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者西北东南注：讨论历史、政治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先抄一段文字介绍作者和他的文章， 

       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为《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13年4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写了序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读了访谈录，我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痛心。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牢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让‘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和暴行重演。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生命不会重来，唯愿悲剧不再发生。”

（续三，结束篇）

4。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十二年规划”和“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十二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转贴者注：作者在上面所提到的几位科学家，其中华罗庚、罗沛霖、王守武、疏松桂 4 人是1950年前后从美国归来。其余几位，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王光美的四哥，电讯专家，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似无留学背景；孟昭英——两次留美，1947年初回国，清华教授；马大猷——1946年8月回国，北大工学院院长；钱伟长——1946年5月回国，清华教授，都是较早回国的学者。）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5]（转贴者注：对文中关于北京大学成立计算技术系及第一届学生等内容有些疑问，大致一查，未见此说。另，早就听说，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第一、二届毕业生，大体如文中所讲情况，或许是张冠李戴了？暂时存疑、待查。）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转贴者注：屠守锷为抗战胜利后回国，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图4，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图5，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6]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图6，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7]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图7，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