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命运

                                                                                                                                            陈殿兴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世界的文学乃至哲学和美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甚至断言，他决定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走向。这话也不完全是溢美之词。他的许多作品的确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罪与罚》，这部小说在全世界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大作家受其影响都想写出一部自己的《罪与罚》来。据一些学者研究，保尔·布尔热的《门徒》、安·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阿·加缪的《局外人》、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都明显地表明着作家们的这种意图。 1

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德国作家威弗尔、卡夫卡、黑塞、茨威格、托马斯·曼，法国作家纪德、普鲁斯特、马尔罗、加缪、勒孔德·利尔，英国作家本涅特、沃尔芙、曼斯菲尔德，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弗、菲茨杰拉德、安德生、福克纳都对这部小说有所赞誉或直言不讳地承认受其影响。不仅文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哲学家尼采、萨特等也都声称从中受益。2

可以说，陀氏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超过其他俄国著名作家，起码不逊于他们。但他在中国的命运，却远远不如他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中国都有一定影响，而他呢，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看到他在中国有什么影响。

陀氏的作品没有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的译本。

为什么没有好的译本？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受苏联的影响，也对陀氏采取了不重视的态度：无人研究，也很少人翻译。坊间只有韦丛芜和耿济之译的几部作品。看到的也只有鲁迅对陀氏的评论；改革开放后，大家知道了陀氏在世界文学里的地位，一些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他的著作，抢夺市场，忽视质量。 粗制滥造的译本充斥市场 ，好的译本难以出版。何以见得？ 

                                   （二）                        

如今陀氏的重要作品，都有很多译本，但我没有看到过理想的好译本 。 判断译本好坏的办法很简单：如果文理不通，佶屈聱牙，你读不懂，读不下去，那就是译文质量有问题，因为任何名作家写的小说都是要使人感动、得到艺术享受的，决不会叫人读不懂，读不下去。 我想，没有必要对所有译本一一进行分析。只要看看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有代表性的译本就足以说明问题 。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译文的语言问题，因为我觉得译者连原文里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也许读者不信，我可以从举出两个例子来给大家看看。

第一个例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第二卷第六章里老费奥多尔要跟儿子米佳决斗：“‘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忽然用一种不象自己的声音大喊起来，‘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我立刻要叫你出去决斗，……用手枪，隔三步距离，……蒙上手帕，蒙上手帕！’”（耿济之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下同）。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蒙上手帕怎么决斗？ 老费奥多尔还重复了一遍，看来他对这种决斗方式是很重视的。让我们看看这句话的原文：“если бы только вы не были мой сын ,то я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вызвал бы вас  на  дуэль …на пистолетах,на расстояниях трех  шагов …через  платок!  через  платок!”“蒙上手帕”的原文是через  платок。不仅耿济之译本这么译，我看到的其他几个译本也都这么译。为什么要蒙上手帕，这样能达到决斗的目的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Л.,1972-1991）的注释里对这个问题有解释并指出了出处。原来老费奥多尔这里是暗引席勒《阴谋与爱情》中裴迪南向宫廷侍卫长（Haofmarshall）冯卡尔布提出的决斗方式：决斗者各用一只手共扯一方手帕，另一只手拿枪，为的是在最近的距离内开枪，见该剧第4幕第3场。因此，这句话直译应为：假如您不是我的儿子，我马上就要求您决斗......用手枪，距离三步......各用一手共扯一方手帕！共扯一方手帕！如嫌“......各用一手共扯一方手帕！共扯一方手帕！”拗口，可以意译成“拼个你死我活！ 拼个你死我活！”

第二个例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四部第三卷第十三章的标题。原文是ПРЕЛЮБДЕЙ  МЫСЛИ，我见到的中译本有的译成“诲淫诲盗的论客”，如耿济之译本 ，有的译成“蛊惑者”，如荣如德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些译法跟此章的内容都不吻合  。此章是律师费秋科维奇辩护词最后一部分。在前面三章里他反驳公诉人对他的当事人米佳的指控，证明杀人者不是他的当事人。他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一章里，他退一步论证，即使老卡拉马佐夫是他的当事人米佳所杀，也不应该重判。为 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论证了为父之道，说：“只是生了我的人还不就是父亲，父亲是生了我而且尽了义务的人。”他认为杀死老卡拉马佐夫这样的父亲不是弑父。 他的话根本不是什么诲淫诲盗或者蛊惑。他的话一再被旁听席上的听众的热烈掌声打断。作者在第14章开头写道：“ 费秋科维奇讲完了，这次听众爆发的欢呼声像暴风雨一样，不可遏制。要遏制它是不可思议的：女人们哭了，许多男人也哭了，甚至有两位高官也流了泪。审判长也屈服了，甚至推迟了一些时间才摇铃：‘冒犯这种热情就等于冒犯圣物。’——我市的太太们后来喊道。” 公诉人对他进行了反驳，结果引起了听众的不满和愤怒。律师费秋科维奇进行了答辩。作者说，他“结束了自己的答辩，在普遍的赞扬声中走下了讲坛”。 但是法庭没有采信律师费秋科维奇的辩护，因而造成了一桩冤案。那么，ПРЕЛЮБДЕЙ  МЫСЛИ这个词组究竟什么意思呢？三十卷本的俄文陀氏全集有注释。那里对这个词组做了详细解释，并指出Рак Д.Н.有专文论述这个问题（Рак В. Д.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коментарию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oвания.Л.,Т.4.С.184—188）。 原来是1864年俄国司法改革推行律师制度以后， 律师为挣钱替罪犯辩护，在舆论界引起了激烈非议。1875年，马尔科夫在《声音报》（газ.《Голос》）发表了一篇题为《19世纪的诡辩家》（《Софисты XIX века》），首次用ПРЕЛЮБДЕЙ  МЫСЛИ（逐字译：思想的通奸者，意思就是没有原则的诡辩家）称呼律师，反对律师制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都使用这个词组，也有不作为贬义词这么称呼律师的。例如，著名律师斯帕索维奇在1875年4月末彼得堡律师协会理事会选举之后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就说“Прелюбодей мысли пьёт за здоровье софистов XIX века !”（中译： Прелюбодей мысли 为19世纪的诡辩家的健康干杯！），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说用这种词语形容律师的一些言论毫无价值。这位斯帕索维奇1875年11月为一个虐打自己女儿的富翁辩护，曾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2月的《作家日记》里对他的辩护词进行了评论，称他为“有天才的诚实人”，说他赞成律师制度，称律师是“人类之友”。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全文看，ПРЕЛЮБДЕЙ  МЫСЛИ也并无贬义（可能以上文所引的斯帕索维奇的用法暗喻斯帕索维奇——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帕索维奇是费秋科维奇的原型之一），虽然这个词组后来常常用作贬义而且一些词典也都作贬义解释。处理这类问题是需要译者了解历史背景、具有统观全局的眼光和创造性翻译所不可或缺的胆识的，不能单靠词典。

从这两个词组的译法里，可以看出译者究竟下了多少功夫，也可以判断该译本是否值得信赖。                                  

                              （三）

 没有好译本，抢时间、争夺市场是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陀氏跟别的小说家不同，在小说里常常旁征博引，而且不注明出处。如果原作出版者也不加注释的话，这些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往往就成了翻译的陷阱。前文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属于此类—— через  платок 这种决斗方式，在陀氏三十卷本全集之前的版本里没有注释，遂致众多疏于思考的译者在此纷纷落马。当然，如果译者不是疏于思索， 这类误译也不是完全不能避免的。

其次，译者的学识毕竟是有限的。他不能不依赖原书的注释，即使像耿济之先生这样精通俄文、在俄国生活多年的翻译家也是如此。而原书的注释也是随着学者的研究进展逐步丰富起来的。俄国1972年开始编辑出版《陀氏30卷本全集》历时19年终于出齐。这套全集的注释汇集了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以前没有注释的词句都做了注释。1998—1999年，莫斯科TEPPA出版社还出了一套20卷本的《陀氏文集》（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ТОМАХ ）。这套文集继承了30卷本的注释并有所发展。译者不参考30卷本全集或20卷本文集的注释，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很难把陀氏的小说译好。

最后， 一些担负文化积累重任的权威出版社对出版陀氏著作的重要性和难度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组织有能力的翻译家来认真进行翻译，遂使一些粗制滥造的译本得以鱼目混珠，充斥市场，好的译本难以面世。

综上所述，要改变陀氏在中国的不佳命运，使他获得较好的译本，我觉得起码应该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注意译本更新， 不能总用几十年前的译文。即使好的译本也要根据原著的最新版本加以校订 。

 二、创造一种机制使优秀的新译本进入市场。譬如，有关单位可以公开征寻超过旧译本的优秀新译本。

三、加强翻译评论，揭露那些粗制滥造的译本，使出版社和译者为所出的这种书付出代价；同时使出优秀译本的出版社有利可图。

命运不佳，对陀氏的声望毫无损失，受损失的是中国读者，是中国的文化建设。因此，对此问题，希望大家不要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