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承誌，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2010年，金承志和上海音樂學院兩位校友一起創辦了「彩虹室內合唱團」。起初彩虹的成員多是音樂學院的學生，2014年底他開始引入校外的愛好者。現在的團員90%以上是非音樂行業從業者，有全職媽媽、流浪歌手、醫生，也有做投行的、人類學博士等等，每週六他們都會從全國各地趕到上海參加排練。2016年《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哪裡了》第一次把金承志和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帶進公眾視野：60位衣著正式的演唱者，一本正經地絮叨了6分多鐘找室友要鑰匙這件生活瑣事。除了歡樂的作品，金承志也創作《澤雅集》《白馬村遊記》等相對嚴肅的作品。 「這時候在上海有一個唯一沒有開除我的合唱團，叫彩虹室內合唱團，因為這個團是我創立的。我開始去問我們的團員，你們覺得我排練的時候有什麼問題嗎？或者說，你覺得這個作品應該怎麼排？」 「這些東西都是切切實實、真真正正發生在這個城市裡面的事情。我們不是刻意噴薄什麼東西，而是想用歌聲記錄這個城市。」

【一席】演讲者：金承志

2014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因为有四个合唱团突然之间跟我说，金先生，很抱歉，我们不能跟你合作了，因为你的排练手段太“野生”，“户外”，你好像在排练的时候只注重我们快不快乐，不注重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进步。这件事情很可怕。

第二个可怕的事情，是我突然间写不出作品了，不知道该从何写起，甚至我的作品还被禁演。

第三件事，是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父亲不做生意了，所以我从一个贵公子坠入了凡间。开个玩笑。

那时候的我面临着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同学都建议我，你还是放弃合唱团出国吧，留学回来后可以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觉得蛮好的，出国留学，做得好就回来当老师，做不好就开饭店。 

但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彩虹合唱团在台湾演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在后台上洗手间时，突然听到了“砰”的一声，我赶紧往外跑，结果看见我们团的柳扬倒在血泊中。

因为这时候正好是黄昏，后台的灯还没有开，里面很暗，她下楼的时候摔倒了。她摔得很重，头破了，脚也扭伤了，身上都是瘀青。我们赶紧把她扶起来，准备先陪她去医院。

这算是演出当中的事故了，而且马上到我们演出了。我就去跟舞台监督说，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上台。因为当时的编制是一个Chamber Choir（室内合唱团），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也就是说少掉一个人就可能缺失一个声部。这个缺失很可能使这个作品没有特色了，甚至是没有办法演出，所以我已经做好不上台的准备。

这时候柳扬突然回来了，头上贴了块纱布，说我要上台。柳扬是一个性格很强的女生，我说不过她，好在最后她没有留疤。这个时候我们的女生说，你脚肿了没有办法穿高跟鞋，我们也不穿高跟鞋了，全部赤脚跟你一起上台，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赤脚合唱团在台上唱歌。

我跟观众解释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女生受伤了，为了让她看上去跟我们一样高，所以我们所有人决定脱鞋陪她，观众用很热烈的掌声回应我们。

这件事给我一个思考，它是不是我做合唱团的理由？或者，这是不是他们坚持在这个团里面唱歌的理由？

带着这个困惑，我正好从台湾回到温州。那时候我父亲要养病，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就陪着我父亲上山了，在山上租了一个小房子。我父亲以前是做企业的，退休了以后他开始想试试看种田，结果一种不可收拾。我母亲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所以她一天到晚都在打扫房间。

这两个人很忙，我就跟自己玩。我去溪边，把脚放在溪水里面，喝冰镇啤酒，很快乐，也很胖，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爸每天黄昏的时候会回来，他会带一堆钓的鱼回来，有时也会把熟了的菜摘回来给我们吃。

晚饭过后，我们就在自己家门前支一个茶摊，路过的行人也好，过来玩的村民也好，都可以来喝茶。但是相比于村民喝的茶，我们家喝的茶会稍微浓一点。村民们是直接摘了茶叶，简单泡一泡就喝了，我们的茶发酵了就比较浓。

村民们喝完以后，第二天就到我们家门口骂街，说，我是八点钟就要睡的人，喝完你这个茶我三点钟才睡着，我早上五点是要去种田的。他们很生气，指着我爸说，睡觉很重要。

那时候我在旁边突然就笑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们，其实是觉得睡觉没那么重要的。

到了夏天，村民们会有一个祭祀活动，山下的人和四面八方的人会回到山上，大家在宗祠里面一起吃流水席。我跟父亲很好奇，说我们俩也去吃吧。我们交了钱去吃饭，大概吃了十分钟就吃饱了，站起来准备走。有一个村民问我，你下午有事呀？我说没事啊。

我发现村民很容易生气，他就生气了，说没事你吃那么快干什么？我说吃饭嘛。他说既然是节日，你就要慢慢吃，你吃这么快，你怎么知道什么味道呢？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我自己已经忘光光了。

我开始以非常慢的速度生活，开始在村庄周围散步。有天我走啊走，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在桥边荡脚丫。这个意境也被写到青年作曲家金承志的《泽雅集》里面，你们如果去听可以听到这个歌词。

看到这两个小朋友，我就说小朋友，这样很危险。他说，要你管。我说你父母很担心你们吧。她说，我快乐。她跟我讲的真的是这三个字，我快乐。那个小男孩又说，关你屁事。又说了一遍，非常粗鲁。

但我发现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而且很多时候时间应该用来被浪费。

下山以后，要过年了，我那时候正好在上海，住外滩附近的朋友就邀请我去跨年，是在外滩的一个酒吧里面。

大家都知道像我这么可爱的音乐家，耳朵是很敏感的，所以进入酒吧以后我的耳朵就不行了，要爆炸了。快到新年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兴奋地倒数，Five，four，three，two，one，happy new year！

大家都很开心。桌子上有很多假的美钞，大家就往天空中撒，像冥币一样。然后我就站在一个离他们稍微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看着，感觉像是一个外星生物在观察人类的生活。这种感觉特别地抽离，我突然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就想回家了。

走到楼下的时候，旁边有好多救护车。我以为这是外滩的一种习俗，喝醉了以后要打架，打输的人就被送进医院。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才看到新闻说外滩踩踏死了40多个人。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们楼上是天堂，楼下是地狱啊。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觉得这个生活好像根本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要的。出国留学，好好工作，然后这样开展我的人生轨迹，不再去碰音乐了，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做一个可爱的胖子，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2015年这一年我要试试看好好排练，如果可以排好，这个合唱团就很好。如果排不好，我就去开饭店。

这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唯一没有开除我的合唱团，叫彩虹室内合唱团，因为这个团是我创立的。我开始去问我们的团员，你们觉得我排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作品应该怎么排？

这其实很不常见，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思维当中，指挥很像将军，将军很少会去问士兵该怎么打仗，这就好比足球队的教练去问他的后卫，你能告诉我后卫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吗？大家肯定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当时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是做指挥的，有一个评价说，金承志是指挥当中相声说得最好的。这句话就是说，你除了排练，其他都还好。所以我就跟我的团员说，你们骂我吧，当自己儿子一样骂。

一开始团员不适应，都不敢跟我提意见。到后面我得叫他们说轻一点，不要人格侮辱。这样一些意见给到我以后，我开始发现人要真诚面对自己的缺点。我去各个合唱团学习，经常会去蹭别人的排练，看别的团的指挥是怎么排练的。

有一段时间我会跑到其他合唱团去唱歌，我们的团员非常不满，说，你是我们团的指挥呀，你跑到其他合唱团去唱歌，就代表我们团比其他合唱团要差。我说，对啊。

我们从一种上下级关系，一种从上至下的压迫，从上至下的教育，变成了一种平级关系。这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第四节课快下课的时候，突然数学老师推门进来，说再做一份试卷。

我跟你约定好的今天只上四节课，为什么最后要多出一节课来？我们的团员也有这样的感受。以前排练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现还有东西可以讲，我就会拿出来说，又拖了十分钟。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做计划。从乐季计划，一个音乐季要演什么，到每个月的计划，到每周要排什么，到每五分钟讲什么内容，都全部写好。到了九点的时候我就像鬼上身一样，突然之间谱子一合，一跳，就开始跑。

开始团员特别不适应，有的时候还在唱歌，就反应不过来，啊？结束了？再到后面大家渐渐习惯了，喔，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九点结束就九点结束，你不浪费我们的时间，那好，我每次都来，我也不迟到。

这种默契其实是渐渐形成的。指挥首先要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你。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给我们的团员多一点东西？比如我们的谱面会用到很多标记，渐强、渐慢、渐快等等这些意大利语或者德语的传统音乐术语。

我们团的团员很多都是没有经过音乐训练的，很多都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对于素人来讲这些标记其实是蛮冷冰冰的，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就自己设计了一大堆，几乎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标记。

我一个个解释给大家看，比如第一张图，史诗般的魔幻嗓音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对《张士超》这首歌的开头会有一点印象，很响，一开始就跟天崩地裂一样。因为它要表达你的钥匙丢掉了，或者说你找不到钥匙的那种痛苦的心情。

比如说在《春节自救指南》里面的“都是为你好”，旁边写着“非常假惺惺地”；比如最近我写的那一首《小小火车》，就是《旅行者一号》，这里边我用了第一个表情术语，叫作像旺仔牛奶一样好喝，第二条叫旺仔QQ糖，到最后越来越开心的时候，就叫旺旺大礼包。

旺旺是什么样子？旺旺是这个样子笑的。当你想到旺旺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嘴角就往上，很快乐的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提示作用的。

我们在排练中会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我也会告诉我的团员，哪一块肌肉要打开，怎么样唱，怎么做渐强，怎么做rubato（弹性速度），但同时要用一种更加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来帮助他们，这样他们会更好地去理解。当然了，其他团可能就看不懂我这个谱子了。

这种不要脸的精神也体现在我的作品当中，我以前不是这样写的，而是遵循着在音乐学院里面的一种非常清楚的逻辑。当你有了乐思，那接下来要填充一些和声。和声填充完了以后，如果你写的是人声作品，你可能要先出一个人声谱，然后你还要把它变成有配器的，越来越复杂的，包括有无复调的。

这些设计完了以后，能保证你至少达到60分。但这有一个坏处，就是你可能会一直在60分附近徘徊，因为你满脑子可能还在想我该怎么细化我的技术。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写作品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妈在浴缸里面放水，放了大概有五分之一左右，我就迫不及待想进去。一跳进去巨烫无比，我妈放的是几乎像开水一样烫的水。

于是我就这样在里面跳，一边跳一边唱歌，然后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阿西基那溜冰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首歌什么意思，可是直到现在我都能回忆起它来。每当我在做一件别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像警报一样在我脑海里面环绕。

这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是你创作的第一动力。在我写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从脑海里面搬出来。

欧阳修说“马上、枕上、厕上”，我把它改成了高铁上、枕上、厕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出差经常坐高铁。枕上大家很好理解，那厕上呢？我在我们家有一个黄金风水位，我妈拖地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穿着裤子坐在马桶上的男人，双眼眺望远方。

一开始她会被惊吓到，后来她也习以为常了，问我，在创作啊。我说，对，史诗巨著，请勿打扰。

我以前不在咖啡厅写作，我觉得著名作家在咖啡厅写作那些都是骗人的，这么吵，怎么会有人去写作呢？后来我离不开咖啡厅了。

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厅大概就十平米左右，里面挤满了人。有一天中午我想去写点作品，进去以后只有一个空位了。我被一群音乐学院的女生环绕，被迫坐在了中间，然后她们就开始聊天了。

我经常提到我的耳朵很厉害，很敏感，声音一旦响亮了以后，我就会开始躁动。隔壁是一群白领，本来是各自聊各自的，结果一个人说这个明星出轨了，那边说他又出轨了，两边就开始聊。

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畅快的聊天环境，我被夹在中间。这个时候我想起我要写的一首作品叫《渡口》，《白马村游记》里的，本来是非常温柔的，要等待一个人回来的故事。

后来我突然之间觉得这些人嘴巴张大的样子很像鬼，然后我就想，要不写个鬼故事吧。这个时候开始，环境就慢慢慢慢变成了静音。这些女孩子们非常可爱，我就假想她们是女鬼。

咖啡厅的老板非常非常胖，声音非常浑厚，他讲话是“呃……”，我在想，他应该是划龙舟的鬼族，他可以“呃……”这样发号施令。然后我又听到咖啡渣倒掉的声音，“砰…砰”的，是很低的声音。我觉得这应该是龙舟上面的鼓点，“咚…咚咚咚…咚咚”。

这时候我发现整个环境都变了，然后我就开始笑，很开心。想象中的龙舟就在我眼前划过，我拿出手机赶紧开始记，把一大堆歌词记下来。记完了以后，把鬼故事写完，我站起来跟他们鞠躬说，谢谢。

这些东西其实在慢慢慢慢填充我，也慢慢慢慢地让团员对我加重了信任，所以我们之间的排练就开始进入正轨。我们的合唱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些人。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朋友叫许诗雨，我跟他大学二年级一起修一门合唱课，上课这一年，他经常坐我旁边一起唱歌，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五年了，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走廊里面说，承志，你现在在干吗？我说在排彩虹合唱团，你有兴趣来唱歌吗？他说，有啊。我跟他说了我们每周什么时候排练。他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

当我们都确定了日程以后他跟我讲，但是承志啊，我不认识五线谱啊。我说，你当时不是跟我一起在合唱团里唱的吗？他说，我都是听你唱，我混的。

我赶紧跟他说，诗雨，是这样的，我看你也是成功人士，你挺忙的，我们每周排练都很辛苦，要不你别来了。他说，没关系，我每周都能来。他就真的每周都来。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承志，我辞职了。我说你辞职干什么？他说老板让我加班，今天晚上有排练，我就不加班了。他现在成为了我们的运营总监，在我们合唱团唱了三年。这是现在的他，可见男生要唱合唱，还是要付出一定的发际线的代价的。

下面这位朋友，他不一样，他12岁那年就秃了。2015年的时候，他在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学钢琴的，他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讲，经纬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当我们的钢琴伴奏？然后他就从布达佩斯坐飞机到上海来参加排练，很猛。那一年如果不是他这样远程人道主义精神支持我们，我们都没有钢琴伴奏。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比如说刘念。刘念是我们团著名的“高铁侠”，他的头发是我们当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不好意思，其实我应该先讲刘念，应该让你们看到一个头发渐渐变少的过程。

这位高铁侠他每周都要从南京坐高铁到上海来排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除了他以外，还有好多同学和朋友。大家都以为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全在上海，其实我们只是在上海排练而已，我们有南京的、苏州的、合肥的、杭州的、桐庐的，很多人从天南地北聚到上海排练。

除了这种五湖四海的连接，大家的工作也很不一样，团员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

“变态”其实指的是像我、吴经纬、许诗雨这些，我们有一个族群，我们称自己为变态。剩下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歌剧演员、医学翻译、数据分析师、科学家等等，这些人的连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充实。

大家想，如果这些人都在给我提意见的话，这个意见就不是单纯从音乐出发，他们会用自己本行业的思考方式告诉我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团有个成员叫严实，他之前来过一席，他是人类学博士。他比我早登台大概两年，在这里讲了很多人类学的知识，所以他每次都会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来批判我。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过去了，很快就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在自己心里面说的，如果这个团没有进步，我就去开饭店的时间。2016年1月9号，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们要演《双城记1》。

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曲目都有一些枯燥，我怕观众最后有点坐立不安，会睡着，我说那我写一个返场歌曲好了。写什么呢？我突然想到有一段很悲惨的经历，是跟在寒风中等待一个人有关的，我就把这个丢钥匙的故事写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