由于组织化和高度情感化的交织，具有个人魅力，有煽动性的学生领袖必然会出现。没有这样的人，运动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多数普通参与者应该是被煽动和影响后卷入，其中也有很多同学关系这类因素。因为这些学生领袖并不是有经验和现代民主训练的职业政治领袖，而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凭借自身的勇气和热情，或者说就爱出风头的冲动，短时间脱颖而出，肯定都有自身的弱点，但他们起到的领导和协调作用还是很大的。

一旦以大规模绝食为核心运作，处在全世界媒体的注目下，被全国人民声援，被各种势力介入，而诉求又不可能得到满足，运动就已经走向了难以妥协的僵局。另外，到这个时候，学运和绝食行动的领导层，即使是原来的一群热血的学生，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利益，理性的算计，以及对资源（比如大量的捐款和外逃的渠道，接触外国媒体的机会）进行支配的能力。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他们最初也没有这些，也许也没有想过会拥有这些，但后来事实上还是成了一个受到特殊保护，拥有特殊资源的特权阶层。很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