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险的证人

   我不知道审判长是否把检辩双方的证人分成两组，也不知道他打算按什么次序传唤证人。他大概都有安排。我只知道先传讯的是检察长方面的证人。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打算把所有问题按部就班地全写出来。况且我的描写有些可能是多余的，因为等进行法庭辩论时检察长和辩护人的发言里将把所有资料和所听取的证言集中在一起加以鲜明独特的阐明，而对这两篇出色的发言起码有些地方我已做了详尽的记录，在适当地方我将加以转达。此外，法庭辩论前突然发生的、无疑对本案可怕结局产生了影响的一个不寻常的完全出人意料的插曲，我也将加以转达。我只指出本案有目共睹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开庭之初就清楚地显示出：同辩护的手段相比，指控的力量异常强大。这一点，在一开始，即当在这威严的大厅里各种事实集中起来、恐怖的流血事件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看出来了。也许从一开始，大家就已明白，此案简直是无法争辩、不容置疑的，实际上不需要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罪犯有罪，而且罪行明显，铁证如山。我甚至认为，连那些急盼宣判风流被告无罪释放的太太们也无一例外地深信被告确实有罪。而且我还觉得，被告的罪行如不那么确凿的话，她们甚至会伤心的，因为否则最后宣判被告无罪就不会那么轰动了。对于被告会被宣判无罪，说来也怪，所有太太几乎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还深信不疑：“他有罪，可是出于目前流行的人道思想、新思想、新感情会赦他无罪的”，等等，等等。她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急不可待地赶到这里来的。男人们最感兴趣的则是检察长同著名的费秋科维奇之间的较量。所有男人都感到奇怪，问自己：对这件定输无疑的案子，即使像费秋科维奇这样的天才律师又能有什么办法力挽狂澜呢，难道他能用这样一个空蛋壳作出什么名菜佳肴来吗？因此就更加密切地注视着费秋科维奇为建立非凡业绩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可是费秋科维奇直到最后他发言时为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都感到他胸有成竹，已拿定了什么主意，已选定了目标，可是这目标是什么——却几乎是无法猜测的。然而他的自信和自负却是惹人注目的。另外，大家也都赞赏地注意到，他来我市一共才不过三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竟能把案情熟悉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对案情了解得无微不至”。后来人们赞赏地讲述说他把检察长方面的证人全都及时地“蒙住”、问倒，主要的是使他们名誉扫地，从而使他们的证言失去了说服力。不过人们认为，他这么做顶多是为了游戏，为了显示辩护才华，以便表明哪种习用的辩护手法也没有被遗忘；因为大家深信他靠这种“抹黑的手法”不能得到大的彻底的胜利，大概他自己对这一点理解得比所有人更清楚，他一定还有备用的策略，还有暂时保密的辩护武器，时候一到，将猛然亮出来。他现在由于胜券在握而不过暂时在嘻戏、玩耍罢了。例如当讯问费奥多尔的侍仆、提出“通花园的门是敞开着”的这一重要证言的格里戈里时，费秋科维奇在提问题时就曾把他问得张口结舌。必须指出，格里戈里站在法庭上并没有因为法庭的气氛庄严和听众众多而有丝毫慌张，他的神态是镇定的，几乎可以说是凝重的。他提供证言时，神态那么自信，就像在家里跟妻子闲聊似的，只是态度更郑重些。要把他问倒是不可能的。起初，检察长久久问他卡拉马佐夫家的各种细节。家庭生活的情景鲜明地呈现出来。人们听得出来，看得出来，证人是憨厚公正的。例如，尽管他对已故老爷怀有极深的敬意，可他仍然说费奥多尔对米佳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有好好教育儿子们。他小的时候没有我照管会被虱子吃了。”他谈到米佳童年时补充说。“在处理妈妈留给儿子的庄园问题上，他也不该欺负孩子。”检察长问他根据什么说费奥多尔在帐目上欺骗儿子时，格里戈里使大家感到惊奇的是竟没有提出任何有根据的材料来，可是他仍然坚持费奥多尔提供给儿子的帐目“不对”，说“应该再付给儿子几千”。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费奥多尔是否真欠米佳钱——检察长随后特别坚持地问过所有可以问这个问题的证人，包括阿廖沙、伊万，无论从哪个证人那里也没有得到准确的资料。所有证人都肯定这个事实，可是谁也拿不出多少明确一些的证据来。格里戈里讲完了费奥多尔喝酒时米佳闯进来把父亲打了一顿并扬言还要回来打死父亲以后，在大厅里留下了一种对米佳极为不利的印象，况且这个老仆人语气平静，没有废话，语言独特，因此他的证言便极有说服力。对于米佳当时打他的脸并把他打倒一事，他说他不生气，早已宽恕他了。谈到斯梅尔佳科夫时，他划着十字说这个小伙子有才能，但愚蠢，被病折磨得心情压抑，最糟的是不信上帝——这是费奥多尔先生和他的大儿子1 教的。但对于斯梅尔佳科夫的诚实可靠，他却几乎是热烈地加以证实了，他马上把斯梅尔佳科夫拾金不昧的事讲了一遍，说他有一次捡到老爷丢的钱还给了老爷，没有匿下，因此老爷“赏了他一个金币”，以后就开始信任起他来。关于通花园的门是敞开的证言，他一再坚持，反复肯定。不过问他的问题很多，我无法全想起来。终于轮到辩护人发问了。辩护人首先问那个“据说”装了拟赠“某女士”的三千卢布的那个大信封。他问格里戈里：“您作为一个服侍您的老爷多年的人，亲眼见过这个大信封吗？”格里戈里回答说没见过，也丝毫没有听谁说过，“直到现在大家开始议论以前”。这个关于大信封的问题，费秋科维奇像检察长问分割庄园一样也问了可以问这个问题的所有证人，而得到的也只是一个答案，即谁也没有看到过，虽然很多人听说过。辩护人对这个问题的坚持不懈的追问，从一开始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请问现在我可否向您提这样一个问题，”费秋科维奇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问道，“从预审中我们知道那天晚上您临睡前曾用一种药酒擦过病痛的腰，这种药酒的成分是什么？”

   格里戈里呆滞地看了看费秋科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咕哝说：

   “放了洋苏叶。”

   “只有洋苏叶吗？能不能想起来还放了什么？”

   “还放了车前。”

   “也许还放辣椒了吧？”费秋科维奇好奇地问道。

   “辣椒也放了。”

   “还放了别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浸泡在伏特加酒里吗？”

   “浸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轻轻的笑声。

   “瞧，甚至浸泡在酒精里。擦完后背之后，瓶里剩下的那部分，被您在您太太念的只有她一人知道的虔诚祷词声中喝完了，对吧？”

   “是被我喝完了。”

   “喝的很多吗？大概有多少？一盅，两盅？”

   “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许有一玻璃杯半吧？”

   格里戈里不吱声了。他好像有些明白上当了。

   “一玻璃杯半纯酒精——很不错嘛，您以为如何？连天堂的门敞开着都看得见，更不用说通花园的门咯，对吗？”

   格里戈里仍然不吱声。大厅里又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审判长动了动身子。

   “您是否准确知道，”费秋科维奇步步进逼地问道，“您在看到通花园的门开着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了？”

   “我当时是站着的。”

   “这还不能证明您没有睡。”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笑声。“例如，假如那时有人问您什么，比方说问您今年是公元多少年，您能否回答得上来？”

   “不知道。”

   “今年是公元多少年，您不知道吗？”

   格里戈里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折磨他的费秋科维奇。说来奇怪，他显然真不知道今年是公元多少年。

   “也许您知道您一只手上有几个手指头吧？”

   “我是个下人，”格里戈里忽然大声斩钉截铁地说，“既然长官高兴耍弄我，我也应当忍受。”

   费秋科维奇好像愣了一下，这时审判长进行了干预，告诫辩护人必须提与本案关系更密切的问题。费秋科维奇听完，尊严地鞠了一躬，声明他的提问结束了。一个在治病状态里能看得到天堂的门是敞开着的并且连今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所提供的证言当然不能不引起听众和陪审员的小小怀疑；因此辩护人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在格里戈里离开前却发生了一个插曲。审判长问被告对格里戈里的证言有何话说。

   “除了门以外，说的都对。”米佳大声说。“他替我清除过虱子，我感激他；他原谅我打他，我感激他。老人一生诚实，忠于父亲，像七百条卷毛狗。”

   “被告，要注意用词。”审判长严厉地提醒说。

   “我不是卷毛狗。”格里戈里嘟囔说。

   “那么我是卷毛狗，我是！”米佳喊道。“既然觉得受了侮辱，那就当我是说自己，请他原谅：我曾经是个野兽，对他是残忍的！对伊索也残忍过。”

   “哪个伊索 2？”审判长严肃地问道。

   “就是活宝......我父亲费奥多尔先生。”

   审判长又一次郑重严厉地告诫米佳用词要注意：

   “您这样会在审判您的法官心目中造成不利于您自己的印象。”

   询问证人拉基京时，辩护人的手法也极为巧妙。这里我要指出，拉基京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检察长无疑是极重视他的。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多得令人惊讶，他谁家里都去，什么都看见过，跟什么人都谈过，对费奥多尔以及卡拉马佐夫家的其他人的经历知道得非常详尽。固然，装三千卢布的大信封，他只是听米佳本人说的。可是他对米佳在京华酒馆的丰功伟绩，对米佳在那里丢人现眼的语言手势描写得淋漓尽致；转述了“洗澡擦子”斯涅吉廖夫在那里受到的凌辱。对于费奥多尔在庄园结算上是否欠米佳钱这个特殊问题，连拉基京也一无所知，只能用一些蔑视性的笼统言词来搪塞，说：“乌七八糟的卡拉马佐夫家乱作一团，谁能弄得清他们谁是谁非，谁能算得明白他们谁欠谁的？”他认为所审凶案的全部悲剧是农奴制根深蒂固的社会习尚和缺乏相应体制、陷于混乱的俄国现实的产物。一句话，法庭给了他发表某些看法的机会。通过此案的审理，拉基京得以崭露头角，受到人们的注意。检察长知道这个证人在为杂志撰写一篇论述当前审理的犯罪行为的论文，而且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思想（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这就是说，他已读过这篇文章。拉基京所描绘的这幅图画阴暗凶险，有力地支持了对米佳的指控。一般说来，拉基京的发言以其思想的独立和高尚赢得了听众的好评。讲到农奴制以及俄国饱受混乱之苦的时候，甚至出人意料地引发了两三声情不自禁的掌声。可是拉基竟毕竟年轻，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错误马上就被辩护人极其巧妙地利用了。在回答关于格鲁申卡的一些问题时，他得意忘形、大谈崇高美德，顺口说了几句轻蔑格鲁申卡的话，说她是“商人萨姆索诺夫的外室”。后来他追悔莫及，因为这句话马上就被费秋科维奇抓住了。这全是因为拉基京根本没有想到费秋科维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能了解这么隐密的细节。

   “请问，”轮到辩护人提问时，辩护人面带极客气乃至尊敬的微笑问道，“我不久前高兴地读过教区当局出版、拉基京先生写的《已故神甫佐西马长老行传》，书里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思想，还附有一篇敬呈主教大人的极好的虔诚献词；您当然就是那位拉基京先生咯？”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出版......那是后来出版的。”拉基京咕哝了一句，他忽然不知为什么慌张起来，甚至面有愧色。

   “哦，好极了！像您这样一位思想家，能够，甚至应当极其广泛地对待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在主教大人的庇护下，您的这本极其有益的小册子得以流传并带来相对的效益...... 不过我主要的是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您方才说过您跟斯韦特洛娃女士很近吧？”（注意：格鲁申卡姓斯韦特洛娃。这我是今天在诉讼过程中第一次听到的）。

   “我不能为我的所有熟人负责......我是个年轻人......而且谁能为他遇到的所有人负责呢？”拉基京满脸通红地说。

   “我理解，太理解咯！”费秋科维奇喊道；他像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急于想道歉似的。“您像任何一个青年一样，愿意结交年轻漂亮喜欢接待当地青年精英的女人，不过...... 我只想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情节：我们知道，斯韦特洛娃两个月前极想认识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要您把他领到她那里而且一定要在他身穿修道院服装时领去，她答应您一领去就给您二十五卢布。据悉，这件事就是在构成本案基础的那场灾难发生的那天晚上完成的。您把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领到了斯韦特洛娃女士那里，您当时就得到了斯韦特洛娃女士赏给您的二十五卢布。这就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否真有此事呢？”

   “这是开玩笑...... 我看不出来，这件事为什么会使您感兴趣。我收下这些钱是开玩笑...... 打算以后还她......”

   “这么说，钱是收下啦。而且直到现在没有还......也许已经还了？”

   “这毫无意义...... ”拉基京咕哝道。“我不能回答这类问题...... 我当然要还。”

   审判长出来干预，辩护人当即宣布他对拉基京先生的提问已经结束。拉基京离开证人席时已有些灰溜溜的了。慷慨陈词所造成的印象已被破坏。费秋科维奇目送着他，那眼神好像在对听众说：“瞧你们这些高尚的指控者！”我记得，这时米佳也制造了一个插曲。米佳被拉基京谈论格鲁申卡的轻蔑语调所激怒，忽然在座位上喊了一声：“贝尔纳！”等拉基京被问完以后，审判长问他有何看法时，他大声喊道：

   “他不断向我这个被告借过钱！可鄙的贝尔纳，追求名利，不信上帝，蒙骗主教大人！”

   米佳当然为言词激烈又受到了告诫。拉基京遭到了彻底揭露。斯涅吉廖夫上尉的出庭作证，结果也并不美满，不过是由于迥然不同的原因。他站在法庭上衣服又破又脏，皮靴上沾满泥垢；尽管事先采取了防范措施并进行了预防“鉴定”，但到了法庭上却忽然发现他已酩酊大醉了。问他米佳如何侮辱他时，他竟忽然拒绝回答。

   “算啦。伊柳沙不让说。上帝在那儿会报偿我的。”

   “谁不让您说？您方才提到谁的名字？”

   “伊柳沙，我的儿子：‘爸爸，爸爸，他把你侮辱得多么厉害啊！’这是他在大石头旁边说的。现在他要死啦......”

   上尉忽然号淘大哭起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审判长面前。他在听众的笑声中被匆匆拽了出去。检察长预定的效果丝毫没有产生。

   辩护人继续运用各种手段；他对案情无微不至的了解，越来越使人们感到惊奇。例如特里丰的证言就造成了极强烈的印象，对米佳当然是极其不利的。他几乎可以掐着手指算出来：米佳在灾难发生前一个来月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时挥霍了起码不少于三千卢布，或者“差一点儿。单是给那些吉卜赛女人甩了多少啊！对我们那些满身虱子的乡巴佬儿出手不是每人半卢布银币，起码是二十五卢布钞票，从来没有少过。当时人们偷了他多少钱哪！偷的人又不留下证据，哪儿能抓到呢，况且他还挥金如土！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强盗，不讲良心。我们那些丫头们得到了多少钱哪！我们村从那以后就富起来了，原先是个穷地方嘛”。一句话，他回忆出了每一笔开销，帐目算得准确无误，就像有算盘似的。这样，米佳说他只花了一千五，剩下的一千五缝在香囊里，就不可思议了。“我亲眼所见，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像拿着一戈比似的，我用眼睛打量过，我们怎么会不识数呢！”特里丰喊着，竭力讨好“官长”。等轮到辩护人提问时，辩护人几乎没有试图去推翻特里丰的证词，忽然谈起了这么一件事：米佳第一次去莫克罗耶狂欢时喝醉酒在门斗里掉了一百卢布，驿车夫季莫费和农民阿基姆捡着交给了特里丰，特里丰赏给了他俩每人一卢布。辩护人问特里丰：“您当时把这一百卢布还给了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特里丰百般抵赖，但在讯问完两个庄稼人以后不得已承认了，但补充说当时就交给了卡拉马佐夫先生，“诚实地交给了卡拉马佐夫先生，但卡拉马佐夫先生当时喝得醉醺醺的，未必能记得住”。因为他在讯问那两个证人前矢口否认这一百卢布的事，所以他后来说的把钱还给了醉醺醺的米佳，自然引起了极大的怀疑。这样，检察长提出的另一个危险的证人退庭时也是人品受到怀疑，名誉受到极大损伤。两个波兰人的遭遇也是如此：他俩出庭时趾高气扬，大声说，第一，他们是“为国王效力”，第二，米佳先生曾提议用三千卢布买他们的荣誉，他们看到过他手里拿着好多钱。穆夏洛维奇先生在发言中夹杂了大量波兰词儿，看到这么做的结果竟提高了他在审判长和检察长心目中的地位，便彻底大胆起来，开始完全讲波兰话。可是费秋科维奇把他俩也抓住了：特里丰不管如何支捂搪塞，最后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那副牌被弗鲁列夫斯基掉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先生分牌时并且偷换过牌。这一点，卡尔加诺夫后来作证时也给予了证实。两个波兰人离开时也是蒙受了一些耻辱，甚至引起了听众的一阵笑声。

   危险的证人几乎都遭遇到了同样的下场。费秋科维奇使他们每个人品德都蒙受了玷污，垂头丧气地离去。法学爱好者和专家们欣赏着，只是看不出来这一切对最后的重要结局能起什么作用，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大家都感到铁证如山，无法反驳，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可是大家从“魔法大师”的自信里看出来他是泰然自若的。大家都在期待着：这样一个人没有把握是不会轻易从彼得堡来的，而且也决不会空手回去。

附注：

1.这里格里戈里以及下文检察长都把伊万当成了费奥多尔的长子。疑是作者笔误。

2. 伊索本是古希腊寓言作家，不知为什么米佳把他父亲叫做伊索，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